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职研究

母职研究与父职研究是亲职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母职即母亲角色和母亲身份，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一个是mothering，强调女性成为母亲的现实过程与个人经验；另一个是motherhood，强调女性成为母亲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要求。“母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性。母职研究中常见的议题包括母职焦虑、母职困境、密集母职、丧偶式育儿、母职过渡等。相对应的，父职意指如何做父亲的理念与实践，同样也受到个人体验、社会建构、社会规范、制度要求等要素的影响。父职研究中常见的议题包括父职角色、父职气质、父职的职业奖励、新父职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的历史变迁动力与具体表现等。总体而言，关于父职的讨论数量与代表性文献质量远远低于母职研究，尽管近年来国内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父职研究的相关文章，但是依旧没有动摇亲职研究领域母职研究的主导性地位。虽然两者在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上高度契合，都关注亲职转变中的职业压力、职业获得、社会角色与角色调适等议题，但是依旧存在对亲职社会性特质的忽略、性别视角的缺席等不足。

1.亲职角色：“神话妈妈”与“新父职”

母亲的亲职角色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今天关于母职期望的定义依然起重要作用，传统母亲意识形态定义了“好”的内涵。《妈妈神话：母性的理想化及其如何破坏所有女性》一书阐释了好母亲/坏母亲话语的运作方式，他们确定了一种源于后女权主义理想的流行的好母亲建构，即“新妈妈主义”，将其定义为强化母爱：通过强化母爱，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我们看着自己，其他母亲也看着我们。这意味着母亲要随时应对关于母职履行情况的自我审查与外部监视。

性别气质是讨论亲职育儿角色的主要视角之一。这一理论来源于康奈尔的性别气质论，康氏将男性气质分为四个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父职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现代视角下的男性育儿角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父职角色逐渐走向“责任型父职”与“关爱型父职”，而亚洲文化中有男性不参与育儿的传统习惯。虽然法律规范已支持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参与家庭劳动，但社会普遍意识仍将家庭事务和育儿工作视为女性职责范围内的事务，部分男性甚至认为参与家务是在帮助女性，存在一定的育儿羞耻。

2.职业压力：父职奖赏与母职惩罚

现代社会在强化母爱的基础上也强调女性的社会参与，这要求女性既要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照料母亲，也要成为一个具有职业竞争力的职业母亲。研究表明，职业妈妈会面临更低的同事交往频率、更低的上级评价、更难以维系的客户资源、更少的经济收入与更低的就业机会等系列问题。职业父亲却较少陷入这种职业困境，甚至会获得较高的工资溢价水平。原因在于家庭育儿分工仍受到“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影响，市场化企业倾向于认为已婚育的男性出于家庭经济负担会对企业更加忠诚，会更有精力去处理工作事务，而女性要处理一系列育儿事务，工作精力与工作能力受到双重限制。

3.反身性VS具身性

传统的母职研究具有较强的具身性特点。对于身体的表征地位与生理体验的强调构成了母职研究的主要议题。虽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提出过母职的生物性特征与社会性特征之分，但如今的母职研究却忽视了其社会性特征，将母职体验的主要议题限制在孕期体验、哺乳喂养与教养方式上，关注母性身体与个人体验。然而具身化的研究倾向仅仅将母职体验禁锢在母性身体体验变化较大的阶段，或者是本身就属于母亲参与程度较高的议题。所以，母职的社会性特性需要被带回研究视域，需要关注母职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过渡与平衡，以此摆脱母职研究中的过度具身化倾向。

而父职研究十分关注反身性议题，将“成为父亲意味着什么”这一经典议题放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反思，讨论不同的家庭模式、经济收入背景、个人童年经历、家庭日常生活事件等因素对父亲意义的建构作用。如威廉姆斯的论文讨论了英国的父亲并不会机械地将传统父辈的教养方式带入自己的父职教养实践，而是展现出非常个人化的积极体验，通过对父辈教养经验的反思与扬弃，展现一种积极参与的父职角色。

4.性别分化视角缺席

在亲职的数字化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双重维度下，母职与父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现实表征与行为逻辑，这种差异凸显了性别分化视角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特定议题的讨论中，母职与父职的分化特征会为学者提供更具启发意义的分析路径。然而，这一视角在既有研中仍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应用。

