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立东

摘要：钱君匋于书法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善，其中以隶书最具特色，枯墨铺毫的用笔使书风遒劲苍茫，线条雄强古拙，再辅以易折为圆的用笔，于隶书正体之中增添灵动飞扬之势。他的篆刻作品种类多样，重视其中的玩味意趣，章法布局、疏密安排、间架结字无不浑然天成、雅趣良多。同时，钱君匋亦极为重视边款艺术，时常将自作诗词镌于边款之中，篇幅宏大，气势浩然。

关键词：钱君匋 隶书 篆刻 边款

钱君匋（1907-1998），名玉堂、锦堂，字君陶，出生于浙江桐乡，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钱君匋于书法篆刻用功颇深，一生所刻印章达两万余方，他的篆刻作品爽利劲健，意趣横生。

与众多书法大家不同，钱君匋并非出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以中医为业，其父早年亦行医济世，后转行从商，经营一家小餐馆。钱君匋从小便生活在这种书香氛围并不浓厚的家庭。所幸的是在同乡钱作民、孙增禄、徐菊庵的教导与影响之下，开始了泥塑、治印等艺术学习。

一、书、印交游

（一）钱君匋与丰子恺

十六岁的少年钱君匋带着钱作民的推荐信，免试进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开启求学之路。在此期间，师从艺术大家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分别学习了装帧、音乐、美术等课程，为此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与丰子恺交游最为密切，受其影响亦最为深刻。

丰子恺既是钱君匋学艺之路上的伯乐，也是其艺术生涯的引路人，更是他书法道路上的启蒙老师。进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以后，丰子恺曾就书法取法问题，给钱君匋提出了宝贵意见，让钱君匋根据自身喜好，可先写《龙门二十品》或《石门铭》，并建议他走拙朴一路书风。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游时间里，两人书信交往密切，亦师亦友的关系也让钱君匋受益匪浅，钱君匋直言道：“我受他的影响最多最深[1]”。可以说，没有丰子恺的知遇之恩以及教导之情，那么钱君匋的艺术之路便不会如此广阔。

（二）钱君匋与于右任

1931年4月，钱君匋在陈望道的引荐下，结识了书法巨擘于右任，自此，24岁的钱君匋与52岁的于右任开启了艺术交游，两人结为莫逆之交。钱君匋对于右任的书法青睐有加，曾为于右任刻《关中衣士》《鸳鸯七志斋》等印章，于右任则对钱君匋的篆刻大加赞赏，为钱君匋作书不下五十幅。后来于右任迁居南京，两人见面次数锐减，却依然保持书信往来。

于右任一生收藏碑志甚丰，在和于右任的交往中，钱君匋时常得见古迹，此种艺术熏陶对其书法境界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在此期间，钱君匋的魏碑体和草书取得了显著提升。观其书法篆刻，均带有浓重的于右任色彩，基调遒爽劲健，风樯阵马，和于右任书法作品当中的放纵恣意如出一辙。

钱君匋一生交友众多，除了丰子恺、于右任二人之外，他还广交文学界人士，如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人，为他们进行书籍装帧设计；结交书画界人士，如齐白石、叶恭绰、沈尹默、潘天寿等书画大家，并由此汲取艺术养分。多学科的交游也促使钱君匋成为一名文艺双馨的书法篆刻大家。

二、书、印鉴藏

钱君匋的一生当中收藏丰硕，且种类丰富，按其藏品类型，大致可分为书画真迹、篆刻原石、古书拓本、瓷器青铜四大类，共计4000余件。其中书画作品达1681件，篆刻原石540方，占所藏文物的半数之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开明书店工作不久的钱君匋，便开启了书画收藏之路。他的藏品上至明清，下至近现代，其中不乏董其昌、文征明、伊秉绶、吴昌硕、于右任等书法巨擘的真迹。其中，对于右任的书法收藏最为丰硕。钱君匋与于右任往来密切，于右任曾赠予钱君匋书法作品五十余件，在此基础之上，钱君匋又从冷摊、画店获得更多书作，作品总量达一百余幅，这也使钱君匋成为国内收藏于右任作品第一人。此外，钱君匋的篆刻收藏亦精美丰硕，数量最多的莫过于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钱君匋对此三家篆刻尤为钟情，以至于分别撷取三家斋号当中的一字，组合成为自己的斋号“无倦苦斋”。

