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俊杰

在2024年人民文学奖的颁奖台上，董宇辉的“传播贡献奖”如同一枚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文学界与大众舆论的激烈交锋。

那些尖叫着“文学已死”、嘲讽董宇辉“不配”的声音，本质上是对文学人民性的无知与对传播力的傲慢偏见。

这场争议，恰恰暴露了中国文坛某些群体固守的精英主义痼疾，以及他们对时代变革的钝感。文学的人民性，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文学走出书斋，与广泛的人民群众产生共鸣。董宇辉的直播间，正是这一精神的当代实践。

《人民文学》杂志在董宇辉的直播间4小时卖出99.2万册，成交额达1785万元。这场直播背后，是895万观众对文学的热切目光，是无数普通人因董宇辉的推荐重新捧起《额尔古纳河右岸》，让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史诗在一年半内销量突破500万册。这难道不是文学人民性最生动的注脚?

某些批评者将“人民文学”狭隘化为“必须由人民创作”或“必须直接描写人民”，却忘了“人民性”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董宇辉在直播间将《平凡的世界》中“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叙事与自身经历结合，让年轻人在弹幕中打出“原来文学可以如此贴近生活”。这种将经典文本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的能力，恰恰是对“人民性”最务实的诠释。反观某些自诩“纯文学”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读者的傲慢疏离，最终沦为圈内人的互娱玩具，这才是对“人民”二字的背叛。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学的危机并非来自董宇辉们的“带货”，而是来自某些守旧者将文学供奉成“不可触碰的神像”。他们一边哀叹“文学边缘化”，一边对直播、短视频等新传播渠道嗤之以鼻，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姿态，本质上是将文学异化为脱离时代的文化化石。

董宇辉的价值，恰恰在于用接地气的方式打破这种僵局：他将《苏东坡传》中的文人风骨解读为“被贬黄州的公务员”，用“人生要耐得住寂寞”重构《百年孤独》的现代意义。这种“翻译”或许不够“学术正确”，但它让马尔克斯与迟子建走进了“996打工人”的精神世界。

那些讥讽“销量即正义”的批评者，不妨看看历史：明清小说的繁荣得益于说书人的市井传播，鲁迅的杂文影响力离不开《申报》《新青年》的大众媒体属性。今天的直播间，不过是新技术条件下的“现代说书场”。

《人民文学》全年订阅量常年徘徊在5万份时，董宇辉一场直播便让其销量暴涨16倍，这样的数据不是“堕落”。没有传播的文学，不过是印刷厂仓库里的废纸堆。

董宇辉发布获奖感言。通讯员 摄

对董宇辉最恶毒的指控，莫过于将其获奖视为“文学向流量下跪”。这种论调暴露了批评者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接受余华、莫言在短视频平台用“段子手”姿态与年轻人对话，却无法容忍董宇辉以“卖书人”身份登上领奖台;他们默认《人民文学》需要财政拨款维系生存，却对一场直播解决杂志社季度KPI的现实贡献嗤之以鼻。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某些人将“文学性”简化为“文本复杂性”，却对传播效能视而不见——董宇辉的直播间里，观众人均停留时长仅1.2分钟，但这1.2分钟的“看见”可能比某些“纯文学”期刊在书架上积灰的365天更有价值。

当《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坦言“希望重现20世纪80年代文学辉煌”时，他显然比批评者更清醒：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恰恰建立在《人民文学》发行量破百万、作家与读者密切互动的基础上。

董宇辉获奖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学评价体系的话语权争夺。传统文学界习惯用“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维护自身权威，却拒绝承认网络时代文学生态的多元化。董宇辉的“传播贡献奖”，正是对这套僵化体系的突破：它承认文学价值不仅存在于创作端，同样体现在传播端。董宇辉让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千万家庭，其文化意义绝不逊色于某些“纯文学”期刊上的晦涩长篇小说。

那些高喊“文学不应唯流量论”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当余华《活着》销量突破2000万册时，他们可曾质疑过“销量污染文学”?当刘慈欣凭《三体》跻身世界科幻殿堂时，他们可曾嘲讽过“科幻不够严肃”?这种选择性的“纯洁性焦虑”，不过是既得利益者对新兴力量的恐慌。文学的真正危机，从来不是“太接地气”，而是“拒人千里”。

董宇辉获奖事件，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中国文坛的两种面相：一边是拥抱变革的实践者，他们深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另一边是蜷缩在象牙塔里的卫道士，他们用“纯粹性”的锁链将文学禁锢成小众玩物。当后者用“遮羞布”“谄媚流量”等标签攻击董宇辉时，他们真正恐惧的，不是文学被“污染”，而是自己垄断解释权的特权被瓦解。在这个算法重构一切的时代，文学若想避免沦为文化遗产名录上的标本，就必须接受董宇辉们的“冒犯”。毕竟，真正的文学人民性，从不害怕走进烟火人间——它只怕在傲慢与偏见中，失去与人民对话的勇气。

责编：胡雪怡

一审：周月桂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