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4日，国务院批准醴陵撤县设市，同年8月15日，醴陵市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批县级市。2025年，恰逢醴陵撤县设市40周年。历40载发展，这座湘东小城，已经从传统的内陆农业县，成长为GDP近千亿的县域经济强市，俨然成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鲜活样本。

由“县”到“市”，于一座地方小城而言，意义非同寻常。看似只是一字之变，但其背后牵涉的政策资源、行政权力、功能侧重等，都有很大不同。城市能级提升赋予了醴陵全新的发展视野与使命担当，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揭示的，醴陵1985年的撤县建市，赋予了醴陵更大的自主权，充分释放了市场活力，让醴陵成为领衔一方的经济强县（市）。

经济学研究讲究定量分析，这同样适用于解读醴陵40年发展成就。那么，不妨从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这两个关键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来分析，40年时间，醴陵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它的经验秘诀是什么？对走好未来的路又有何启示？

从地区经济规模来看，1986年，醴陵全市GDP6.82亿元，而到了2024年，醴陵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52.6亿元，40年间，醴陵的经济规模较建市初期增长近140倍；在财政收入指标上，1986年，醴陵财政总收入仅0.71亿元，不到1亿元；2024年，这一数字则跃升至30.90亿元。经济与财政数据巨大飞跃的背后，当然离不开社会整体生产力的解放，但是，横向对比其他类似规模的县域单位，醴陵撤县设市的制度激活效应是极为明显的。

这样的转变，不可能是城市能级一改就自动“生长”出来的。所谓一粒种子，只有融入适合自己的空气、土壤和水源，才可以慢慢绽放出生命的本质。醴陵建市之后，也恰恰是在自己的土壤里，有所为有所不为，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我看来，有三个因素，决定了醴陵的现在与未来。

坚守特色产业，逐步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醴陵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享誉全国的“三湘第一县（市）”，这主要得益于其雄厚的烟花与陶瓷产业基础。不过，当时陶瓷的生产单位很多是手工作坊，呈现小散乱的特点；烟花产业则因为缺乏现代化的生产工艺与科学的管理体制，常面临环保与安全压力，无法大胆开拓国内与国际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以及现代管理理念与生产工艺的引入，醴陵两大支柱产业快速实现智能化、绿色化与国际化的转型升级。2024年，醴陵电瓷产量占全国51%，日用瓷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烟花爆竹产业占全球市场20%的份额。与此同时，醴陵积极布局智能装备、新材料、中高压电器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文旅等服务业。如今，醴陵三大产业结构已从“一二三”优化为“二三一”，真正实现了县域经济的提档升级。

加快区域协调步伐，以协同发展重塑区位价值。2024年，醴陵城镇化率达到65.4%，笔者翻检资料，并没有查到1985年醴陵城镇化率。但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左右）数据显示，醴陵当年的城镇化率为25.3%。据此推测，醴陵1985年的城镇化率应远低于25.3%，最多不会达到如今的三分之一。

撤县设市之后，尤其随着“长株潭都市圈”和“湘赣边区域合作”两大国家战略的推进，地处“一带一部”交汇点的醴陵，加快了融入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在错位竞争、资源溢出、政策辐射上，加速了产业提质与转移能力，顺畅融入“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长三角2小时经济圈”“珠三角4小时经济圈”，在区域协同发展与资源互补中充分享受到了互利开放的红利。

创新引才机制，激活城市发展活力。自古以来，醴陵就是人文汇聚之地。从学术思辨到躬身办学，从革命风云到产业创新，醴陵始终以爱才、惜才、培养人才的深厚底蕴与包容气质，在湖湘大地书写独特的文明篇章。

近年来，醴陵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柔性引才之路，以“乡情纽带”驱动医疗领域突破，以科技服务团填补技术空白，以“梦想助跑堂”赋能本土资源，以渌江讲坛引爆城市文化IP，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的引才思路，为醴陵城市发展留住、吸引了大批专业人才，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醴陵样本”。

40年，乘改革开放之风，结高质量发展之果，醴陵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增长史、产业升级史、开放协同史、人才成长史。曜煜远照，端有拱绕，如今的经验与成就，一切都溯源有自，印刻着县域裂变提质的密码。毋宁说，“醴陵模式”是一种方法，这方法总结起来就是：敢于打破体制束缚的求变思维，拥抱变化与挑战的可观勇气，眼光向外突破自我的宽广胸怀。同时，它也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一代国人孜孜矻矻、筚路蓝缕的求索过程，虽然曲折，虽然艰辛，但总会通过守正创新，趟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40不惑，初心不改。站在撤县设市40周年的延长线上，醴陵当继续秉持这些经验与方法，在“七个有新作为”“八大行动”等战略部署面前，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加速转动变革指针，持之以恒突破创新，书写更动人的醴陵故事与创新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