（二）亲职研究的数字化实践

亲职体验中的数字化实践行为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前沿议题。从情感性到工具性的数字化实践功能谱系两端来看，亲职体验中的数字化实践功能分别包括：（1）获取情感支持，数字化实践有利于新手妈妈形成群体情感支持共同体，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2）寻求与分享亲职过渡的必要信息，数字化实践过程有利于新手妈妈获取必要的育儿经验，这类信息本身来源于代际的信息落差与信息鸿沟。（3）规避亲职惩罚，获取经济补偿，特别是对于新手妈妈来说，利用线上社会资本与社群媒介可以短暂帮助其过渡职业空白期。（4）打造自身亲职形象，赢得社会奖赏，数字化实践有利于进一步打造母职或父职的新社会形象，是一种整体性的角色表露。而本文的研究问题与创新点在于：

首先，晒娃作为一种媒介化自我呈现的方式，是观察家庭内部亲职角色与社会外部职业角色的切入口，也是连接母职研究中生物性特性与社会性特性的中介点，还可作为连接父职研究与母职研究的中介点。本文将晒娃定义为父母在线上分享子女和家人照片的行为。晒娃行为是亲职体验中多种功能的综合性体现，是情感性与工具性兼具的复合型社会行为。晒娃不仅可以帮助父母分享子女信息、表达内心情感状态、获得情感支持、缓解亲职焦虑，还是一种打造“好家长”的角色表露策略，是一种角色压力的策略性调适行为，可以为展示者带来一定的社会收益，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

其次，已有文献证明了生育后的母职惩罚与父职奖励的存在，但这种依托职业状态与经济水平的观察并不能直观反映亲职角色对于职业压力的感知状态及其分化状态。其一，大规模的定量数据分析往往仅能展现直接性的收入增减状态，而“男外女内”的传统分工模式及其价值观念背后的性别角色规训效应难以被观察到。其二，受困于传统的以事业成就与经济收入为指标的单一评价体系，性别期望在男性育儿实践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从而导致家庭内部产生男性育儿羞耻，甚至导致职业场域中的男性育儿隐性惩罚。

最后，晒娃行为中的性别分化是一个尚待探索的话题，过往的研究多将女性育儿实践纳入研究视野，但鲜有将父职实践与母职实践进行勾连的研究，只有将父母双方同时纳入考察视野，才能对当下中国育儿问题有更加立体全面的审视。而通过对如何呈现、为何如此呈现、背后的压力和动力是什么等问题的追问，能更清晰地透视社会观念和权力互动妥协的动态协商过程。虽然母亲比父亲更频繁地晒娃已是共识，但是晒娃行为背后的性别分化现象成因为何？这种行为逻辑是否与职业发展的奖惩情况或家庭内部的育儿分工情况有关？又或是与男性文化霸权有着深层次的关系？多重角色压力又是如何作用于不同性别角色的？本文通过对朋友圈晒娃行为的分析，尝试揭露育儿过程中被遮蔽的多重角色压力及调适机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微信朋友圈动态作为研究载体，因为微信朋友圈是中国人频繁使用的日常晒娃分享平台，可以尽可能地获得异质性研究样本。同时朋友圈的受众往往包括发布者的真实社会关系成员，因此其可以作为观察社会身份角色如何影响两性亲职角色展示行为的有效窗口，这是观察抖音、小红书等主要面向陌生网络关系的媒体平台发布内容时难以获得的。

本研究计划使用照片引谈法开展研究。照片引谈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早用于人类学领域，1942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列高里·贝特森等第一次将照片作为研究主题，对巴厘岛文化进行解释。与传统的文字访谈相比，运用图片使访谈内容更详细，在“深入”受访者视角方面更具刺激性和有效性，可促使参与者更深入地反思自身经历，有助于弥合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世界观之间的差距，使理解复杂的参与者经历成为可能。在朋友圈晒娃行为中，文案与配图是最具写实性的资料，成为开启访谈的重要工具。我们采用“图片自述”的方法，请受访者挑选最能代表育儿状态的十条晒娃动态进行社交网络自述，同时也请受访者对朋友圈中他人的晒娃内容进行观看和评述，对他人发布晒娃内容的原因进行判断。比较不同职业父母的晒娃行为与呈现策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性别角色、职业形象与亲职形象的构建。

