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食窥世，以火候炼心——评《食南之徒》

马伯庸的新作《食南之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面世便斩获佳绩，拿下豆瓣2024年中国文学（小说类）榜首荣誉。

“天下至真者，莫过于食物”。这位被大众读者戏称“马亲王”的作家，用一罐发酵的蜀枸酱、几棵跨越千里的壶枣树，牵出迷雾重重的深宫悬案。他再次以销量与口碑齐飞的成绩证明，自己笔下的历史不必正襟危坐，真相亦可藏于市井烟火。

故事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仅有百余字的历史记载，在汉武帝登基第六年，南越国不服朝廷，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番阳县的县丞唐蒙收到指令跟随出兵，这位县丞三十来岁身体肥胖，表面懒散实则心思缜密。

在行军途中唐蒙私自让士兵打野兔，用随身携带的精制桑炭搞野炊，亲自转动竹签，偶尔还费力地弯下大肚腩吹吹火。不时教导下属：“兔肉质柴，要先抹点脂膏，放在两侧小火烤；雉肉质嫩，搁在中间旺火烤。烧烤上应天时，下合物性。若是错乱了，可是要遭天谴的”。可见，对于军机要务来说，唐蒙更在意烤兔肉的火候，人物性格已跃然于纸上。

就在唐蒙美美品尝桑碳烤兔腰、麦麸饼卷烤肉时，一小队南越士兵突然闯入营地，他们三下五除二将其生擒后，唐蒙从俘虏身上的仙草膏，敏锐地推断出南越、闽越勾结反汉的阴谋。不过最终战事未起，朝廷改派使节劝降。

唐蒙本想回乡，却被汉武帝派来的汉使庄助看中升职为副使，同行赴南越。他一路摸鱼吃喝，结识了卖蜀枸酱的小女孩甘蔗，这也牵出了后文关于“蜀枸酱”的古代跨地域贸易网络。

这位西汉番阳县的县丞，凭借对美食的敏锐嗅觉，将枸酱煮嘉鱼、寒鸡、茅鳝羹、酸汤白条鱼、壶枣睡菜粥等南北美食化作文化符号，串联起汉越之间的权力博弈与文明交融；作者也将书中的枸酱、仙草膏、胥余果、五敛子与现实中的茅台酒、烧仙草、椰子、杨桃一一对应，打通了书本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其中，最妙的是“壶枣树”这一意象。史载南越王赵佗执意移植河北壶枣至岭南，作者抓住这一反常细节，将其演绎为“乡愁政治”的隐喻。在南越深宫中，赵佗不住华丽的寝宫，而是依照印象中的样子重建家乡的土砖房，周边种着一圈故乡的壶枣树，这壶枣树是百岁老人赵佗个人对北方故土的眷恋，更是汉文化向南延续的象征。

卖枸酱的岭南少女甘蔗才华横溢、机智敏锐，她继承了母亲作为厨官的技艺，对美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追求，但其母被陷害惨死，她也因知晓秘密而“意外”坠亡。

乱世里的小人物如同食材在南越名菜“杂炖”里翻滚沉浮，不能自拔。但总有一缕香气证明他们存在过，唐蒙回想曾经的情谊，主动以探寻“蜀枸酱”之路为由、二十三年如一日研究路线，最后带领大军杀回南越替甘蔗报仇。

马伯庸向来擅用小人物写大历史，也惯用好莱坞电影的结构来套入历史故事。之前的小说都非常优秀，比如《太白金星有点烦》对标美剧《纸牌屋》的权谋斗争，内含的为人处世之道值得反复琢磨；《长安的荔枝》像是特工007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转运荔枝过程中各种见招拆招，见证长安的繁华之下大厦将倾的轰鸣。

在《食南之徒》中，马伯庸依然维持了极高的叙事密度与流畅度，情节推进几乎没有一丝拖沓，章节设计也明显带有剧集分集式的紧凑感与悬念设计，连对白的语感也更趋于现代口语化。

但叙事节奏的影视化倾向与主题深度的停滞，许多值得深挖的意象与矛盾，如甘蔗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错位感、唐蒙完成复仇后隐退田园的心态，都被迅速推进的剧情所压缩，导致此书更像一部合格的商业剧本，而非可以反复品味、不断生长的文学作品。

电影《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中有句台词：“如果我一直待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会在原地打转，像傍晚出来觅食的蝙蝠一样，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我认为这句话同样可以照见马伯庸当下的创作隐忧，在不断追求叙事节奏与阅读快感的过程中，他笔下的小说正在悄然朝着“同质化”“影视化”的方向滑行。

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观众已经习惯了微短剧、爽文市场对快节奏叙事、强冲突情节结构的作品供给，另一方面也来自作者自身对类型文艺快销规律的精确把握与运用。

而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样式，其魅力并不仅仅是表象爽感，更在于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叙事张力，那些克制、留白、顿挫、反复咀嚼之后才能抵达的复杂情感和思想沉淀。

当然，这种变化趋向并非单一的贬义。就像《食南之徒》本身所展示的，它以饮食为媒介，将深宫政治、地方贸易、文化交融编织成一幅色香味俱全的历史大餐，仍然是极为动人的阅读体验。

在快节奏阅读成为主流的今天，马伯庸的作品保留了一份传统叙事的温度与质感，依然是当代类型小说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正如唐蒙在炉火旁细细调整烤肉火候一样，小说创作的妙处，也正在于那份对火候的耐心打磨，既要热烈翻滚，也要懂得慢火细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