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泰然

文章和我皆为湘中子弟，均在湘西读大学，且扎根湘西，在湘西生活廿十余载。我想我们之所以留在湘西，不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更多的是对湘西山水和湘西文化的认同，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的不能割舍的某种情愫。相对于我，文章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有更多的眷恋，对湘西的山水和历史有着更深的理解。《湘西足履》这本散文集记录了作者在最青春的年纪行走湘西山水留下的生命印痕，但却看不见那种常见的自我抒怀——青春期的那种自我化的表达在整个文集被抑制了，它淡化了自我。在自然与历史、风景与人事的行走与交接中，作者虚怀敞开，去容纳那些山河、古镇、村庄、风物、人世，在这种过程中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对象中。

在文章这里，湘西文化对于外来者的那种蛮荒和神秘，湘西形象的那种刻板印象，都是他想要破除的。于是，对于湘西的山川河流、村庄古镇，他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去观照、探询、理解和想象，直到深入到那些历史的幽暗与褶皱之处，去重新体验那消失在时间深处的血与火、眼泪和欢笑，脉搏和体温。于是，在他的笔下，沅水、酉水、辰河、古苗河，南长城、茶峒、乾州、老司城、黄丝桥，亭子关、舒家塘、岩排溪、老司岩等等都不仅仅是外来者眼中的静态的风景，更充满有着他们的历史、故事和生命。他总是想从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砖一瓦，从那些可见的服饰器物、风俗仪式，去追溯一段扑朔迷离的古老往事，去还原文明在这民族地区所走过的跌宕曲折的心路历程。

这种写法貌似和最近二三十年流行开来的文化散文类似：将写景、叙事、抒情与史料文献相结合，在过去与现在间不断游走，做某种历史的思辨与文化的抒情。但这种写作一旦形成套路，而缺少一种真正观照文明的目光和历史的深情，所谓的思辨与抒情也是空洞的无病呻吟，那些点缀其间的掌故和史料也无非是毫无灵魂的知识。近些年来写湘西的文化散文不少，但很多都变成了一种知识的炫耀和堆砌。欧阳文章的这些散文与许多同类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湘西不是作为一个纯自然地理的概念，也不是作为一个猎奇的对象而被观照和书写的。而是作为一个与之对话的生命——他将湘西理解为一种文明的生命历程，在他这里，与这一生命主体的对话的有效性首先是建立在倾听的基础之上：

“每回去泸溪的白沙或浦市，我都会来到沅水江边，静静地坐上一会，听眼前滔滔江水，感受这条流淌的生命在大地上奔腾不息，内心或惊叹、或悲歌，或沉郁、或高亢、或凄婉，或欢愉……倾听一条河流，宛如，和一位孤独的老人聊天，她会将整个生命历程和盘托出。”(《沅水听涛》)

这里有着沈从文先生“历史是一条河”的深沉憬悟的回响。河流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而是历史，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方的文化形态和生命形式，“沅水所至，滋养万民，孕育独特的人文底蕴，盘瓠文化、巫傩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高庙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沅水两岸滋生繁衍、交相绽放，一条河流便拥有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生命属性。”于是，历史不是一个宏大的抽象的概念，不再是一种知识性的罗列，而是嵌入那些历史分合起伏的褶皱中的无名者的生活和生命的细节。比如，他从沅水两岸盛开的油菜花，想象千万年前，远古的先人在这块河流的转弯处，择一高处，挖洞，筑巢，依水而居。“白天，他们下河拾贝，围水捕鱼，上山打猎。晚上，一家人围坐一起，点燃篝火，分享白天的劳动果实……”或者，在泸溪县城的一座文物收藏地，他惊叹于下湾遗址挖掘出来的一根根骨针，还保持着些许的锋利与铮亮，“依稀可以看见，一位远古的母亲，正坐在山洞的篝火旁，为身边的儿女缝补兽皮，成为遮风挡雨的‘衣裳’。”欧阳文章也会在他的文章中引用那些标志着历史重大节点的史料，那些标识着湘西历史的复杂性、悠久性，特别是那多民族不断碰撞融合的史料和传说。但相对于这些文字记载的历史，他更在意那些文字之外的无名的历史，他“常常迷茫而不知所措，或许因为这条深埋于大山中的河流有着太多隐秘幽暗的角落，让人无法触及”。所以，相对于那些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所告诉我们的，他总是试图从那些遗留下来的事物——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或者是一段残破的城墙，一座按传统阴阳八卦布置的堡垒，一种代代相传的弋阳唱腔，一份偏僻苗区的族谱，一处苗寨中留下的“洋楼”……这些事物成为他穿越“历史的迷雾”触及无法触及的历史的“隐秘幽暗的角落”的通道；通过对这些事物的倾听，他进入历史的那些无名瞬间，感受到历史的深沉脉搏。他听到的不仅仅是那些金戈铁马嚣叫，征服与屈服的呐喊与悲鸣，而是在宏大的历史图景之下的那条文明的大河如何汇聚各种支脉，静水流深，更缓慢从容地铺展；文化的隔阂如何在各个民族百姓的世俗生活的碰撞交流中逐渐消解，交流，融合，并逐渐获得一种精神的、审美的丰富性和深度：“文明不是武力的征服与被征服。文明在悄无声息的耳语中，在甜蜜的微笑下，在会意的眼神里，相互融化，有的坚守，有的改变，有的互现。”所以他听到的是历史的杀伐之声背后那些的更温和的、更柔软的声音，是《沅水听涛》那些贬谪湘西的文人，如屈原、王昌龄赋予了湘西文化某种独特的忧郁而浪漫的气质，是《辰河突围》里偶然来到湘西避难的曾氏兄弟成为了传播艺术的使者，是《太平山记》里王姓和尚将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带到了信仰万物有灵的宗教的湘西，是《舒家塘的密码》中杨家将的后人在平定了“南蛮”之后，留下来兴办学校、普及农耕，让先进的中原文化、农耕技术在这里生根发芽……甚至是那些无名的众生在无声无息地日常生活中完成文明的使命，一个骨针就可以见证文明的种子，“在这一针一线中生根发芽”。他的湘西题材散文总是在微观与宏观、过去与现在，文明与自然，现代与古典，书写与器物，缘物抒情，来回穿梭、参差对照，散发衍射出一个意义流转而丰沛的世界；但历史的蜿蜒曲折、百转千回、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明灭起伏兴发出的不是一种历史苍茫的虚无感受，而是一种文明的观照。所谓“尘归尘，土归土，人类文明的脚步正是这样——在‘存在’与‘消逝’的悖谬中踽踽前行。”

