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玮

穆旦，本名查良铮，中国二十世纪桂冠诗人、翻译家。他不仅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更凭借精准的译笔，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西方经典引入中文世界，在诗歌创作与翻译领域构筑了双重丰碑。作家王小波曾说：“查先生(穆旦)和王先生(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近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穆旦人生传记与诗歌评传的权威之作。全书以穆旦生平为线索，结合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叙写了其坎坷而辉煌的一生。

该书作者邹汉明历时十七年，查阅并整理大量未刊档案、抗战史料、个人书信、回忆录与日记，走访穆旦研究者及其同事、密友，在书中辅以六十幅珍贵历史图片，建构起多重记忆网络中的穆旦生活场景。同时，作为诗人与学者，他也结合自身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阐释其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穆旦献身语言的这一生，应该被牢牢地记住。

新生的野力

诗与生命交融的一生

穆旦1918年出生在天津，193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南开高中学生》上发表诗文。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投笔从戎，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战场。194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

1953年穆旦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77年逝世。主要诗作收录于《探险者》《穆旦诗集》《旗》。穆旦精通英语、俄语，代表译作有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雪莱《云雀》《雪莱抒情诗选》，拜伦《唐璜》《拜伦诗选》，济慈《济慈诗选》等。

穆旦的成长之路，与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息息相关，他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早开拓者。蒙自湖畔，在威廉·燕卜荪的引领下，穆旦有意识地阅读了从拜伦、雪莱、济慈到布莱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西方作家的诗歌，为其现代主义诗歌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是期待着野性的呼喊”，这首《玫瑰之歌》写于1940年，此时穆旦22岁，正值青春年华，身体中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而古典诗歌的框架对一个“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来说是一种桎梏，所以诗人决定从“古诗词的山水”中“突进！”。穆旦在许多篇章中都在歌颂呼唤这种新生的野力。

时代创造了诗人的传奇，彼时中国身陷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创作于1937年的《野兽》正是当时被侵略的中国的隐喻，“野兽”一词本身也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三千里的步行迁校之路，穆旦加入了由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得以近距离接触社会和底层人民，写出了《出发》《三千里步行》《原野上走路》等系列组诗。正因为有此不平凡的经验，他体会到了“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强烈的民族大义显得如此突出，令人动容”。“一个诗人的远征”是作者邹汉明着力记述的章节。抗战军兴，穆旦放弃西南联大教职，戎装入伍，加入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奔赴缅甸战场。

“一路上，战友尸横满山，惨不忍睹。足足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绝望地寻找活命的出口。在经历了差点战死、累死、饿死、摔死、毒死、发疟疾病死、被激流冲走淹死、被无数的大蚂蚁啃食而死，最后，到了印度，差点又因吃得过饱而撑死……九死一生的经历，全来自他自身所在的这个惨烈的历史现场。”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穆旦，在痛苦与哀伤中，以诗人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穆旦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是玫瑰与铁血的传奇。对残酷战争记忆的独特书写，对人性、民族的悲悯情怀，一如在1941年《赞美》诗中反复咏叹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传》内页。

一名语言的“他者”

为汉语新诗补充养分

本书作者邹汉明，浙江桐乡人，主要从事诗、散文、传记、文史与文学评论创作，其老家桐乡与海宁毗邻。据他考证，穆旦出生在天津，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过海宁，但在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他都认认真真填着“浙江海宁”四字。徐志摩与穆旦双峰并峙于海宁文化史，在邹汉明看来：“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着徐志摩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有少数人也在严肃地谈论穆旦的受难。而对于中文世界这无限的少数人，穆旦的诗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进来的一道光，足够给芸芸众生以安慰和希望。”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读到穆旦诗歌起，邹汉明就认识到，他的150余首长长短短的现代诗，已经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汉诗文本，“这个新诗的文本极具创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稳定、坚固，且带有一种大时代的语调，足以让创造它的诗人不朽。我想，对穆旦，从此我们再不应该那么无视”。

《穆旦传》内页。

《穆旦传》在回溯生命故事的同时，也对穆旦之于现代汉语、诗歌文体的贡献做了全面梳理。“他属于五四以后的那一代人，也很明显受惠于五四以来日渐成熟的白话。在具体的创作中，这一代诗人跟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毫不在乎公众俗知的那套诗性语言。相反，他弃绝俗烂的古典语汇，弃绝一切陈词滥调，而偏爱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过的现代汉语。他敏锐地觉出了新诗之新的本质所在。他毕生追逐这种新奇，并无所顾惜地将全部的才华倾注在这种直见性命的现代白话中。”

邹汉明认为，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随现代主义诗歌的强力诗人，良好的学院背景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受到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西方诗歌的影响），决定了穆旦对诗歌形式、诗歌技艺的重视，以他为首的西南联大诗人必然发展出白话新诗的文本形式，现代派与中国的历史、时代经验，成就了穆旦的卓越。邹汉明引用庞德语“诗人是种族的触须”，诠释了穆旦在诗歌隐喻里观照的无边现实。

与诗歌创作的天分媲美，穆旦翻译的禀赋同样与生俱来。在《穆旦传》中，邹汉明将其文学生涯区分为创作和翻译两个时期。1948年前以创作为主，1953年归国后从事翻译。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普希金作品，“勤勉地去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 ——以其辛勤的工作，来补汉语新诗的不足。”晚年，穆旦投身于皇皇巨著《唐璜》的翻译，这种“苦笑”中的乐趣，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了。

1977年春节，穆旦因心脏病猝然逝世，留下诗句“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责编：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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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