研究者围绕以下问题与受访者展开对话：选择在朋友圈发布晒娃动态的过程中有哪些考虑？图片选取以及配文措辞有哪些考虑？晒娃活动会如何影响可能受到的社会评价？哪些因素对你评估是否发布育儿内容产生影响？育儿内容分享后的效果如何？采用半结构与开放式的访谈形式，平均长度为1小时，所有访谈均被录音并转录，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均使用了化名。

本文采用目的抽样。选取孩子年龄在10岁以内的受访者，因为孩子小学前和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阶段是父母育儿晒娃活动最密集的时期。本研究共访谈24位对象，其中女性14人，男性10人，受访者学历涵盖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受访者职业有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职员、公务员等。共收集到图片84张。

三、女性晒娃行为与类型特征

女性育儿展示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矛盾与挫折也是对当前中国母亲群体困境的生动诠释。为应对育儿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女性在微信朋友圈育儿展示过程中发展出了密集晒娃与刻意放大两种行动策略。

（一）晒娃狂魔：密集母职与家庭权力再生产

现代社会的儿童养育模式经历了由“养”到“育”的重点转变，对养育质量要求的提高使得密集育儿成为主流育儿模式。我国仍以母亲作为育儿主导角色的社会语境，要求母亲在育儿中保持专注性和自觉性，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以完成对孩子的情感陪伴与成长教育。这种现实要求使得全职母亲往往容易成为人们眼中的“晒娃狂魔”。在“家庭主妇”与“全职妈妈”常被认为缺乏社会价值的语境下，密集发布的育儿展示是这一群体构建身份认同的数字化实践策略。

对于全职母亲而言，因其社会职业被亲职所取代，形成了单一向度的母职能力水平评价体系，这一压力迫使全职母亲不得不通过朋友圈密集展示高标准的母职行为，从而获得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支持。“我把家人的生活安排得很美好，我的房子一尘不染，我经常在家制作披萨、糕点这些孩子喜欢的小零食，还能制作帝王蟹、大龙虾这些通常只有外面高档餐厅才能做出来的美食。”（受访者DY）全职母亲在密集晒娃的同时也展现着其精致美好的个人形象，满足了其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实现了角色和谐与认知自洽。

在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中，作为“相对无权者”的全职母亲将密集的晒娃行动作为权力地位提升的手段。朋友圈是母职成就的展示载体，全职母亲的晒娃行为类似于职场场景中的工作汇报，让家人在不经意间对其母职表现产生肯定性的认知，从而保障其家庭地位。“我老公可能会觉得他工作很辛苦，觉得我在靠他养活，家里的活都是很琐碎的，也不好每天去和婆婆和老公唠叨自己都做了什么，所以我每天看起来是在晒孩子，其实也是晒摆在孩子面前的宝宝餐。”（受访者RYM）

全职母亲因其生活方式的差异性缺乏社会关系的连接，牺牲社会生活的代价是日常生活中的落差感和孤独感。朋友圈作为个人生活的公共表达平台，提供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存在通过点赞、评论等功能直接获取正向评价的可能性。“每次发完，就有其他宝妈问我怎么做得这么好，孩子的衣服在哪里买的，这些让我很有成就感。”（受访者XST）“我每天晒我为孩子、为家里做了什么高难度的饭菜点心，晒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画面，这样朋友圈里亲戚朋友包括他的同行都能看到，我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模范太太。”（受访者LLM）媒介的赋权功能为全职母亲构建了线上社交关系网络，在与他人的社会资源交换过程中，全职母亲实现了群体认同与社会支持。

（二）刻意放大：亲职压力与职业角色的平衡术

海斯（Sharon Hays）描述了市场逻辑（成功、个人成就）与强化母爱逻辑（以孩子为中心的密集母爱）本质上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源于市场所倡导的个体竞争与成功，与密集母爱所要求的无私奉献和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之间的矛盾。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期望，难以找到一个能够同时满足这两者要求的平衡点。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逐渐被解构，女性的职业表现同样成为重要的社会评价指标。与此同时，贤妻良母的传统性别规范也并未消退。因此往往采用“刻意放大”的实践策略来进行育儿展示，根据职业阶段与社会角色需要的不同，职业女性的育儿展示放大策略分化出“放大时间比重”“放大单位时间价值”两种类型。