在钱君匋的收藏观念中，“藏以致用”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年少时的钱君匋在学习书法、篆刻时，深刻地体会到访寻真迹的不易，因此在之后生活逐渐宽绰之后，便醉心于金石书画的收藏，以便于自己更好地汲取名家养分。丰硕的藏品也的确为钱君匋的书法、篆刻学习提供了活力源泉，其书印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藏名迹的滋养。

晚年时期的钱君匋开始考虑待百年之后，自己的上千件藏品何去何从，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将文物捐献给人民政府。作为受赠方的桐乡县人民政府，在当时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拨出彼时已属巨款的129万元资金筹建君匋艺术院。这一举措使钱君匋的艺术收藏得以延续。

三、书、印特色

钱君匋书印俱佳，篆隶楷行，诸体皆善。篆书出入于赵之谦与吴昌硕，用笔圆浑，端庄大气，转折处用笔较重，线条之间的留白疏密有致，后又上溯《石鼓文》，使其篆书中增添了稚拙厚重的气息。与“玉箸”“铁线”的粗细匀等不同，钱君匋篆书具有较为明显的粗细对比。隶书古拙苍辣，善用枯笔，收笔处往往渴墨铺毫，线条遒劲苍芒，此外，钱君匋对汉简尤为喜爱，将汉简书风融入尚意书风当中，形成质朴灵动的面貌。楷书作品在求学于丰子恺时，受其启发，从魏碑入手，得雄浑肃穆之姿，弱化了魏碑刀劈斧凿的整饬感，融入篆隶用笔，线条圆劲厚重，气贯神凝，结体宽博活泼，具有明显魏碑遗韵。行草作品则丰腴秀丽，流利清新。

（一）书法风格

综观钱君匋书法，无论篆、隶、楷、行，多为圆形起笔，线条浑凝饱满，取法的高古使其书法作品中传达出浓重的篆籀之气。于书法，他诸体皆善，但是最具“钱氏”特色的当属隶书作品。

1.善于用墨， 稚拙苍劲

钱君匋隶书曾浸淫《礼器碑》《华山庙碑》等汉碑名品，后被汉简墨迹所吸引，将碑刻当中的雄强朴茂与墨迹之中的流利清新融为一体，形成雄强而不失温润、清新而不失骨力的独特面貌。他的书法追求一种壮美的境界，这也来源于长期以来对北碑的学习，他曾说道：“书法是一种发挥个性的艺术，如果遇到气质禀赋很优异，而又勤于临池的孩子，引导他们跨过唐以后的字，在篆隶方面打好基础，追求质朴壮美之境，成就会高很多。[2]”

与其书法观相一致，他的隶书作品流露出壮美朴拙的气息，以钱君匋所书隶书七言联（图1）为例，用笔凝练劲健，用墨枯润结合，书风苍劲雄强。上联书“桃扇春风人按曲”，下联书“蒲床秋雨客谭兵”，笔画舒展，用笔自由，用墨巧妙，善于以枯墨表现遒劲、苍茫的艺术特征。其中的“春”“曲”“蒲”“雨”“兵”五字，以枯笔写出飞白，老辣纵横，气势雄强。枯墨的运用，一方面使整体气息变得更加质朴沧桑，另一方面则使该作品的墨色枯润结合，增强其艺术的矛盾性，为此作增色不少。

