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25-06-08 11:33:41
作者:唐象阳
老舍笔下那位欲唱不能的鼓书艺人,艾青诗中那只执意歌唱的嘶哑鸟儿,穆旦笔下那双带血却依然拥抱的手——三种不同的精神姿态,共同勾勒出苦难时代里灵魂表达的艰难与崇高。面对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残酷,艺术表达常常陷入失语与呐喊的张力之中。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间,人类最深刻的精神力量得以彰显:即使喉咙嘶哑,也要歌唱;即使双手带血,仍要拥抱;即使内心翻腾,依然试图开口。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坚持表达的精神,构成了文明最动人的底色。
苦难常常让表达者陷入失语的困境。老舍《鼓书艺人》中那位面对苦难孩子无法开口的表演者,象征着艺术在现实重压下的无力感。中国古代文人面对乱世时,常有“欲说还休”的感慨;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的能力完全消失了,这就像是我整个人消失了一样。”表达的中断不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一个时代的症候。二战期间,许多艺术家面对集中营的惨状选择沉默,因为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阿多诺甚至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表达的困境,恰恰反衬出苦难的深重。就像那位鼓书艺人,内心的翻腾与喉头的阻滞形成强烈反差,沉默本身成为了一种无言的控诉。
然而,人类精神的高贵之处,恰恰在于突破沉默的勇气。艾青笔下那只“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鸟,象征着表达本身的绝对价值。贝多芬在耳聋后依然创作出《第九交响曲》,用心灵聆听世界的声响;弥尔顿失明后口述完成《失乐园》,在黑暗中描绘光明的图景。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在“国破山河在”的乱世中依然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泣血诗句。这些创作者们明知自己的声音可能微弱、嘶哑甚至无人倾听,却依然坚持表达。就像希腊神话中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明知徒劳却依然行动,这种精神本身就构成了对命运最有力的抗争。嘶哑的歌声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是从苦难深处发出的真实声音。
更高层次的表达,则是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群体的拥抱与救赎。穆旦诗中那双“带血的手”,展现了一种超越个人痛苦的博大胸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经历了纳粹时期的迫害后,提出“极限境遇”理论,认为正是在苦难中人类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刑赦免后,将这种濒死体验转化为对人性深渊的探索,创作出《罪与罚》等伟大作品。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用忏悔和反思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重建。这些表达者将个人的苦难体验转化为普遍的人类关怀,他们的伤口成为了照亮他人道路的光源。正如穆旦所写:“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带血的拥抱既是对伤痛的承认,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从失语到嘶哑歌唱再到带血拥抱,人类在苦难中的表达史,就是一部精神的升华史。老舍、艾青、穆旦所展现的表达困境与精神抉择,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表达不在于声音的大小,而在于灵魂的深度;不在于技巧的纯熟,而在于生命的真诚。当现代人沉溺于社交媒体的喧嚣表达时,或许更需要回归那种在困境中依然坚持发声的精神传统——即使嘶哑,也要为土地歌唱;即使带血,也要与同胞拥抱;即使内心翻腾,也要为孩子唱上一段。因为正是这种表达,维系着文明最珍贵的火种,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
作者简介:
唐象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化县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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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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