1.放大时间比重类型

职场女强人往往将更多时间投入事业发展，但在此类母亲的朋友圈动态中，晒娃仍是一个占比很高的主题，且晒娃内容在发布内容中的占比显著大于其实际育儿时间在生活中的占比，因此我们认为此种职业女性采用了“刻意放大”的育儿展示策略。比如一位高校女性院长因工作经常出差，将上小学的女儿送往其他城市的寄宿学校读书，虽然她实际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有限，但她朋友圈展示育儿内容却非常频繁，如对孩子第一次坐地铁她写道：“宝宝今天第一次坐高铁（和同学一起）转地铁（独自）回来，甚至这都是她人生第一次独立乘坐公共交通。宝爸宝妈都很操心，但操心程度略有差异。”随后分别配上了爸爸和妈妈两人的叮嘱贴士照片。好友们在下面纷纷评论“妈妈的更周到细致”。在孩子要拔牙时她写道：“宝宝今天要拔2颗大牙，宝妈出差没法在现场陪。鉴于该娃干过从诊疗椅上拔腿就跑的事，宝妈有点不放心。于是发了两个红包，一个是100元‘拔牙时不哭不闹奖’，一个是50元‘拔牙时哼哼但积极配合奖’。让宝宝先拔牙，回来自己看表现决定领哪个”。（受访者TY）好友们纷纷在评论区中表示赞赏：“和教育大师学到了”“可以作为授课案例，生动”“好期待你家宝宝故事的更新，太有趣了”。而这位发布者也宣布“将把朋友圈中讲述的母女小故事结集成册，出一本书”。（受访者TY）

传统社会所提倡的“女主内”与现代社会推崇的女人充当劳动市场“半边天”，西方教育理念倡导的“亲密育儿”与中国国情下很多家庭不得不实行的“隔代照料”，这些观念与实践的交织对女性的家务劳动和公共劳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母亲”形象的内化与外在要求又与女性实际生活中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构成显著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演化成现代母亲的角色危机，通过现实空间满足公共领域的期望，通过媒介空间放大展示构筑“理想母亲”形象，成为部分女性平衡职业角色压力与亲职角色压力的应对策略。

2.放大单位时间价值类型

对于正处于事业成长期的职业女性而言，事业与家庭两个维度的角色压力常常使她们感到疲惫不堪和力不从心。虽然这类母亲的朋友圈中“晒娃”比重并未占据显著优势，但是对于晒娃的时间节点和内容设置有着严谨缜密的考量，通过提高单位次数晒娃效率的方式，她们最大化了单位时间的“晒娃”价值。

在展示时间方面，职业女性倾向于寻找带有仪式意义的特定时间窗口，扩大单次晒娃的时间价值。职场母亲晒娃的时间窗口是职业角色和母职角色和谐共生的特定节点，例如过年、孩子生日等公认的仪式时刻。受访者YF谈道：“我属于那种每天亲自带娃的人，但怕影响自己的职业形象，我只会在逢年过节、孩子过生日，或者家庭的特殊时刻晒娃，而且不会屏蔽我的同事和领导。”因为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下，他人并不会质疑主体的职业能力，反而会认为此时晒娃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接地气”行为。“因为过节时相当于大家都进入了私人的状态，这时候可以通过晒娃让别人了解你的现状，这样想和你进一步说话的就可以回复一下，就成为和别人沟通的一个纽带。”

在展示对象方面，通过扩大单次展示内容的受众范围来放大单次晒娃的价值。受访者LY谈道：“我和两个小孩都生病了，很严重，我每天带他们去医院，自己请了一个月的假，我就发了这条朋友圈，我写‘责任和磨难是双倍的，快乐也是双倍的，5月跑了很多趟医院，错过了心心念念的话剧表演，却也收获了不惧的勇气，成长是双向的，准小学生和准中班生我们一起加油，6月我们满血回归’，这条朋友圈有很多信息，和孩子的朋友家长交代一下情况，发这个照片跟老师有个交代。还有很多同事问我，相当于对她们也是个交代。另外虽然我在家里带孩子，工作中的活也没少干，我猜想领导可能也会觉得我还挺靠谱。”这样一条向各方作出交代的朋友圈帮助角色压力过载的女性降低了多重角色身份叠加带来的角色焦虑。

