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贺秋菊

余红的长篇小说新作《洞庭人家》讲述了洞庭镇上宋氏家族三代人跌宕起伏的奋斗历程。洞庭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质，承载着时代的奔涌与人性的激荡，成为观察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绝佳窗口。

一

“洞庭镇处在城乡接合部”这一水乡特质与地理文化属性，赋予了小说《洞庭人家》独特的叙事底色和精神空间。

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洞庭镇既保留了乡村的质朴民风与传统生活方式，又受到转型时期快速发展的城市文明的猛烈冲击。宋明泽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转业，以期推动某种改革。结束短暂的巡湖工作后，他先是想办法规范了小镇的农贸市场，成立湖鲜合作社，继而争取各方支持修筑西镇堤坝，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认可以后，推动成立宏运公司。作为改革先锋，他被推举为宏运公司负责人，又通过合并、收购等举措，盘活了一些面临危机的中小型企业，还架设起了洞庭大桥，建起了东升坡综合大市场、西甲门建材大市场。

《洞庭人家》将重大历史节点巧妙地汇入小镇发展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青年”到新时代的“农博会”筹备，综合市场、建材市场等现代商业体的崛起与洞庭大桥的架设具象化呈现了小镇从“小渔村”到“综合商贸圈”的转型轨迹。而小镇上的宋记手工作坊到“三大区、六大方、九大园”的产业布局，呈现的是洞庭镇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日常细节，尤其是民俗细节的描摹，体现了鲜明的水乡特质。比如，少年们玩的是“泛舟”“捕鱼捡螺蛳”“爬围墙去九华山的五七干校农场偷豌豆”，打枣子、养蚕宝、滴扣子，“下河挖藕摸蛙”。正在为争夺资源打架的源湖码头，“湖泊两边停满了船只，有尾部高翘的宝谷子船、细长的宝庆船、头大的铲子船，片石砌的斜坡到湖嘴”，一片繁忙景象。坐落在长风湖东南角的鱼巷子，“巷头有开鱼档”的罗家鱼铺，巷尾是“铺面不足二十平方米，铺里挂满了风干鱼”的宋记鱼铺，有“银鱼、湖刀、麻鲢、鲤鱼、鳜鱼、青鱼、翘白”等水产。八仙妈的姜茶、渔渡粉、酱板鸭、红烧鳜鱼、松鼠鳜鱼、竹桶泥鳅、用“鱼垃圾”做成的八仙辣鱼酱和宋明兴“指甲破鱼不用刀”的功夫，还原了水乡的文化肌理。而各个时期宋家迎来送往所展现的人情美，让涌动的时代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二

将家族命运轨迹嵌入洞庭镇的历史脉络，人物命运与时代脉搏在小镇同频共振。

第一代创业者、渔民、巡堤人宋长江用“布满老茧的大手”在小渔村开拓基业，他朴实、勤劳、勇敢，生活的常态是“黝黑的脸颊，灰色褂子汗湿了半截，背后照常挂着一顶麻色斗笠，卷起的裤脚还在滴水”，他有自己的坚守与沉思。水乡女性许玉珍守着她的宋记，将小镇上的手工作坊做成了远近闻名的本土品牌。

在洞庭镇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的时期，第二代小镇青年带来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路径。宋明泽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回乡，“不管走多远，那湖水始终牵引着我”道破了传统血缘纽带与现代性选择的深层纠葛。每个人的选择都与这片湖水密切相关，即使是“爱这湖水的奇妙，又恨这湖水的邋遢”的燕妮，也不自觉地选择了环保专业。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片对湖区的深情，不论是圆满的，还是残缺的。

第三代洞庭人对湖区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们不需要在去留之间纠结徘徊，而是早早地与这片湖水命运相连。曹云帆从小就喜欢和五叔宋明旭上岛巡湖，在进入环保厅工作以后，他主动申请驻村支持乡村振兴工作，驻村期间，将洞庭镇的开发经验迁移至盘龙岛，探索建设生态农业合作社与候鸟保护站，完成了从“生存改造”到“生态自觉”的观念跃升。

三

在人物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展现时代印记是《洞庭人家》的匠心独运。

小说开篇写道 “只要改变观念，改变洞庭镇就不是难事”。“改变观念”开启了小说叙事的深层逻辑。

在这里，传统的宗族观念、乡土伦理与现代的市场意识、法治观念相互交织。宋明泽一代年轻人更懂得因时因势而变，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发展的机会，哪怕是一个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冒昧建议。当宋明泽认为企业已经如日中天的时候，实习生肖脉脉一句“广东怎么见不到你们的产品呢？你们的营销有问题”点醒梦中人，宋明泽当即决定引进肖脉脉，推动洞庭镇的企业引入现代营销体系。而燕妮回到洞庭镇深度参与环保事业，似乎隐喻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精神寻根。这些情节不仅构成乡镇企业发展的叙事线，更折射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人的价值观念的裂变与重构。

靠水吃水的水乡人世代延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由观念之变、路径之变，进一步生发出了新路径。宋记产业园建起了“三大区”（零食加工区）“六大方（后勤区域）”“九大园”（宋记养殖基地），还发展了洞庭科技电子产业园，形成了以洞庭镇为中心的综合商贸圈。这种发展路径在曹云帆驻村的盘龙岛得到创新性发展。宋明泽同样教导曹云帆要引导“改变岛上人生存的思路”。于是，候鸟保护站建起来了，盘龙岛生态农业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农博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时代的创业故事正在上演。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面前，是追求短期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可持续发展？湖区的每一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思考，充斥着复杂的现实冲突与内心的挣扎。这些冲突和挣扎既推动社会事业与人物命运的发展，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人们内心的困惑与成长。

《洞庭人家》较好地把握了人与时代的关系。由于部分作家对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缺乏深入观察，或多或少地将其简化为上级拨款的外力驱动，忽视村民自主探索的内生动力，乡镇干部常被塑造成苦情英雄，返乡创业青年沦为技术救世主。由此反观《洞庭人家》，宋氏家族的每一次抉择都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从手工作坊到现代企业的转型充满市场风险与观念冲突的真实细节，人物真实生动立体。这种将个体挣扎嵌入宏大叙事的创作路径，既涌动着时代的浪潮，又沉淀着人性的深度。

责编：龙文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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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