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藏书楼一角

文/沈晨

1949年秋，刚刚破晓的湘江渡口三只白帆船缓缓靠岸，船是安化蓝田镇（今属湖南省涟源市）来的，行驶了一天一夜。船工从舱面上扯下印花蓝布，里面整整齐齐堆放着四百多箱书，都用防水牛皮纸小心翼翼地裹着。从船上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环顾了一遍熙熙攘攘的渡口，又望向远处岳麓山上的湖南大学，眼中带着热切，他要将五十年积聚的八万册书全部捐献给湖南大学图书馆。

这位老人叫陈浴新（又名陈裕新），1890年10月生(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浴新”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为受浴时代，感知新变。陈浴新的父亲陈吉昂是个读书人，南来北往做些小生意，常怀一腔报国热血。他曾作七律一首，其中“六十华年定主张，高谈国富与民强”两句，表达了自己对时事的关注。陈浴新受父亲感召，自幼喜好结识革命党人。他十三岁时和同乡李燮和交往，两人畅谈志向，共读了《警世钟》《猛回头》等爱国著作。陈浴新母亲亦是思想开放进步的“女中豪杰”,即使家境贫寒，也一直支持两个儿子读书报国。正是受父母的启蒙，陈浴新小时候在乡塾课诗书兼习武，少年走出小镇到北京陆军部讲武堂求学。后担任湖南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副教育长，一直致力于反清讨袁和国民革命。

陈浴新对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从年少求学到在外领兵，他总会随身携带一本书，每晚在豆油灯下默默翻看。南征北战、戎马四方的生活，唯有这昏黄灯光下的文字能让他内心安定。“说剑谈兵声泪下，太平盛世此权舆。儒生报国无长物，一寸丹忱一卷书。”陈浴新毕生所求不过两个：一为太平盛世，二为藏书一卷。

读到《曾国藩全集》中“建军思想核心是‘忠义’，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一句，陈浴新感慨良多，根据自身经历和所学，结合湘军的建军思想，撰写了《统御要义》一书：为将之本，要用“智”去立本，通古知今；用“勇”去践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正是得益于他的倡导，他任福建警备司令期间，福建军队尚学风气盛行。福建一些藏书家闻之，仰慕高义，纷纷将自己收藏的珍本善本赠予陈浴新，嘱其妥善保存。他在福建收购、获赠古籍图书共四万余册，后将这些图书分装四百余箱，用军车押送回蓝田老家，不幸途中突遇日军，损失过半。陈浴新听闻此事默然良久，道：“乱世之中，连书都没有安身之处，文化如何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陈浴新回拒了军务工作的调动，全身心投入湖南文化保护工作中。他担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尤为重视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古籍图书的保护整理工作。在湖南土地改革时期，一些高墙深院内的藏书因无人管理，常有人以各种理由进入私家书楼“浑水摸鱼”，偷走手稿、书画等。更有甚者将古籍打包偷走，当作废品卖给造纸厂和废品仓库等。陈浴新了解情况后立刻采取行动，他和当时的一些文管会领导在这些地方设立收购点，派人日夜蹲守造纸厂，对造纸原料进行识别，尽力拯救一些珍贵典籍。陈浴新在梳理湖南省内私家藏书楼资料时，忽然想到位于湘乡的曾国藩富厚堂藏书楼。由于连年战乱，曾氏后裔相继外出，几十年来，富厚堂无主人居住，只有王子陵和王席珍父女受托管理。1949年，藏书楼收归当地人民政府封存，但图书数量庞大，保护设施欠缺。为了尽力保护古籍，陈浴新立即向上级请示，希望主持接收富厚堂藏书。

1950年10月，经过一些曲折，陈浴新正式着手接收富厚堂藏书。藏书接收共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在寒冬腊月，陈浴新率先前往湘乡荷叶塘调查情况，先取回了部分文物，将其余书籍存好档案，会同当地人民政府封存，嘱其妥善保管。第二次接收是在1954年5月，因经费和人手不足，陈浴新派遣尹天祜前往湘乡接收曾国藩藏书。山远路遥，尹天祜一人走水路督运，二百担书籍再加上船工，把小船装得满满的。江上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尹天祜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江里去。颠簸了一夜一天后，终于将两艘船的藏书安然无恙地运抵长沙。

