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在2004年的访谈中说，中国摇滚乐是现象，还没成为文化，但早晚会成为文化。十年后，一位青年作家感慨，这正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2014年，正在自媒体写诗的黄摩崖结识了人生中的第一位独立音乐人朋友——素乐团的创始人罗卿，被其观点吸引——“摇滚乐不是嘶吼、叫骂、甩头发”。那是什么呢？

黄摩崖在2015年受邀加入乐队，改组后的素乐团从此举起“文化摇滚”的旗帜。所谓“文化摇滚”，首先打破“摇滚乐等于亚文化或舶来品”的刻板认知，再将“摇滚”一词从音乐类型升维至文化精神，强调其作为人类文明固有文化基因的普适性，那么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就不成问题，进而展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创造性转化‌。

“文化摇滚”的主张并非聊备一格，而是将“舶来”彻底转为“归来”，从根本上解答中国摇滚的存在和身份问题，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摇滚创作确立哲学根基，黄摩崖补充道，“文化摇滚”的实践则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完全撑起来需要筑牢几根支柱，“中国青年”系列和“摇滚+非遗”（Rich Music）系列算是目前基础完工的两根柱子，还有几根柱子的建设进度不一，希望听众不要孤立地看待任何一个系列。

《旧青年》作为素乐团的早期代表作，是黄摩崖、罗卿这对词曲拍档合作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作品反思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也反映出素乐团对待传统文化的温情立场。“我长做先锋/但根蒂保守/我崇尚质疑/不热衷推倒/我崇拜理性/也皈依人性/我不抗拒传统/她是常带忧伤的馨香”。歌词改编自黄摩崖创作于2013年的同名诗歌，以一句流行语“未来未必来/过去过不去”，托起一个流行词“旧青年”。

“旧青年”的可敬与可爱在于对事不对人，先以“旧”自居，再以“废除汉字”“废除婚姻制度”等偏激论调为例，猛烈撞击那些以新旧论对错的刻板认知。“迷信今天/人容易老/离开故纸堆/就放上一把火”。人生不只有当下，青年要为自己注入历史感，才能看得远，也才不会老想着“埋葬旧世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每一代簇新的青年终会变成旧青年，文化没有永远的新，也没有永远的旧。《旧青年》为整个“中国青年”系列划定了叙事起点并奠定了感情基调，这首歌的女主唱版本收录于专辑《素言》，罗卿主唱版本则收录进专辑《异响天开》。

和《旧青年》一样，《没有爷爷的时代》的歌词也改编自同名诗歌，原诗是黄摩崖在祖父去世后创作的。2014年黄摩崖在葬礼上听了一个通宵的龙山三棒鼓，为三年后乐队创作《乡下人上北京》打下了基础。《没有爷爷的时代》同样在强调历史感的重要，只不过借助“家谱”“祖籍”“爷爷的名讳”等隐喻，展现“失根者”的焦虑与“寻根者”的抗争，不仅精准预判了此后生育、养老、农村空心化等危机，更警惕“去向远比来处风雅”的乡愁失忆症，并讽刺了“世人总有办法解答”的遮羞布。

《没有爷爷的时代》收录在专辑《素言》，后被选为湖南省微电影大赛“金芙蓉奖”一等奖作品《嗦哝花亘》的片头曲，罗卿、欧阳俊、王路遥三位初代成员在微电影中客串出镜。

素乐团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素言》，是罗卿给黄摩崖的第一篇命题作文，以示从此都要为乐队新创，不再改编诗作。“我常梦见一双代我跋涉的军靴/一山替我白头的白雪/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看不穿和推不掉的约”。歌词以梦境开端，中间植入《满江红·怒发冲冠》的名句，以信仰结尾，为作品赋予庄严的宣言气质，“音乐是我的知觉/她是我的千真万确/音乐是不可磨灭/他是我的埋骨之穴”。作为当时乐队内部统一思想的心声之作，《素言》具有无可替代的转折意义。

正是从这首歌曲开始，二十几岁已出版大部头（《头颅中国》）的黄摩崖必须严肃思考，如何从个人的创研状态切换到乐队的集体模式中去，而罗卿颇有远见的分工以及偏爱的慢词节奏，都为之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黄摩崖似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著书以外的另一种立说方式，于是二人碰撞、配合、相互影响，开启了一场超过十年的文化实践。此后的乐队专辑，黄摩崖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负责了九成以上的作词，由于自觉调动了文学以外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出面整合了“地下”之上多层面的社会资源，并深度参与到乐队策划、包装、经纪等事务，黄摩崖所做的工作已远远超出“音乐文学”的范畴。

