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王国驰骋

——专访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聂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王夫之（1619-1692），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近日，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TV开播，讲述王夫之历经家国破碎、坚持抗争，终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孤峰”的经历。

该片主创为纪录片《中国》的制作团队，而文学撰稿人是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去年，王夫之诞辰405周年，聂茂出版了他写作了12年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在漫长的时光里，聂茂阅读他，理解他，重塑他，与这位四百年前的哲人一起，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纪录片首轮播出后，《湘江副刊》专访聂茂。

纪录片《船山先生》海报。

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惊喜也有遗憾

湘江副刊：总导演李东珅说，这次是他最难的一次创作。作为文学撰稿人，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聂茂：李东珅是国内纪录片制作队伍中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团队是国内纪录制作的顶级团队，曾制作出《河西走廊》《王阳明》等，特别是与湖南卫视和芒果TV合作拍摄的《中国》人物系列，包括孔子、老子、孟子、屈原、徐霞客、李清照、关汉清等中华优秀历史人物，播出后好评如潮。

作为《船山先生》的文学撰稿人，我能够理解李总所说的“最难”。原因在于，一是研究船山先生的资料虽说汗牛充栋，但都是学术性的，较为枯躁，不适合纪录片的表达；二是船山先生自己存世的著作也是千万级数字，但他的著作非常难懂；三是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船山先生所写文章涉及面太广，十分深奥，没有足够的知识面，很难走进他的文字世界；三是船山先生好古雅，爱用典，加之他一生不与清廷合作，为避免文字狱，他的写得非常节制、委婉和含蓄，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真正读懂吃透；四是最重要的，船山先生生前籍籍无名，他的师长、同窗、朋友和家人等鲜有鼎鼎大名者，正因为此，要比较准确、全面、客观、真实地还原船山先生的一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我很感恩自己在湘潭大学跟随我国诗词大家刘庆云先生攻读古典文学研究生，有一点古文基础；我更感恩自己花了4年多时间撰写并出版过船山先生的传记；然后我又花了7年多时间创作出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正是这些前期积累和成果的背后，让我与船山先生这位旷世大儒有了一段跨越400年的奇缘，我们双向奔赴，成就彼此。

湘江副刊：您之前写了历史小说《王船山》，纪录片的撰稿与小说创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听说纪录片的文本创作历时半年，纠结在何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聂茂：去年6月，我历时12年创作的四卷本《王船山》出版，湖南日报、中华读书报，团结报及时作了整版报道，央视网，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多次进行新闻联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创作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响，原因在于，船山思想和船山精神充分回答了包括衡阳人和湖南人在内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担当、使命与作为。

历史小说《王船山》与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小说可以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可以虚构一些人物、一些场景、一些对话，一句话，可以虚构一个充满悬念又符合逻辑的文学世界。但纪录片则不同，它要求的是全面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允许任何虚构，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核检。

我的文学撰稿非常快。2024年9月25日，作为专家，我应邀参加在衡阳举行的纪录片启动仪式。在这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强调纪录片应站在受众的角度，要立体地、有血有肉的呈现以船山先生为代表的一群志士仁人。李总一听，当即推翻了自己团队历经半年的写作计划，决定由我来担任文学脚本的撰稿。回长沙后，我们很快敲定了合同细节，国庆前他们支付了订金。按照合同要求，我利用国庆假期，只花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写作。

之所以这么快，原因就是我的前期基础扎实，我要做的工作是删减和核查细节。我的纠结在于，从30多万字的传记作品再到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取舍。小说有血有肉，故事紧张生动；传记忠于历史和船山先生的人生轨迹，但相对平淡，缺少生活气息。因此，我要做的是在忠于传记和不违背纪录片制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让人物鲜活起来。

现在播出的《船山先生》总体感觉很棒，很震撼，体现了纪录片的最高水平。要说遗憾，一实景人物的表演，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差距；二是船山先生的诗词歌赋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这些作品既是他生命历程的徘徊挣扎，又是他的思想观照，还是他的哲学深思与精神寄寓；三是船山先生的家人如父亲、大叔和大哥的影响有较大提升空间；四是石鼓书院与岳麓书院的求学及其同窗学友的青春岁月表达不够；五是在湖湘文化的传承性上如对屈原、周敦颐等承继与开新方面有所不足。

湘江副刊：纪录片中第一集就提到了当时的世界大势。晚明有开海思潮，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影响了部分国人的实学观，船山先生的思想是否受到此影响？

聂茂：纪录片这么做，令人欣赏。四百年前，为什么在湖南衡阳出现船山先生这样世界级的哲学大家、思想大家？原因在于，船山先生正处于明清改朝换代、东西碰撞异常激烈的时代。当时，欧洲历算学的输入，以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为代表的中外学者合译书籍不下百种，这是中西知识界接触最为典型的一次，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相互影响最为复杂的时期。

