湘江副刊·潮头|撤往后方:抗战时的大湘西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7-22 08:14:01


兵工厂石壁上的“劳工神圣”题词。作者供图

杨国华

“我做了一个梦,醒在了加沙的早晨。废墟像座座高山,人民在痛苦呻吟。梦里没有鲜花,盛开的只有炮弹……小小的肩膀背着战争的重担……加沙的孩子长不大,炮火毁灭了他的年华。一双双眼睛里没有了童话,只有无尽的仇恨与害怕……诺亚方舟何时停靠在苦难的加沙……”一首《加沙的孩子长不大》在抖音里不断地刷屏。尽管加沙远离中国3700公里,但对经历了14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而言,那里人们的苦难同样令人感同身受。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战争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全民抗日。华北、华中、华南大片领土相继陷落。何处是中华民族绝境复兴的“诺亚方舟”?

13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3%的大西南担负起了这一重担。难民伤兵、民族工业以及民族文化,在这艘“方舟”里休养苏醒、发展壮大……而湖南大湘西则是“方舟”的重要通道和组成部分。

大地觅栖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随后武汉、长沙会战。大量难民和机构取道湘川、湘黔公路和沅江、 水西迁。怀化作为战时大后方和通往西南的战略要道,加之雪峰山天险,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人员西迁的重要站口。一时间,怀化各区域人口激增,工商云集,携家带口的难民,更是塞满了沅江、 水沿岸的城镇。

辰溪紧邻军事重镇常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难民相继流入,且基本定居在县城辰阳,致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约占全县总人口19万人的50%,其中沦陷区难民人数由抗战初期的2.5万人增加到5万余人。他们中有的设摊沿街叫卖,有的去厂矿、店铺做小工,有的则流落街头靠救济过活。1939年,县政府设立两个“难民收容所”,共收容特困难民2628人,每人每月发给供养费5元。对年富力强有谋生技能者,则给资遣散,促其自谋生路,县府则尽力为他们提供宅地和建房木材。还在县城城隍庙开办了“难童学校”,除予免费受教育外,还发给学生衣服、鞋袜及棉被等,较好地解决了难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晃县,这个仅有2.5平方公里的边陲小镇,人口迅速激增至4万多人。坐落在晃县龙溪口老街的姚家院子,有一座基督教“福音堂”。它置身于有着典型中国江南窨子屋特色的民宅小镇中,在细雨下尤显孤独。门锁着,但能透过围栏看到四根巨大的柱子排列在一个高起的台座上。谁能想到,这座教堂是1937年抗战以来晃县收容所的中心之处。至1945年,以这座收容所为中心,收容伤员3000余人,收容难民1143人,救济过境难民5022人,发放救济大米431石,发放赈款184216元。

工业大转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对沿海、沿江工业进行内迁。相继建立了以湖南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

1938年始,上海中国机器厂、新成布厂、汉口精益铁工厂等30余家企业迁入沅陵,沅陵的工商企业随之勃兴,工矿业一度达到100余家。同时迁入辰溪的有汉阳兵工厂、华中水泥厂、上海亚洲制刀厂、中亚机器厂、利生棉织厂等50余家,职工逾万人。

从辰溪县城沿223省道往孝坪镇方向,离县城近十公里,左边一条分岔公路渐渐隐于密林。最后消失于一个约两公里长、三层楼高,极其隐蔽的天然大溶洞中。溶洞横卧在崇山峻岭中,蓝天白云下可见两边壁上连着无数小洞,悬崖顶上还有很多陈旧的砖石垒砌的石头房。工人们利用孝坪三面环山、溶洞众多的特点,在此生产子弹和炮弹。时任兵工厂厂长庞馆麟题写的“巧夺天工”“劳工神圣”和“1944.9.1完成”的石刻,以及3幅“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留念”的岩画,在溶洞中段左侧的崖壁上依然清晰如昨。这座当时湖南境内唯一的兵工厂,通过铺设的人力轨道矿车相连,各种原料、生产出来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各个车间,而成品“毛瑟手枪”“汉阳造”“中正式”步枪,捷克式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各种子弹、手榴弹、炮弹,被装箱运输,日夜兼程地送到前线将士手中。战事紧张时,日本侵略军离兵工厂所在地不足百里,美国罗斯福总统称其为“最前线的兵工厂”。70多年过去,笔者此刻置身于兵工厂溶洞内,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机器轰鸣的盛况。