新事物在出现之初，往往不为人所理解，那时的旁观者尚未发觉，在“作家上舞台唱唱跳跳”的文化奇观背后，隐藏着一位沉稳的实践理论建构者。客观而言，罗卿的音乐保留并放大了黄摩崖的文人特质，而黄摩崖的整合能力也在乐队公共影响力骤升的同时保护了罗卿的“独立调性”，否则，二人的搭档关系不可能维持十年之久。在一场线下分享会上，黄摩崖指着身旁的罗卿和欧阳俊对观众说：是什么把我们几个看似不同世界的人凑到一起十年，是音乐，但你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支乐队，还是复杂中国的一个缩影，你们可以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素乐团。

《苦行者》是专辑《异响天开》中成曲最早的作品，黄摩崖以清宫剧泛滥荧屏的现象起兴，思绪飞掠古今中外，坦露面对现代文明生活中嘈杂、竞逐、陈规、诱惑等存在的无力感与不适感，直抒孤独的志愿。歌词不仅融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东方义理，还借用西方文学经典《唐·吉诃德》中骑士大战风车的象征场景，于是出现了罗卿念着“阿弥陀佛”，又唱起“他者总在招惹”的奇妙反差。

“孤独的人是痛彻的风车/孤独啊是光荣的时刻”，这略显悲壮的尾声，表明素乐团坚定选择了不流于俗的精神境地，却仍在尝试唤醒某种更高的自觉，因为“圣贤”与“书册”的局限性，因为“命格”与“欲壑”的难以征服，这注定是一场苦行。如果从文本内涵上对比张楚1994年的作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以明显看到新世纪“文化摇滚”的内秀特征。

《男人三十》主要表现青年男性在步入职场、婚姻后，特别是逼近或跨越30岁这一人生重大节点时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作品围绕“涉世渐深”展开，点破这一阶段的“游走”横亘着“风流”与“难受”的极度矛盾，“过了这个秋/她问我所有”，此时面临的形势是，“独上高楼”或可“功成名就”，“瞻前顾后”可能“覆水难收”，因此“不愿在此刻停留”。由于认知和心态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所有事都需要去做的理由/自由再不是那个自由/美丑也不成美丑”。标准的日益模糊，对“出口”的迫切寻找，都初露人生的沧桑，80/90后的听众尤其能从中感受犹疑、摇摆、遗憾、疏离、失望、洒脱、期许等复杂滋味。《男人三十》收录在专辑《异响天开》。

又一首命题作文，“文氓”意为文化流氓，出自鲁迅的《书信集·致姚克》。罗卿以迷幻摇滚的编曲连接鲁迅的批判精神，歌词文本则深度应用语言学知识，除了标题本身就包含矛盾用语（“文”与“氓”的反义并置）、反讽（有文化的流氓）和谐音（文盲）等多重修辞与多重语义，黄摩崖还通过在固定词汇中增加表示否定性转折关系的“而不”，破除既有词汇的封闭语义，释放出全新的指涉现实的能量。例如“高而不贵/老而不实/推而不行/树而不立/改而不良/繁而不荣/文而不化/管而不理”。副歌歌词运用“藏头”之法，四句开头一字，拼接成“摇滚不死”的壮语，让人眼前一亮。尾声将成语“死去活来”还原为“死去”和“活来”的前后并置，可谓点题。

“大师别躲/说的是你”。“文氓”往往不被主流理解和接纳，但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在于他们的破坏性和颠覆性。《文氓》对道貌岸然、尸位素餐的文化界学术界权威与长官，进行辛辣的嘲讽，是一首打着“伏魔降妖”旗号进行“文化反腐”的作品。《文氓》将新兴阶层文艺青年的愤怒与血性内敛，骂人不带脏字也不飙高音，再次体现出“文化摇滚”的内秀特征。

《红领巾》是一次乡下采风时，罗卿给黄摩崖的命题作文。作品整体曲风轻快，却暗藏成人世界的沉重与复杂。“马路边曾有一分钱被我捡到/弹珠和橡皮是那时快乐的低保/委员们打过的报告轻于鸡毛/日记里里外外都是世间美好”。以化用经典儿歌《一分钱》的方式幽默开篇，黄摩崖充分利用那些积淀了集体文化心理的词汇，通过对习见意象的创造性发挥，打开了70/80后的集体记忆，而怀旧天真的色彩又与反讽性记忆紧密结合。例如“姐姐的辫子”这一意象，指涉的不纯粹是个人化的青涩岁月，而是“中国”形象与一代人共同记忆之间的关联。“她让我们免于父母的怀抱/她让我们天真不老”，典出《论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此处的红领巾像一枚标签，贴上即意味着幼儿正式脱离父母怀抱而以独立个体走向社会。从“欢迎来稿”“如此多娇”，唱到“追梦趁早”，再到“知了知了”的结尾，似乎暗示：个体的成长，往往意味着理想主义的破灭。《红领巾》收录在专辑《异响天开》。

