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汤建军

楼台消失在迷雾之中，

渡口隐没在朦胧的月色里。

世外桃源虽然向往，

已久但无处可寻。

春天还很寒冷，

独自住在客店里哪受得了这寂寞凄凉？

夕阳西下，

杜鹃不停地鸣叫着。

友人远方寄来书信，

他们的关怀反而增添了我更多的离愁别恨。

郴江本来是绕着郴山奔流的，

可为什么又要无情地向潇湘流去呢？

在湘南苍翠的苏仙岭半山腰，一块斑驳的石碑静立千年。上面文字就是这首词的现代版文字，它不是帝王将相的丰碑，亦非功德无量的神道碑，却引得苏东坡挥毫题跋、米芾运笔如飞，更让毛泽东同志在南下专列上反复吟诵。这方承载着秦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千古绝唱的“三绝碑”，恰似一部立体的文化典籍，在历史长河中泛起层层哲思的涟漪。

士大夫贬谪路上以笔为剑刻下精神涅槃的印记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冬，秦观踏着荻花瑟瑟的郴江水走来。这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才子，因党争之祸被贬郴州，官职、俸禄尽失，连驿站都拒他于门外。在城东旅舍的孤灯下，他提笔写下《踏莎行·郴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哪里是简单的景物描摹？分明是士大夫在政治寒冬中的精神突围。

细品词中意象，楼台雾锁恰似仕途迷障，孤馆春寒暗喻政治寒流，杜鹃声里斜阳暮，更是将贬谪文人的心理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但秦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将个人际遇升华为普世哲思——当理想与现实错位，知识分子当如何安放灵魂？这声叩问穿越九百年时空，在苏仙岭的松涛间回响不绝。

让我们将时光倒流至更久远的年代。战国时期的屈原，因直言进谏被楚怀王流放，行吟泽畔，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他虽九死其犹未悔，最终抱石沉江，以身殉国，用生命诠释了士大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家国情怀。西汉贾谊，才华横溢却遭人嫉妒，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湘水之滨，他写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抒发怀才不遇之悲，却仍不忘忧国忧民，提出一系列治国安邦之策。

唐代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至永州。在永州司马的任上，他寄情山水，写下《永州八记》，将贬谪之地的荒凉化作笔下的清幽，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他关注民生，写下《捕蛇者说》，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黑暗，展现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

这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与秦观在郴州的创作遥相呼应，构成中国士大夫精神谱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他们如同候鸟，在政治寒流中被迫南迁，却将文明的火种播撒至更广阔的天地。

千年文脉的时空对话

“三绝碑”之绝，绝在三位艺术巨擘的精神共鸣。秦观的词作如青瓷裂纹，苏轼的跋语似金石补缀，米芾的书法若游云惊龙。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当米芾挥毫写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时，他笔下的不只是对友人的追思，更是对文化命脉的接力守护。

这方石碑的诞生，恰似一场跨越时空的文艺沙龙。秦观以词为舟，载着失意文人的精神困顿；苏轼以跋为桨，划破政治迷雾的桎梏；米芾以书为帆，扬起艺术永恒的风骨。三位大师用不同艺术形式，共同诠释了中国文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在明代杨慎贬谪云南时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时依然跃动，在清代郑板桥任潍县知县“衙斋卧听萧萧竹”时依旧鲜活。

北宋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却因滕子京的一封书信，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成为后世士大夫的座右铭。滕子京虽遭贬谪，却未沉沦，在岳州重修岳阳楼，政绩斐然，与范仲淹的唱和，成为文坛佳话。

历史唯物主义照亮文化传承之路

1960年春，南下专列上的毛泽东与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谈起三绝碑，当场背诵全词并点评：“这首词好在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正直知识分子遭排挤打击的情怀。”这番话犹如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密码。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三绝碑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观察历史的棱镜。他看到的不仅是秦观的个人遭遇，更是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传承。这种将传统文化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解读，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既要守护文物本体，更要激活其精神内核。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文明传承让千年文物在创新中焕发新生

如今的三绝碑，早已突破“省保单位”的物理边界。郴州市政府在保护中创新，运用全息投影技术让碑文“活”起来，开发“秦观贬谪之路”文化体验线路，更将《踏莎行》谱成歌曲在旅游巴士播放。这种“让文物说话”的实践，恰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诠释。

但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技术手段的炫目，而在精神价值的共鸣。当游客在苏仙岭晨雾中诵读“郴江幸自绕郴山”，他们读到的不只是地理风貌，更是中国人特有的山水情怀；当学子在碑文前领悟“可堪孤馆闭春寒”，他们体悟的不单是历史沧桑，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这种传承，如同郴江之水，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续。

传承士大夫情怀就要勇担时代责任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望，三绝碑的文化价值愈发彰显。秦观笔下的“桃源望断”，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形成互文，共同构建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精神图谱；苏轼“少游已矣”的喟叹，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一脉相承，展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传统。

这种文化基因，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科学家在实验室攻坚克难时，他们延续着“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当教师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时，他们践行着“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当医护人员在抗疫前线舍生忘死时，他们诠释着“仁者爱人”的医者仁心。正如当代学者余秋雨所言：“中华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东方智慧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石

伫立苏仙岭巅，但见郴江蜿蜒如练，三绝碑在晨光中愈发清晰。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遗产，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基因；不是僵化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清泉。当我们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让古老的文化DNA与现代文明同频共振，方能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三绝”新篇。

正如郴江终将汇入湘江、奔向大海，中华文明也必将在守正创新中永葆青春。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从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到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这种文明互鉴的智慧，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让我们以三绝碑为镜，照见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以郴江为脉，感受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每个知识分子都应是文化基因的传承者、文明火炬的接力者。唯有如此，方能让千年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让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星空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汤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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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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