船山先生是一个具有开放格局和博大胸襟的思想大家，他对西学是持开放性的。我的《王船山》写到历算法改革中王夫之的恩师欧阳霖等人的遭遇，小说以这样的世界交往作为一个时代特点的界定，船山先生到书店去寻找传教士等人的书籍等细节的描写，就是彰显主人公是从世界格局和视野上来审视中华悠久的历史文明以及这种文明对于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小说扉页中，我特地写了三句献辞：“谨以此书献给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献给历史、天空和湖湘大地；献给淹没在时间深处的志士仁人。”这是我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从不间断，就是有无数的像船山先生这样的人的坚守与抗争。船山先生之所以能够坚守与抗争，就是有包括他的师长、同窗、亲友等无数的志士仁人以各断方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艰难地“活生”，这种“活生”就是他的“活埋”精神。

湘江副刊：船山学自晚清始显,受其滋养的一代代湖湘英杰为推进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后来者的身影（第四集的尾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影像叙事手法？

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我很赞赏这一集的叙事表达，其核心命题是“发现船山”以及这种发现的艰难过程。

船山学是一代一代学人、志士、英雄豪杰大浪淘沙似地找到的金矿。船山先生的思想与人生，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更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从王夫之到王船山再到船山思想或船山精神，这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

坦率地说，船山先生的被发现和被重视是非常小概率事件，自他去世后的300多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寻找理论依凭、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船山先生被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发现、重视和传播，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船山先生自己的话：“百书二百年后始显”。这是多么的自信自强啊。

船山研究的学界之“热”与大众传播之“冷”

湘江副刊：船山思想艰深难懂，为何能在近现代以来还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近几十年来，船山研究是“冷”还是“热”呢？

聂茂：船山思想难懂，但寻找革命真理和前进灯塔的先辈们，他们中有很多能人圣贤。因为隔了近四百年，船山先生的著作确实艰深，在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在前面做了许多阐释性工作，使得后来者越来越觉得船山思想的可贵与难得。这样的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流离失所，吃了上顿没下顿，有许多机会去当大官挣大钱，可他为了大节，为了大志，为了自己的信仰，在南岳诸峰间徘徊，思考的是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富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人们常说，“半部近代史，一群湖南人。”讲的是湖湘文化是道南正脉，是有魂魄的文化。这个“正脉”，这个“有魂”，就来自船山先生的血性和他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渴望。而船山先生这种渴望，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渴望吗？这是船山先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近几十年来，船山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我们不仅有船山书院、船山学院、船山书社和《船山学刊》等专业机构，更有全球范围内船山先生的铁杆粉丝不断地学习、研究、诠释和推介他的学术思想，每年都有一大批高水平成果发表和出版。

但学界的“热”与大众的“冷”形成巨大反差，许多人搞不清王夫之、王船山、王阳明和王守仁等究竟是几个人。这就恰恰说明纪录片《船山先生》的制作和播放是多么的重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说《王船山》出版后引起空前反响的时代意义。

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在新媒体语境下，王船山或“船山先生”作为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优质IP人物，应不断推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连续剧、动漫、游戏以及微电影、短视频等各类新媒体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将船山先生的形象和思想真正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为一种前进的力量。

湘江副刊：船山先生一生以“亡国孤臣”身份自居。清廷还是和他有接触的，清朝的剃发易服令为什么没有波及他？他以文化区分华夷，在晚年对清廷的态度是否有较大的转变？

聂茂：这正是船山先生的血性所在和精神可贵之处，他从不改变信仰，也从不放弃梦想。他的一生，经历了张献忠、吴三桂和清廷等多个政治集团，但他从未放弃“明人”身份。到晚年，清廷不但跟他接触，而且一直试图拉拢他，许以高官和各种诱惑，但他明确表示：“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还”。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当然波及了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躲进山里。当清廷派人上山时，他又不断漂泊、流浪，居无定所。他一直瞧不起清廷，认为他们是“蛮夷”之人。但康熙盛世以及百姓安居乐业，让他感觉到世道发生变化。他不断追问和思考，终于探究出根由：康熙之所以出现盛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那套方略，正是他一直要维护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正道”，既然这样，他还那么拒斥干吗？所以，小说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候，他释然了，放下了，跟世界和解、也跟自己和解了。

湘江副刊：在后世的人看来，船山先生青壮年时所坚持的“反清复明”事业是一种“螳臂当车”，天下大势已无法阻挡。船山先生当时有这样的认知吗？

聂茂：在船山先生心里，他青壮年时所坚持的“反清复明”事业决不是一种“螳臂当车”，不是一腔热血冲动，更不是天下大势无法阻挡，因为南明政权一直在苟延残喘，而且其中有过多次“复明”的迹象或势头，可惜的是，永历帝像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各方利益集团尔虞我诈，见利忘义。