在清点接收的珍本时，陈浴新发现在《曾文正公全集》底稿、明版闵刻《庄子》、魏源《圣武记》、梅伯言《柏观山房文集》和仿元版胡刻《资治通鉴》上都留有曾国藩的眉批。除此之外，还有曾国藩摹刻船山先生著作《船山遗书》，陈浴新特意取来其他刻本与之进行对勘，细致记录了文意相同但字句增损改易的地方。在完成考证后，陈浴新深感船山先生治学的严谨。在整理太平天国的文件《伪官执照》《伪官清册》时，他发现清册上面列载了大批太平天国官将职衔姓名。由于此册在缮写时有个别错字，上面粘有小块纸片用于更正。而这些小纸片又因年代久远脱落下来，散夹于书页之中。陈浴新为了日后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者有稽校标准，便和尹天祜对其进行修整。他们先根据纸张颜色和内容对仅有几毫米宽的纸片进行辨识，用镊子夹住细小的纸片，用毛笔尖均匀地刷上浆糊后，小心翼翼地贴在古籍的残破处，将它们逐一复原。

藏书在接收后又面临安放的难题。因这批藏书数量过多，无地保存，文管会转运了部分图书暂存南岳。可富厚堂藏书有些没有标记，与各地图书混在一起会造成图书的散逸。为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并明确藏书的具体流散情况，在第一次接受曾国藩藏书时，陈浴新和陈粹劳两人就对当时的富厚堂求阙斋藏书进行了清点，把所清点的藏书编成《曾富厚堂公记书目》一册。因书目是由两人轮流统计，所以存在至少两种字体（一种行书，一种楷书）且两种字体轮流反复出现。《曾富厚堂公记书目》每半页十二行，著录书名、册数，依《千字文》中文字为题号，每字下分四号。从“天”字至“场”字所著录的内容与《求阙斋书目》排序差不多，其后面的“化、万、草、木、被、此、盖、方”等所著内容与《求阙斋书目》略有区别——其中曾国藩撰绘的书画、中堂卷轴、对联、手稿抄本及明清名人抄稿本较少，可能是接收时流失。全书大致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偶尔会有排序混乱的情况出现。对比更早时期的《求阙斋书目》，陈浴新所接收的藏书在原有的图书数目上减少了一千八百一十四册，多是在政府接收藏书之前就流散出去的。《曾富厚堂公记书目》成为迄今最晚记载湘乡曾氏家族藏书楼藏书情况的目录，具有重要价值。

陈浴新先生不仅藏书、护书、为后人整理书，也深爱着这些书，总想为古籍找到合适的安放位置。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为了支持新中国文化事业，陈浴新将五十年积聚的图书全部捐献给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解散，在原有系科的基础上成立湖南师范学院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原湖南大学所藏古籍善本及线装图书全部移交湖南师范学院保存。在湖南师范学院内，这些藏书被分别保存在图书馆古籍室、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学院资料室。陈浴新先生认为，虽在闽收集古籍历尽艰辛，“现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此快事亦幸事也”。2014年10月14日，陈浴新先生的儿子陈守宁和孙子还专门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捐赠了《我的足迹和历史的年轮》等文献资料。

如今，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室内还存有陈浴新先生1949年捐赠的《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二十八册，光绪二年（1876）秋传忠书局刊）。古籍泛黄的纹路上承载着深邃与风尘。书中错落的四个印章标示着这本书的辗转：有“陈浴新印”、“邨南凐舍”印、“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印以及“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印”。其中，“邨南”与“凐舍”四字，笔画疏密得当，布局协调朗丽；“陈浴新印”仿汉白文，带有皖派之风，刀法苍劲浑朴。这两方印章大概深得陈先生喜爱，在先生多处藏书中都有出现。而今，故人已逝，它们仍在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

戎马书生陈浴新的“事功”在沙场，更在文化事业。他的古籍保护工作留存了湖湘文化的根脉，助推了湖南文化事业的建设。如今，在岳麓山下，一代代读书人从中受惠，躬身圣贤典籍、讲学潇湘洙泗；于斯为盛，弦歌不辍。

作者：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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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