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将“传播贡献奖”授予董宇辉，这一事件看似是直播带货与文学期刊的跨界联动，实则折射出数字时代文学传播范式的深刻变革。当《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刊”选择与直播间合作，当董宇辉的三寸之舌成为连接严肃文学与大众的桥梁，其背后隐藏的是传统文学场域对传播困境的主动突围，以及数字媒介重塑文化权力结构的深层逻辑。

一、文学传播的范式革命：从“殿堂”到“广场”的下沉之路

《人民文学》作为中国纯文学的标杆性刊物，其订阅量曾长期依赖专业读者与机构渠道。而董宇辉直播间创造的“单场销售超8万套”奇迹，本质上是文学传播从“精英闭环”向“大众参与”的范式转换。

媒介载体的迭代：传统文学传播依赖纸质期刊、书店与学术评论，而直播间通过“语言+视觉+情感”的多维叙事，将《人民文学》的内容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产品。例如，董宇辉在介绍梁晓声《人世间》时，结合自身经历解读“苦难中的人性光芒”，让抽象的文学主题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这种“场景化解读”打破了文学评论的专业壁垒。

受众结构的重构：直播间观众中，24岁以下用户占比达38%，大专及以下学历用户占比超60%（第三方数据），这与《人民文学》传统读者形成鲜明对比。数据表明，超40%的购刊用户表示“此前从未订阅过纯文学杂志”，这意味着董宇辉的传播行为正在培育新一代文学受众，扩大文学的社会基数。

价值评判的松动：长期以来，文学传播效果依赖学术评价体系，而直播间以“订阅量”“互动率”等数据指标重构了评估维度。这种转变并非否定传统评价体系，而是补充了“大众参与度”这一维度，体现了文学价值的多元性——严肃文学既可以在学术殿堂被解构分析，也可以在大众广场被情感共振。

二、文化中介者的角色转型：从“守门人”到“翻译官”的功能嬗变

董宇辉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以“知识型主播”的身份，填补了文学场域与大众之间的“解释鸿沟”。在传统传播链条中，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批评家、学者、编辑等“守门人”过滤才能到达大众，而董宇辉则化身“翻译官”，用口语化表达、个人化叙事对文学内容进行二次编码。

董宇辉将文学文本中的“隐喻”“象征”转化为日常生活经验。例如，解读莫言《红高粱》时，他以“黄土地上的生命张力”为切入点，联系西北农村的耕作场景，让读者绕过文学理论直接触及文本内核。通过“故事+金句”的模式制造记忆点。在推广李娟《我的阿勒泰》时，他提炼出“雪山下的游牧哲学，是对快节奏生活的温柔抵抗”等传播语，将散文的诗意转化为可传播的社交货币。

作为从农村走出的知识青年，他的“素人学者”形象消解了文学的精英气质。当他讲述“在工地搬砖时读《平凡的世界》”的经历，实质是在构建“文学属于每个奋斗者”的身份认同，这种共情力是传统传播者难以企及的。

三、争议背后的文化博弈：精英话语与大众文化的权力再分配

董宇辉获奖引发的讨论，本质是文学场域内部关于“何为传播价值”的博弈。部分观点认为，以销售数据衡量文学传播效果是“市场化对艺术性的侵蚀”。

传统文学精英掌握着“阐释权”，但数字时代的大众通过“点击量”“购买率”重新定义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董宇辉现象表明，大众正在通过消费行为争夺文化话语权，这种权力转移倒逼文学界重新审视“传播”与“创作”的关系——没有有效传播，再深刻的创作也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人民文学奖增设“传播贡献奖”，本身是对传统评价体系的突破。这一举措并非否定“艺术性”的核心地位，而是承认“传播力”是文学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的“文化生产场域需要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良性循环”，董宇辉的商业成功恰恰为文学期刊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资本，使其能更从容地扶持严肃创作。

直播间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公共空间。当莫言、余华等作家走进直播间与大众对话，这种“去中介化”的交流打破了“作家—评论家—读者”的传统链条，形成“作家—主播—读者”的直接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提升了文学的可见性，更可能催生新的文学批评形态——大众通过弹幕、评论参与文本解读，形成“UGC式文学批评”，这或将重塑文学阐释的权力结构。

董宇辉获文学奖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数字时代的“文化启蒙”正在发生：当文学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当知识传播突破学历与阶层的壁垒，当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文化传播的节点，这不仅是文学的胜利，更是文明的进步。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言：“文学的价值，既在于它能被少数人深刻理解，也在于它能被多数人真诚热爱。”董宇辉的实践，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在流量与情怀之间，他搭建了一座让严肃文学通向大众心灵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尽头，或许正是中国文学更具生命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