由此可见，放大单位时间价值的策略一方面可以规避育儿展示产生的职业排斥，同时提供符合性别期待的母职展示，避免因母职缺失而招致“不够女性”的性别评价与社会惩罚。另一方面，通过一次性集约化展示平衡多重社会压力，通过工作身份和母亲身份的转换与交替来破解母职期望与职业期望间的紧张对立感，满足多方角色期待，有助于女性缓解心理压力与自我认知失调，为自身提供行为合理化的解释。

无论“放大时间比重”还是“放大单位时间价值”，均可视为职业女性采用“刻意放大”的“晒娃”策略。职业女性对育儿实践的刻意放大源于内外动因的双重作用。对内是主观情感的补偿，填补养育过程陪伴缺失的愧疚感；对外是客观规范的规训，女性在母职履行中缺位是不被允许的。职场女性在减少母职投入时间以符合职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育儿温情细节的具体化与放大化维持温和细致的母亲形象，通过社交媒介重构现实，协调职场逻辑与母爱逻辑的冲突，从而避免因不合社会规范而遭受谴责。现实环境中“职场精英”与社交媒介中“完美母亲”的双重身份塑造，有助于缓解难以两全的角色压力冲突。

四、男性晒娃行为与类型特征

通过研究发现，两性的朋友圈育儿展示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获得的经验材料，男性朋友圈育儿展示主要可以分为晒娃自由型与刻意淡化型。

（一）自由晒娃：职业成就与社会评价的双向促进

对于事业发展取得较大成就、面临较低事业发展压力的男性而言，其晒娃行为往往能获得更多重的社会认可，并被视为理想的男性形象。事业成就为这类男性提供了育儿羞耻的豁免权，使其实现了晒娃自由。一位论著颇丰、在专业领域里首屈一指的科研人员每天必发儿子玩滑板的视频。其好友认为：“并不会因为他每天发孩子的动态就感觉他不够专业，因为他在业内是顶尖的，发孩子的动态让人觉得他更加厉害，而且显得他更接地气，不会像其他大牛一样跟人有距离感。我发现在外面开会，人们都会和他聊起孩子玩滑板的话题，等于是增加了一个社交的话题。”（受访者LK）受访者DCL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业内好几个非常权威的专家会非常频繁地在朋友圈晒娃。他可能已经超脱了自我。（在）底层的时候，他更多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受到上级评价的影响，现在这个阶段他超脱了，就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了。”

由于这类父亲的事业成就已经毋庸置疑，因此其晒娃行为更能体现其良好的个人形象，从而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如此来看，取得事业成就是成为“理想父亲”的前提，也是实现晒娃自由的前提。

（二）刻意淡化：职业压力与科层评价的逃离之路

男性在事业发展初期、瓶颈期或面临较大事业压力的时候，会采取淡化父职角色的策略，更倾向塑造权威化与专业化的职业形象，避免亲职形象对职业角色的隐性负面影响。大多数男性往往认为育儿参与和事业投入存在一定的矛盾，更多的育儿参与意味着更少的事业投入，也就意味着较低的职业发展空间和可能性。男性往往倾向于刻意淡化育儿行为，仅在关键的仪式性时间节点进行简洁式育儿展示，譬如孩子的生日，在此类晒娃配图中，孩子端坐在画面中，似乎在举行一个仪式。机械的文字表述缺乏情绪流动和情感互动，像是一场工作汇报。

处于强科层关系组织的男性特别是领导者，会严格避免晒娃，甚至对其家庭成员相关信息的分享也采取淡化父职角色的策略。“我们领导、书记他们从来都没发过家里孩子的信息，你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孩子长啥样、多大了。这跟机关风气和单位性质也有关系，职业越是偏向于公职体系，越是偏向于自上而下对你的评价，这就导致你晒娃频率变得很低。”（受访者CCL）科层制体系中的男性往往会感受到更强的职业压力，为了获得高度的职业评价，需要营造更权威专业的形象和特定的距离感，他们会杜绝育儿行为展示。一位与妻子养育两个孩子的父亲表示：“虽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带孩子，但是会避免在朋友圈里晒出来，很多次想晒又放弃了，会担心留给别人一种不够专业的印象……我观察到一些在基层的同事，就会很在意领导和同事的评价，在他的职业专业性还没有得到公认的时候，他会自己塑造一个专业的形象，他成天会发他工作的内容……刻意让大家感到有距离感，这样显得更权威。”（受访者LK）