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射杀，南明灰飞烟灭，船山先生才痛哭之余，深刻反省大明王朝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苦苦捍卫的只是一个王朝中国，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都一个又一个地被滚滚的历史车轮所碾碎，被时代的大潮所淘汰。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师长、亲友和朋友们对他的劝告：传承文脉，唯有文脉不断，中华文明才有崛起的希望。所以，他有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区分。

船山先生离王朝中国越来越远，距文化中国越来越近。“中国”越来越小，“天下”越来越大。许多年后，他才看清两者之间的深刻关系，不禁哑然失笑：他曾经飞蛾扑火般爱上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王朝，一个皇权，而这个王朝或皇权并不爱他，更不在乎他的死活。而在文化中国里，他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天下、自己的江山、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子民。这就是他的认知。

谱曲、弹琴、爱做饭，这个先生不“高冷”

湘江副刊：在一个自己并不认可的时代生活，且“屡战屡败”，他是如何自处、如何安放自我的？您希望船山思想如何启迪当代青年？

聂茂：船山先生的“立言”经历了否定、徘徊、思考、觉悟、肯定、执着等曲折过程。一开始，他是抱着“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报国情怀，他参加三次乡试，中举后又准备赴京参加会试的。但残酷的现实，将他的梦浇灭了。他不甘心，他要有一番作为。

船山先生的心里装着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当他历尽千辛从王朝中国跳出来，审视文化中国时，他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他意识到上半辈子在王朝中国碰得头破血流的点点滴滴，将为他下半辈子在文化中国驰骋疆场奠定坚实的基础。王朝中国可以亡，但天下不会亡，因为文化中国一直在那里，不会因皇权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这个文化中国的血液与魂魄不正是长辈、同僚、亲友反复讲到的“文脉”吗？直到此时，他才突然发现，他的确可以把王朝中国里自己所经、所历、所思、所想进行深刻而全面的爬梳、检视、反省和总结，给文化中国注入新的血液和魂魄，这是多么宏大、辽阔而有价值的事情啊。这是他的信念所在，也是他的力量之源。

船山先生由此沉潜下来，进入自己的文化中国，也就进入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王国。他看到了一个辽阔无边、粗砺、野性而生机勃勃的天下。从前，他饱读圣贤书，以史为鉴，誓做堂堂正正的书生，为民代言，为国奔走；而今，时间就在眼前，历史就发生在身边，自己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亲身经历了南明的朝堂，也看清了百姓生活的苦难现实，因而在时间的河流里，他对历史以及历史进程的逻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当代青年的启迪就是：要有远大的目标或宏大的理想，要像船山先生那样，“相信就能看见”，即便乡试失败，他关注的还是“天下事，少年心”，不为自己的得失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守得住自己的江山的人，做一个灵魂含香的人。

湘江副刊：船山先生说过“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历史证明他的预测完全准确。似乎有些“神”，他为何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聂茂：首先，船山先生是一个诗人，诗人天生有一颗敏感的心，诗人对世界有一个价值预判。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所谓“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表达的都是这个前瞻意识。

其次，船山先生“坐拥千年智慧”，他阅读了中华几年来几乎所有的优秀典籍，他坦言自己光诗词就阅读了“二万多首”，这样的广泛阅读，让他拥有了这份自信。

最后，船山先生建构起自己的文化王国，他在自己的天地里，他就是自己的王，他知道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他的写作也不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写的，而是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所写的。他强调“文以载道”，他认为自己文字中所彰显的“道”，就是国家之“大道”，民族之“正道”，这样的“大道”和“正道”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兴盛需要也这样的“大道”和“正道”。这就是他“神预判”的关键所在。

湘江副刊：无论是在著述中还是在纪录片中，船山先生都是比较严肃的形象。您在阅读和研究中，有感到他其实是非常鲜活的吗？

聂茂：船山先生的“高冷”和“严肃”形象，完全是一种误读。生活中的船山先生是非常富有创新精神、乐观豁达、风趣幽默格的。他的爱好很广泛，好交友，喜辩论，喜酒，作诗，静养，打坐，样样都会。他家里有一把祖传的龙星剑，他很喜欢舞剑。他还会谱曲，也会弹琴。他有一把“独幽”古琴，晚年一直伴在身边，现在还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不仅如此，他还挺会做菜，衡阳一带流行的“夫之肉”，就来源于此。有一次，他去好友兼姻亲刘庶仙家住了二十多天，临别时，他特意赠送给刘庶仙一对联：“无事何必到南乡，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地权，既住了二十多天，应该要快些走走；有心要求谋东西，志在国、志在民、志在世界，忙奔着五千余里，那晓得死便休休。”刘庶仙如获至宝，叹道：“唉，都说夫之兄文章诘屈聱牙，藏腑甚深，奇辞奥旨，灰雾晦涩。然此联有如幼儿学语，田妇叨家，通晓明了，一清二白。”刘庶仙郑重其事宣布：“此联从此乃镇家之宝，刘某必藏之绝处，传之后世也。”

你看，船山先是多么有情趣的一个人。

责编：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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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