没有倾听就没有对话和言说。正是通过一种耐心而专注的倾听，那些残留的事物给欧阳文章呈现了文字之外的历史的曲折幽微，“立于亭子关之巅，东北望，远近山头，依稀可见残留的城墙、碉堡、哨卡，连成一线”（《日暮亭子关》），这些历史的遗迹总是激发起一种想要重新进入已然湮没无闻的历史现场的冲动，想要将历史的“秘密”和盘托出。但“残破，是街上村最真实的现实处境，村落里这些古老的痕迹必然消逝，这是他的宿命”（《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而这些必然消失的痕迹对那些有心人总有所言说。英国艺术史家约翰•罗斯金和作家阿兰•德波顿都认为那些历史遗留的建筑会开口说话，后来的大卫·利特菲尔德（David Littlefield）在《建筑的声音》发展了这种理解，认为这种声音需要一个好的倾听者才能听到，“真正的建筑的声音并不是建筑所告诉你的东西，而是你能从中辨别出来的东西。要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建筑上，你必须为这一点留出空间”。为了从这些残留的事物中进入历史，进入真实的存在，一个倾听者需要对事物虚怀敞开，为这种声音的到来“留出空间”。

在这一点上，文章做得比很多写作者要好。这就是他对湘西文化所倾注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当那些历史的“隐秘幽暗的角落”无法在文献史料，歌谣传说中找到具体的证据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进入一种遐想的场景，通过“可以想见”“依稀看见”等词语引导出一幅具有画面感的虚构图景。这种在现实与想象、眼前实景与心灵图景之间的来回穿梭为他的散文带来了一种纵横捭阖、虚实相生的风貌。这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也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力并不完全是出于一种历史学和文学的修辞需要，而源自一种共情的能力，一种强烈的想要理解一种生命的需要。对一个生命的眷恋、热爱中自然包含着对他的过往的好奇与想象。只有在这种包含细节与温度的场景中，自我才能想象性地进入他者，才能理解他者。历史学的材料往往是缺少生活细节的宏大场景，而这种对他者的强烈的情感则驱使着欧阳文章一次次进入那些想象性现场，与湘西的先民们置身于一种更具体的共同的生活情境之中。

如果只有封建统治者的征服的野心，如果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有仇恨与隔阂，那么文明就不可能静水流深地发展起来，人性也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变得丰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的背后，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必然包含着对他者的包容、理解和爱的维度。就像文章笔下《白云深处有李家》一文中的那个李家寨，流落于此的汉族与苗族习俗、语言不通，但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在不断接触和磨合的过程中心灵与心灵自然而然地就沟通起来：“山上的苗家妹子，虽然没听懂他们的歌声，或许，也会被他们的诚心所打动，爱情之花便就此开放。”

文章和我作为一个湘西的外来者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与湘西有缘，但并不是所有的缘分都能产生眷恋和理解。它需要一种扩展的爱。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不难读到，文章是一个重情的人，这种感情不仅体现在他对故乡人事的依恋，也体现在他对那些人生际遇中遇到的师友的珍重，更体现在他把湘西这一他者作为自己的故乡的深情。他总能从一种同情共感中去重温自己的故乡，“所以，感谢我脚下这个村庄，它让我重温了故土的温度，让我在这漫山的云雾里领悟了一些生命迷茫的真谛”。这种真谛就是爱的能力，是一种扩展了的、深化了的爱。

这是欧阳文章在与湘西山水、湘西文化对话过程中所获得的最高的启示，也是他二十多年来湘西真实的心路历程。

（刘泰然：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第3届理事会副会长）

作者：刘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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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