其书法当中亦流露出稚拙、支离的特点，体现出书者自由、无拘无束的书写心态。钱君匋认为书法的最高境界应是传情达性，抒发感情，而非亦步亦趋的跟随古人旧辄，他曾道：“尽管我从小临帖，但我在创作时从不以任何字体为本，我主张在创作时，须使尽毕生所学，而以神情贯之，笔酣墨畅，无拘无束，笔到之处，情性毕显。[3]”如图1中一些字形的用笔，散拙自由，随心所欲，上联第三字“春”的长横，藏锋圆起，逐渐加重笔力，行至三分之一处，提笔断开，后又按笔右行，至末端时轻微提笔，最后回锋收笔。一笔之中断裂两处，这在古人书迹当中极少出现，这也印证了钱君匋所说，从不以某种字形为其创作模本。此种现象还时有发生，上联第六字“按”，提手旁中的横与提被竖提一分为二，中间笔画断开，结字支离散拙，自家面貌浓厚。

此外，他的书法作品当中体现出极强的自由性和随机性，亦以图1为例，在仅有的十四个字里，横画的用笔便多达数种，有圆起尖收者，有尖起圆收者，有左高右低者，亦有左低右高者，妙趣横生，自由自在。

2.易折为圆 ，婉转流畅

钱君匋提到沙孟海曾评价他的书法作品：“他（沙孟海）说我写字只是真的写字，不像一般人一样在那里‘描字’‘画字’，而是随手刷出来的。[4]”他在作书时往往随意而就，不计工拙。正是因为这种作书时悠闲放松、无意于佳的态度，使其书风烂漫率真，天趣盎然。

钱君匋隶书，既有汉代碑版中雄强超迈的古拙，又有汉简中质朴天然的流丽，同时融入行草书中风樯阵马的痛快，并以此为根基，对隶书进行大胆融合、突破、求变、创新，形成了极具钱君匋特色的隶书风貌。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易折为圆的用笔，以钱君匋1996年所书隶书四条屏《自作桐庐诗》（图2）为例，“富”“霜”“云”“庐”“台”等字，将横折钩变为弧形用笔。此种用笔在易折为圆的同时，常伴有枯墨颤笔现象，含有波磔的弧形用笔呈现飞扬洒脱的动态美感，于隶书这种静态书体当中注入了灵动洒脱之风。例如第一字“富”，一扫横折钩的劲爽挺拔，改用波磔时见的圆弧，右侧弧线的枯墨、扭曲，与左侧饱满、流畅的弧线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这种大量出现的弧形用笔，在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线条的处理，需调和好肥与瘦、虚与实的关系，笔画稍肥便易流于墨猪一列，过瘦则柴而无味。观钱君匋所书弧线用笔，线条洒脱，肥瘦合宜，应获益于对草书的多年临池。

在钱君匋的很多隶书作品中，此种易折为圆的用笔大量出现，俨然已经成为其独特的书法定式。也正是如此，才打破了长期以来习隶者谨小慎微的局面，开拓出属于钱氏隶书的独特印记。

（二）篆刻风格

钱君匋自言篆刻初学吴昌硕，后改学赵之谦，并进一步上溯秦汉印玺。目前所见，钱君匋最早的两方印章为其1924年所刻《钱涵之印》与《钧匋》，印面与边款风格皆有吴昌硕的影子，但用刀尚显稚嫩，模仿意味浓厚，缺少创新意识。此后随着学识的增加以及对多家精髓的融汇，钱君匋印章学古出新，格调亦逐渐高雅。《钱君匋印存》中记载：“遂面目纷呈，穷其变化。在余刻印中无论前期、中期、晚期，用刀均力求爽利劲挺，而无萎靡琐碎之态，此乃余之特点，亦即余之风格也。[5]”

1.风格多样 ，雅趣天成

钱君匋篆刻早期处于追求形似的模拟期，观其印存，大多为模仿吴昌硕、赵之谦者，此间所刻，无论是用刀之法，亦或是章法布局，均亦步亦趋，无甚新意。中年时期，钱君匋以一本《长征印谱》彻底摆脱模拟痕迹，风格也更加多样化，既有工稳娴熟的细朱文印风格，又有匀称端凝的汉白文印风格，更有将金文、大篆融入篆刻当中的雅趣活泼、天真烂漫。