综而观之，刻意淡化晒娃的原因在于，男性普遍认为育儿展示会被评价为缺乏男子气概、专业性与权威性，即育儿行为与职场角色期待是相矛盾的。为了缓解这种认知不协调性，他们更倾向于掩藏育儿行为，避免挑战性别规范，通过凸显敬业的职业身份和缺席的父亲身份应对严苛的职业评价，规避育儿展示带来的潜在职业打击。这种隐性职业评价的消极作用不会通过直接的收入增减表现出来，仅会间接地影响男性在职业场域的上级评价与客户评价，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隐形的男性职业惩罚并非普遍性社会存在，只是更多地体现在男性个体的主观认知或主观感受中。

五、职业与亲职压力共同形塑的

两性晒娃决策机制

女性与男性在平衡亲职压力与职业压力的过程中展示出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这些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背后却隐藏着共同的决策机制。职业压力感知和亲职压力感知是判断两性倾向于选取哪种晒娃决策的有效依据。当个体感受到较高的亲职压力时，更倾向于晒娃，女性往往感受到更高的亲职压力，因此女性晒娃频率更高。由于两性都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职业压力的影响，因此两性内部也呈现分化趋势：承受越大的职业压力，人们越倾向于弱化晒娃行为。因此承受到较小职业压力但感受到较大母职压力的女性往往有可能蜕变为“晒娃狂魔”，而那些同时感受到较强职业压力和母职压力的女性会选择放大单位时间育儿效率来提高晒娃的母职展示价值，并尽可能地降低对职业角色的影响，相对于全职母亲，她们亲晒娃频率会有所下降。对于职业已经获得较高成就因而感受到较低职业压力的男性，晒娃行为较为自由，而职业压力较大的男性往往选择刻意淡化的行动策略。

目前对女性的所有评价仍然是以母职为主轴。即使已经获得了较高的事业成就的女性，仍会因母职缺失而获得负面评价。女性始终面临着较高的母职压力，所以女性往往处于职业与亲职的双重压力之下。这种环绕中心主义的监视映射出的是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人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客体对象化的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权力关系的包围中。在后现代主义的女性话语中，“神话妈妈”与“全能妈妈”成了一种新时代标杆形象。但是这种理想化标杆令人难以企及，女性在职业压力与亲职压力的双重负担下难以书写出真正的神话故事，这种压力反而成为女性反思自我价值与监视自我行为的参照系。在自我监视的过程中，女性的晒娃行为也是一种极具个人赋权与个人能动特点的行为，无论是在密集晒娃还是刻意放大的现实实践，女性都在不断探索平衡亲职压力与职业压力的数字表露策略。

对于全职母亲而言，亲职实际上已成为她们的“职业”，亲职压力与职业压力合二为一。“晒娃狂魔”这一话语现象呈现出这类女性热衷于展示育儿活动中完美母亲的形象，通过育儿工作的专业性来彰显其家庭贡献和亲职成就。但是这种呈现绝不只是因为拥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与对孩子足量的爱，还是其在亲职压力之下母职实践过程的一种被迫证明。只有通过晒娃才能让祖辈、丈夫与亲朋好友了解到全职母亲在日常照料中付出的心血，也只有这样才能尝试着证明全职母亲的存在意义，以此尽量消除社会职业缺失伴生的家庭权力缺失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

职业女性在平衡亲职压力与职业压力的过程中倾向于采取放大式的晒娃策略，利用特定的时间窗口，向多个社会主体“交代”好自己的工作与责任，尽量打造出职业与家庭兼顾的社会形象，而职业男性则会采取刻意淡化式的晒娃方式，将“晒娃”行为更多看作一种仪式或者宣告。