《侠客日记》是专辑《Ⅲ》中成曲最早的作品，经过罗卿多次打磨，以英式摇滚的主歌，结合部分雷鬼的副歌，再到硬摇的间奏，多元变换，律动轻松精炼。歌词以第一人称“我”，记录下岁月的流逝与小城的巨变，除了老街、网吧、广场舞、理发店、KTV、洗脚城，故事里就剩声色犬马的身体日常与精神尴尬。

“夕阳西下/小河儿东流/我在桥上抽烟/烧作晚霞/我自君临天下/爱人如麻/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人在江湖/狭路相逢/莫问我叫啥/请扫二维码/不笑不骂不打不杀/海阔天空/买卖一场/有志向谁夸/去签字画押”。由《金庸宇宙》可知，黄摩崖是一位资深武侠迷，但落寞氛围笼罩着这首《侠客日记》，“侠”为虚，“客”为实，折射侠文化的主体性在物欲世界的无奈挣扎与彻底沦陷。这首作品是素乐团目前现场演出的必选曲目。

如果说《素言》是素乐团一则坚硬不折的外交宣言，那么三年后的《学雷锋》更像一篇成熟松弛的心得体会。歌词以一批“60后”乐手即中国初代摇滚人作为“口述历史”的采写对象，回望这一独特艺术群体的精神成长史。上阕的“光荣的红旗手/潇洒的拖拉机手/先进的生产能手/和伟大的舵手”，下阕的“老实的键盘手/低调的贝斯手/忠厚的吉他手/和谦虚的鼓手”，黄摩崖透过从事不同劳动的“手”，对比不同历史阶段的个体选择与社会风尚，也代入式地记录下老一辈同行从坚硬到柔软、从激越到平淡、从宏大叙事到个性表达的蜕变，他们用燃烧的青春给出怎样学雷锋的答案，那就是专注本行、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1963年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一直贯穿着“学习雷锋精神”的号召，但“学雷锋”的论调、内涵与接受度也发生着变化。主张“文化摇滚”的素乐团倾向于继承雷锋精神中所联结的中华传统美德，唱起“我给雷锋同志搭把手”，自觉扶起那座历久弥新的“雷锋塔”。

在后来的线下分享会上，“干一行爱一行”的黄摩崖抛出了一个从实践中得来的观点——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会给人类音乐家带来一场深刻革命，为了提升摇滚乐队的文化性、思想力与辨识度，可以在歌手（主唱）、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手等基本编制外，特立一个新职位“写手”，工作内容不仅限于写词，而写词很优秀的，可以沿用古称“词手”。《学雷锋》收录在专辑《Ⅲ》。

《网红》又是一篇罗卿给黄摩崖的命题作文，作为专辑《Ⅲ》里信息量最大的作品，《网红》抛开具象的网络红人，转而以二十多年来的网络大事件与流行语为线索，运用轻松诙谐的笔触和唱腔盘点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景观和中国人的互联网体验史。

怀旧的口琴响起，“初见的伊妹儿/是个九零后/我曾随着她/踩着鼠标垫儿去冲浪”。多少人的青春开始震颤，但玩性十足的歌词却猛然冒出一段“那时我们正年少/相信好友就是好友/视为彼此的天涯”，这来自黄摩崖此前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的真实感受，而“今天我们不许诺/知道真人不是真人/生存是彼此的直播”，则直接源于乐队参与腾讯微视和QQ音乐直播后的经历，可以代表素乐团对互联网社交的总看法。

在某次线下分享会，罗卿回应观众提问时谈到，直播这种形式虽然对推广音乐有一定作用，但难以呈现很好的表演效果，乐队的魅力与生命还是在现场，过于频繁的直播打赏对创作是一种伤害。《网红》最终表达了红火背后的隐忧，无论明天如何发展，“隔壁”一词象征着人与互联网保持的适度距离。

在“中国青年”系列中断一年之后，素乐团又接上了这个主题，《简单说三点》是一首节奏轻快的复古式雷鬼歌曲，为反思庸俗的“成功学”而作。自我解嘲的歌词，倒退性使用刻板生硬的文风，极具反讽意味。“成功是他们的事/失败我有发言权”。为什么“找不准出发点/抓不住切入点/寻不到落脚点”，这正是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自由畅想、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走到此时的素乐团，已成熟到以笑脸回应沉重，以文化接纳命运；此后的他们，有意放慢脚步，将更多精力投入另一根支柱的建设。

从2021年的《莫骂娘》开始，素乐团重启了已中断两年多的“摇滚+非遗”系列，并以一年一首的慢速推进，不断验证并修正理论模型，形成实践与理论互哺的良性循环。

“文化摇滚”经过十年的探索与迭代，素乐团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卫视、湖南日报、腾讯等主流平台的关注推介，黄摩崖个人被授予湖南省“最美读书人”“最美文旅人”称号，都表明这一艺术实践逐渐‌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我们将继续关注素乐团的动向，热切期待他们在其他系列的创作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责编：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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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湘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