彼时的辰溪,工厂林立,一跃成为湖南战时一个颇具生命力的重要工业城镇。当时《大公报》载:“自抗战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目前工厂林立,纵横10余里,每值华灯初上,恍如武汉三镇之夜景。”

“安江纱厂”,位于湖南怀化安江镇。原湖南第一纱厂,系同盟会会员吴作霖于1912年创建,原址长沙河西银盆岭。1930年,已具50000纱锭、248台布机、2200千瓦发电设备、3000余名工人。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冬迁沅陵柳林汊,后因战事紧迫再迁黔阳安江。

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长沙屡遭日军飞机轰炸。厂长唐伯球派人赴桃源、沅陵、辰溪一带勘察西迁厂址。先选定一面临水,群山环抱,处境幽深,能泊较大船只的沅陵柳林汊。然才至10月,武汉沦陷,日军逼近岳阳,不得不再次选址。最终选定水陆两便,又有雪峰山天险作屏障的安江东岸滩地。由于要预防敌机空袭,纺纱、织布、动力、仓库、宿舍需依地形相互间隔一定距离,迁建工程进展缓慢,4月有余才在200余亩的滩地初具雏形。

至1942年初,240台布机正式投产,开出纱锭10400枚,全年共生产棉纱7018件,棉布274.4万米。抗日战争期间纱厂除了肩负生产军布的任务,在常德会战中,全厂员工还捐献了15架飞机。

如今的安江纱厂,已被打造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复古的黄色建筑与远处耸立起的高楼大厦遥相呼应,现代化大厦与之产生着强烈的对比。战火的硝烟已褪去80年,但那块民国三十三年的纱厂叙事碑,那描红的文字,镌刻在斑驳墙体上的生产标语,还有那段历史的洪流,将永远沉淀在大湘西这艘护佑了中华民族工业的“诺亚方舟”里。

留存文化的种子

湘西7月,蛙语蝉鸣,每到这个时节,酷暑、水涝交替。

龙头垴在辰溪县城的东南隅,我每次往辰溪都会去此驻足。在辰溪众多的景点中,唯她游人罕至,呈丘陵状的小山上一块“湖南大学旧址”石碑,除了孤证1938—1946年湖大湮没的历史,就只有疯长的野草与沅水江面上闲来的风声。目睹此境,笔者眼前不禁浮现出如今矗立在湖大设计艺术学院门前,石柱上刻着“历史不会忘记”。

1938年秋,武汉、广州沦陷后,战火逼近湖南,教育机构纷纷内迁沅陵、麻阳、辰溪,1938年4月—8月,湖大的岳麓书院、图书馆、科技馆等先后遭到了日军的轰炸,损失惨重。曾任湖大文学院院长的辰溪人向绍轩,向当时的湖大校长皮宗石极力推荐迁往辰溪,湖大最终决定西迁辰溪。当年10月,46名教授,535名学生,携工人家属及图书仪器设备从长沙岳麓山出发,出湘江,溯沅水,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落址辰溪龙头垴。

湘西盛产木材,教室、师生宿舍、实验室、食堂、大礼堂……总计104栋全木质建筑,依龙头垴山势构建。找到栖息之所的湖大师生,在街头巷尾、城市乡村,一边学习研究,一边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利用代写书信、话剧演出,为前方将士捐募钱粮、征募寒衣。《古城怒吼》《重逢》《苗可秀》《凤凰城》这些抗日话剧,把敌后抗日斗争的勇敢机智场面再现在西南大后方舞台上,抗日烈火在僻静的山城人民心中熊熊燃起。

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据《西南联大校史》载: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第三路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及11名教授组成,由黄钰生教授领导,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昆明。

“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闻一多、梅贻琦这些大师与师生们一样,土黄色的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军。他们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于4月28日抵达昆明。一路行来,旅行团感受到了侗、苗、羌、彝各族民众的纯朴和热情。当队伍进入湘黔交界的玉屏,县长刘开彝率各界代表及童子军列队欢迎;进入贵州腹地,村寨地保不间断地敲锣,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诗人穆旦创作了名动一时的组诗《三千里步行》之一:

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

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

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

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

我看到一艘满载游客的客轮从沅水江面驶过,犁开的江面荡起一圈圈的涟漪。“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是中国西南这艘“诺亚方舟”,于风雨飘摇中,在4万万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下,留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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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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