观钱君匋印存，无论是何种风格的篆刻作品，均极具趣味，相比获得技法上的提升，钱君匋似乎更注重玩味其中的意趣。《长征印谱》作为钱君匋中晚期的作品集结，其中不乏众多雅趣天成的精品。他所刻《通道》（图3）一印结字散拙，以大篆书写，双刀刻就，印风率朴天真。此类印章线条起笔或收笔处大多尖细，行刀过程则较为圆润，粗细对比强烈，“通”字中的竖画，起笔圆润饱满，收笔则纤细瘦弱。另有较为整饬的朱文印一类，如《娄山关》（图4）一印，此类印章斩钉截铁，刚硬强健。该印之中，线条转折处内外皆方，虽然少了一些婉转流畅，但也因此增添了刚劲整饬的爽利。“山”字中间一竖上细下粗，呈三角形，与两侧粗细匀等的竖画形成矛盾对比。此种设计，一方面使线条较为稀疏的左上方不至于太过空白，另一方面也使字形生动活泼，更具趣味性。左下方“关”字笔画较多，则将边缘凿破，使印面的气息得以流通。刻于1953年的《钟声送尽流光》（图5）为细朱文印，线条遒劲有力，结体匀称，柔韧而不失劲健，婉转而不失力度，可以说是陶君匋的代表作之一。该印藏露结合，其中藏锋较多，露锋较少，而露锋又多以末端出尖的形式出现。与他的书法一致，该印之中，也出现了行笔之中线条断裂的痕迹，如“流”“光”二字，以细微裂痕将线条的流丽打破，又辅以印面边缘的残损斑驳，增添方寸之间的金石趣味。

钱君匋印存种类繁复，以上三种仅代表大致类型，并不能将其篆刻种类囊于其中，但小中见大，足以证明钱君匋篆刻的品类之盛及趣味之多。

2.留心边款， 时见长跋

常人刻印，边款大多从简，而钱君匋治印，并不局限于印面功夫，对于边款的布局、安排也十分注重。他曾在《印面和边款》一文中，将边款比作绘画当中的题跋，他认为边款能够补充印面内容的不足，亦可以阐发印面的诗意。在此种印学思想的基础上，钱君匋对边款的处理尤为认真，韩天衡曾赞其：“洒洒落落，神驰情爽，于印款阵营中别树一帜。隶书宽取法汉简，亦饶新意。[6]”

钱君匋常在边款上镌刻自题诗文，四面长跋亦屡见不鲜，《钱君匋印跋书法选》收录长跋85幅，占收录边款总数的一半以上，长跋也成为钱君匋篆刻当中的重要特色之一。他刻有多方巨型印章，《钟声送尽流光》即为巨印行列，印面七厘米见方，印身刻有界格，以隶书阴刻的方式，镌下洋洋洒洒二百余字，可谓边款艺术当中的长篇巨制者。该印之边款，笔画劲挺瘦硬，结体宽博隽秀。隶书之外，钱君匋亦常以行、草、金文等书体进行边款创作，他的草书边款，以刀拟笔，奏刀率意，笔画之间的起承转合、牵丝映带表现的酣畅淋漓，显示出极强的草书功底。

综上所述，敢于突破常规的大胆尝试使钱君匋书法、篆刻出古而不泥古，形成其所特有的风格，也使其成为极具创新意识的书法、篆刻大家。

原载《书法》杂志2025年第五期

注释

^[1] 陈子善：《钱君匋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56页。

^[2] 陈子善：《钱君匋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

^[3] 韦君琳：《钱君匋谈书法篆刻》，《书法之友》，1999年第1期，第8页。

^[4] 钱君匋：《钟声送走流光》，地震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5] 钱君匋：《钱君匋印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6] 韩天衡：《天衡印话》，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第101页。

责编：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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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