对男性的社会评价仍然是以事业发展为主轴，父职压力常被扭曲为与事业发展压力等同的考量指标。只有当事业发展功成名就时，男性才不会担心展示育儿行为可能为其带来负面影响。而事业发展停滞的男性虽然有可能投入较多的育儿时间，但仍然认为应避免晒娃，因为晒娃行为将弱化其男性气质，存在育儿羞耻感。在社会意义上，父职惩罚或者对于父职惩罚的感知依旧会存在。在这种性别规范的文化氛围中，男性逐渐形成父职豁免的内心合法性，从而较少对父职履行成就进行自我审视。

此外，对于男性来说，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与职业类型对于父职惩罚的感知程度影响显著。随着男性职业压力由低到高，其晒娃行为可以分为晒娃自由型和刻意淡化型。只有职业成就获得公认的父亲，才会在职业角色与亲职角色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得到豁免权，从而实现晒娃自由。在事业发展成熟期，育儿实践的呈现往往能获得高度的社会评价，从而对个人形象进行正向修饰。

对于尚未获得较高事业成就的男性，事业发展成为其社会评价的单一指标。他们会感受到更强的职业发展压力，更在意朋友圈中的领导、同事对自身专业性的评价。此时其亲职形象的展示会对事业发展起反作用：男性会在育儿过程体验到育儿羞耻和较低的社会评价，会担忧他人将其育儿行为看作专业性缺乏和男性气质缺乏的表现。甚至，这种社会氛围中的父职惩罚为男性减少育儿参与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六、结论与讨论

养育孩子的历史变迁不仅受科技发展和环境的影响，其背后意识形态的演变更为关键。晒娃行为浓缩了家庭、育儿生活的诸多方面，并受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晒娃不仅承担着记录子女成长的单一意义，还可看作多重权力互相角力的舞台，这些不断消长变化的社会文化、权力要素的动态博弈恰恰是朋友圈晒娃内容区隔的根本原因。本文透过对晒娃行为的微观分析，讨论了职业压力与亲职压力如何影响两性的角色压力感知、塑造其晒娃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晒娃行为背后的性别分化与职业发展的奖惩情况或家庭内部的育儿分工密切相关。对于父母亲而言，职业压力与亲职压力这两重角色压力是双方共同面临的现实情境，传统“男外女内”的教养方式对父母亲的影响依旧存在，父母亲双方都在试图平衡亲职压力与职业压力，只是两者所采取的平衡策略有所不同。第二，女性对于亲职压力的感知更为敏感，特别是经济收入较低或社会分层较低的女性对“男外女内”传统模式的接受度会更高，对于全职母亲来说，频繁晒娃是一种赢得传统女性赞赏并间接获得家庭权力的常见策略。然而，对于职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其要兼顾传统意义上母亲照料的角色与工作场合精英女性的身份，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展示自己的育儿成果成了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第三，对男性而言，其对职业压力的感知更为敏感，特别是处于强科层关系内部的男性，会形成父职豁免的内心合理性建构。他们避免展示温情一面，因为晒娃行为有可能使个体被污名化为不那么阳刚和不那么理想的职业工作者。即使在必要的晒娃活动中，也会代入理性冷静的思维方式，采取刻意淡化的晒娃方式，避免情感外泄带来职业形象受损。对于职业压力较低的男性来说，自由晒娃成了一种更为常见的现象，他们更愿意展示或分享孩子的生活事件与成长经验，展现出一种“关爱型父职”的形象。

晒娃行为虽是一个微观切口，但却可以借此观察社会结构与文化样态的变迁及互动。育儿与晒娃不仅是家庭内部育儿分工的博弈，也是现代职场的隐形角逐，社会对两性育儿存在双重评价标准预示着这是一场掩盖在和谐表面下的育儿“战争”。国家育儿政策的转变与市场化改革很难直接影响家庭内部的育儿观念，育儿观念改变需要长时间的过渡与文化转型；而不同家庭面临的内部权力结构、育儿分工关系，以及家庭外部的职业竞争压力与个体的社会角色期待，都会进一步影响育儿行为与观念。高度投入的理想工作者模式的提倡使得父亲育儿的观念和实践不同程度地衰减和消失。故此，从根本上推动全社会对父亲育儿的理解和包容，需实施更全面的职场治理措施并推行“去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