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汤素兰作品中的“笨狼”之前，不妨摒弃一种将“狼”视作秩序破坏者和道德败坏者的偏见，转而考察“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在此我们遭遇的将是一连串不可化约的悖论：狼既是荒野暴力的化身，亦是生态智慧的旗手；狼既是个体自由的象征，又是社群忠诚的典范。一旦意识到这是一种符号性悖论，而非实在性悖论，我们便能反身赢获一种自我勘察的自觉。

在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狼始终作为一个邪恶的诱骗者和贪婪的掠夺者而服务于文本运行，它永远被囚禁于一个兽性——暴力的位置；然而，这种策略性锚定也在象征层面积累了相当的语义能量，以至于其积累过程本身就可被视作一种有待进一步阅读的“症候”。显见地，狼作为一个危险的“他者”而存在，完全取决于叙述本身的设定；以往的阐释习惯于挖掘这一叙述本身的结构和内容，但更值得深思的恰好是这一设定得以可能的前提。譬如，在《格林童话》中，当狼讽刺“小红帽”不顾林子里的一切美好，只顾着往前走就像去上学一样的时候，成人对儿童的规训、文明对自然的压抑已被悄然内嵌于故事之中了；质言之，“狼”这一“外部”威胁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小红帽”早已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上学”这一“内部”规训之中。就此而言，狼之恶不过是人之恶的一个投射，狼之狡猾与伪善也不过是文明之缺憾的一个映现。这并非来自读者角度的个人化阐释，而是有着作者意愿的支持，请务必记得《狼和七只小羊》中叙述者在描写完磨坊主助纣为虐后发出的感叹——“人就是这个德行！”

如上，我们经由“狼”这一“症候”获得的不再是浅表化的道德教诲，而是符号运作本身的残酷真相：在“狼”这一近乎刻板的他者化镜像背后，是人类中心视角下的社会性“规训”（Discipline，福柯语）和主体性“征唤”（Interpellation，阿尔都塞语）。事实上，所有狼的言说都是人类喉咙发出的声音，所有关于狼的叙事行为都是人类借助符号所进行的自我阉割行动；解构的契机由此而来——传统儿童文学叙事中“狼”所关联的“他者”因素完全可被改写为“自我”的构成部分，传统儿童文学中“狼”所标记的“陌生恐惧”完全可以被扭转为“差异好奇”，更重要的是，“狼”在主体位面的“残缺”状态可以催生出对完整的创造性追求；这些，尤其是最后一点，正是汤素兰“笨狼”系列作品得以生成的核心线索。

让我们回到汤素兰作品中的“笨狼”。“笨狼”之“笨”，并非指向后天智力层面的缺陷，而是传示着先天心性层面的本真；正是这种本真的赤子之心，不仅维系着“笨狼”涉世过程中的好奇和善良，也标记出了一个鲜活生命的自由开显轨迹。表面上，“笨狼”总是因好奇而闹出笑话、因善良而被欺骗，但最后，“笨狼”总能因祸而得福，而得成长，进而为文本开辟出无限的隐喻纵深。为了让“笨狼”这一形象更生动、更具寓意，汤素兰引入了“聪明兔”“棕小熊”“猫小花”“胖棕熊”等等一系列关联形象；仅就其中的“聪明兔”而言，“笨狼”解决不了的所有问题“聪明兔”都可以解决，如此，“聪明兔”不仅成了“笨狼”生命旅途中的一个合作伙伴，更成了“笨狼”跃入世界时的一个亲密影子，甚至，“聪明兔”就代表了“笨狼”的生命尚未被开显的那一位面。在符号层面，“笨狼”这一能指之所以拥有无限的生产性和启蒙性，恰好是因为它能与“聪明兔”“棕小熊”“猫小花”“胖棕熊”等等一系列能指链进行意义链接和情绪互动；至此我们看到的是“笨”的多重启示性，它是对抗功利主义的盾牌，它是乐观主义的源泉，它是生命社会化艰难历程的隐喻，它更是以童真照见世界异化的法门。

然而，问题不止于此，这种“笨”与其说是为了重构“狼”之形象以颠覆既往的儿童文学叙事模式，毋宁说是为了返回童话之本原来擦亮童话的隐喻属性。经由“笨狼”这一符号枢纽，自然世界中残酷而先定的生物链秩序被扭转成了符号世界中充满可能的意义互动状态，这或许才是“笨狼”作为童话形象的最大魅力所在。貌似是“聪明兔”“棕小熊”“猫小花”“胖棕熊”等等一系列形象帮助“笨狼”不断打开自己的生命，实则是“笨狼”以生命本身天然的阙如与虚怀为引擎，让无尽的“他者”打开了各自生命的不同位面；就此而言，“笨狼”之“笨”不仅是个体生命获得开显的原初动力，也是让世界众生相得以如其所是地现形的辐辏点。

汤素兰申言：“笨狼是一个善良、天真、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心的孩子，是你，是我，也是他。”在一个“童年消逝”（尼尔·波兹曼语）的时代，“笨狼”所擦亮的不只是每一个孩子的天真，更是每一个成人身上的元气。这无异于说，对于我们这些文明中的成年人而言，唯有释放个体身上被压抑的童年，方有望筹划我们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