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凝神云天外

万溶江新湖南客户端 2025-05-26 16:22:53

文/万溶江

大伯黄永玉说，想他的时候可以看看天看看云。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从大伯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可以寻到端倪。

大伯小时候，带他的保姆，是一位苗家妇女，他喊作王伯。大伯三岁时，逢大革命失败，有共产党身份的父母逃匿在外，是这位苗家妇女带大伯到苗乡山寨避难一年多。飓风过后，大伯的弟弟们出生，王伯就一直留在黄家帮忙。大伯七岁时，王伯的生活遭遇变故，恋人在苗乡山里被豹子袭击丧命，她来不及也无法向刚到学龄的大伯解释，急匆匆地离开了黄家。学龄儿童，如丧至亲，哭喊、追赶、摔倒、昏迷，大病一场。“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当别人提到王伯的名字，他总会陷入几分钟的凝神”，“从此，他多了一些动作，喜欢坐在城垛子上看河，看天上的云。”仿佛只有那无边无际的天空，才能承载他厚厚重重的念想，别处都无法安放，大伯小小年纪便以这样的方式来排解思念之情了。

如今，我却相信大伯真的幻化在云端在天际。他的《烟花》诗里说，屈原杜甫曹植李义山这些诗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大伯是实打实的诗人，而今也和他们一道闪耀在祖国的历史星空。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早在1983年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文学奖·优秀新诗一等奖，《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的第一部就是诗歌，其中《老婆呀不要哭》《我的心只有我的心》已经是广为人知的名篇。

《烟花》及其原稿《星空》

大伯还喜欢填写歌词。1982年他回家乡凤凰写下了散文《乡梦不曾休》，开首便道，“我为曾在那里念过书的凤凰文昌阁小学写过一首歌词，用外国古老的民歌配在一起，于是孩子们就唱起来了。昨天听侄儿说，我家坡下的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抱着弟弟唱催眠曲的时候，也哼着这首歌呢！歌词有两句是：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你想望。”文中的侄儿就是我的队友小七，几次央求他回忆，什么歌词哪首曲调，他都模糊不清了。又问小学校，是否有相关记载，也没有回音。

大伯后来填写的另一首歌词，我却记忆犹新，用的是电影《音乐之声》里《雪绒花》的旋律，唱起来浑然一体。歌词朗朗上口，也是一首好诗。

凤凰山，

凤凰树，

凤凰人在天堂住。

凤凰城，

凤凰花，

花树丛中是我家。

虹桥像条金项链，

吊脚楼，

桃花岸，

绕城是沱江，

流向那云梦乡。

写歌词需要熟稔音乐韵律。大伯从小受到父母热爱音乐的熏陶，家中置有脚踏风琴；抗战时在战地服务团浸淫多年，练就了一手吹小号的功夫；大伯娘曾是民众教育馆的花腔女高音，演唱过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的作品；后面又过耳海量的磁带唱片，发烧友般地守在前沿；这一切使大伯对音乐有着极强的感受力。

记不清是大伯八十几岁的生日，北京万荷堂的荷塘边高朋满座，宾主皆欢，大家三五成群地聊天谈笑。荷塘上空飘荡着一段段不同风格的京剧老生唱腔，有的高亢苍劲，有的沉稳厚重，有的悠然从容，像极了大伯的人生，令人着迷，让人沉醉。选用京剧老生唱腔作聚会背景音乐，真是出人意料，又匠心独运！

大伯还有个众所周知的习惯，喜欢边画画边听音乐。彼时，音乐好像是背景，又好像能屏蔽噪音，帮助思考，激发灵感。于是无论他到哪里，音乐总会相伴而行。

凤凰老宅古椿书屋的收录机最早是大伯带回来的，从松下微型机到日立台式机，与之配套的还有各种外国歌曲磁带，这对侄儿们影响很大，致使他们个个都爱听歌听音乐。大伯带回全套卓别林录像带时，我们甚至有幸在大伯陪伴下逐片观看，只有肢体语言和夸张表情的黑白默片，音乐渲染至关重要，大伯不时点评配乐的恰到好处，引导我们领略卓别林艺术的精妙绝伦，频繁爆发的欢笑声几乎要掀翻木制老屋。后来的光盘多媒体时期，大伯依旧不断推介著名音乐剧及知名歌唱家演唱会，古典流行，东方西方，不拘风格，从无限制，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以至我们的女儿长大后的求学工作都与音乐相关。

日立牌收录机及录像带磁带

写诗填词终究是文学功底，大伯的文学启蒙时间更早。学步伊始，大伯的周遭环境是这样的：在他爬出爬进的门槛上方，悬挂着高祖的“拔贡”蓝底金字匾额；九十多岁的太婆搂着他随口吟出诗词歌赋；七十多岁的祖父才情俱佳，看到庭院花枝舒展而赞叹《病梅馆记》理念，随即设宴赏花；父母都是师范生毕业，日常直接引领他读书论文。

大伯的父亲黄毓麟，字玉书，就读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如今已演变为常德一中。在一中校史历届毕业生名录里，明确记载着：黄毓麟，1916年图工科毕业，可见其主专业是绘画。那时候的师范是五年制，算起来应该早在1911年就入学了，当时的校名叫西路师范学堂，1902年由凤凰人熊希龄创建，比长沙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1903年创建的湖南师范馆还早一年。

常德省立第二师范毕业的著名学生，前有宋教仁、林伯渠、翦伯赞，后有滕代远、粟裕、廖汉生，其中来自凤凰的有田星六、顾家齐、刘祖春、李振军，都是凤凰引以为傲、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凤凰，田星六是黄玉书的老师，顾家齐是黄玉书的同学。

那是湖南变革图强、勇立潮头的时代，大伯的母亲杨光蕙也接受了新式教育，1918年毕业于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是凤凰当时少有的知识新女性。

第二师范八大间及第二女子师范小白楼

大伯的小学时期，正值湖南大力推行学生读经教育，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古文观止、笔记小品等一路诵读不辍，加上老师得力，以至于大伯到集美学校读初中时，领到新课本，发现国文内容都是他已经念过的，于是就日日沉醉集美图书馆，读遍了那里的中外文学书籍。

对外大伯常讲，文学才是他的第一行当。对内早在1974年大伯就有信给小七，嘱咐他“要在文学上下功夫，这方面搞好了，别方面容易通气。”私下里，我们也曾多次听大伯和其他伯伯叔叔们感慨，在离开父母的漂泊岁月里，多亏有书香家教打底子，他们才能自己培养自己，从而免入歧途。

大伯的绘画作品《行囊》可以印证。题跋叙述，那大口袋是大伯离开学校之后，给人画一张财神爷得了报酬，特别去街上买了牛皮麻线，自己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里面装有书、磨刀石、木刻板、木刻刀、笔墨纸砚和颜料盒等。2015年，小七在北京大伯家里帮助整理紫砂壶水浒人物的文字资料，大伯指着桌上正在使用的一方小砚台说：“你晓得吗？这是爷爷给我的。”小七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1937年大伯和爷爷分别，这么多年，该多么珍视多么小心，这方小砚台才能经受住颠沛流离，保持完好无损啊！小小的砚台，大大的行囊，爷爷的临行重托，大伯的不负期望，包裹在一起，撞击着我们的心。即使又过去了十年，读到这些行囊画，想到那方小砚台，一样心潮起伏，敬重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