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丁文

时令进入季春，天气逐渐从温润转向湿热。“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湖湘大地上，翻耕后的稻田呈现出“九分谷水一分青”的景致。

水稻与湖湘大地有着“天作之合”的机缘。湖湘一万年，稻米是这方水土养育万民的主粮。湖南水稻面积和产量长年居全国首位。玉蟾岩遗址出土的5粒稻谷颗粒震惊世界；八十垱遗址的水稻遗存、城头山的稻田遗址，默默诉说着稻作文化的历史。水稻也存在于文明传承和文字记忆之中。商代，这里的人们就将“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铭刻于金石器皿之中。在湖南博物院，展出了一件出土于宁乡的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鼎腹内壁铸有“禾、大”两字。商周时期，湖湘大地上，祭祀时的食物有多丰盛？稻禾有多“大”？从屈原和宋玉所著的辞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翻开《楚辞》，我们沿着《招魂》和《大招》诗意般的记录，穿越到三千年前的某个秋日。傍晚，“日方下舂”，残阳如血、晚霞似火，村落中心的屋场上点起熊熊篝火，一场为天神和山鬼“招魂”的祭祀仪式正在举行。屋场周围，堆满了数堆高达六仞的储粮草垛——“五谷六仞、设菰粱只”！对于屈原在《大招》中所称的“六仞”，南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直接解释为稻禾“其穗长六仞”，若“一仞”等于“一寻”，那应该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无疑也反映了湖湘大地稻谷的壮实。回到祭祀现场，活动后的家庭聚餐更是盛大：“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吃食有干有稀，有甜有辣。除了米面等主食，肉食的烹调方法也很多，体现了“食不厌精”——“肥牛之腱”要烧得烂熟，“胹鳖炮羔”要拌上甘蔗浆吃。“瑶浆蜜勺”，琼浆玉液喝了一杯又一杯。真是一派难得的丰稔景象！

贾谊谪居长沙时，感伤于“长沙卑湿”“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其实湖南这种气候条件，十分适宜水稻的栽培种植。夏季高温多雨，土壤养分充足，有利于水稻的分蘖、移栽、开花、孕穗、拔节、结实、收割；冬季寒冷干燥，又有利于稻种的储藏。但仅凭借于刀耕火种，水稻的产量无法满足人们的口腹之需。湖南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与耕作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宁乡炭河里商代遗址，出土了斧、锛、凿、石刀等石质农具。长沙识字岭、左家塘、砂子塘等的春秋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秦汉时的铁制农具更是有了锄、斧、锸等精细分工。进入隋唐时期，耕牛和曲辕犁的推广使用，促进稻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刀耕火种到牛耕犁种的升级，使水稻产量大幅提升。

种子是丰收的起点。水稻的丰产，离不开良种。追溯到一万两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玉蟾岩出土的稻谷兼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特征。马王堆竹简记载了西汉时期在湘江流域广泛播种的“稻白禾米”和“稻白鲜”等品种。宋初，醴陵引进占城早稻和晚稻。明中期，双季稻种植实现大面积推广。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粮食单产和面积实现大幅提升，湖南粮食大量东运和北运，“湖广熟”，“天下足”。清朝康熙末年，湖南大米年输出500万石左右。在长沙，从事大米交易的牙行、大米加工的碾坊大量出现，长沙逐渐发展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然而，在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湖湘大地并不存在田园牧歌式的安宁。在清代，湖南的田赋、火耗、平余等赋税五花八门，平均田税在全国最高。而湖南水稻的单产，从明末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百年间，停留在亩产3石至4石（225市斤至300市斤）。时代车轮驶入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水稻种业科技实现了三次重大飞跃。20世纪50年代，水稻矮秆育种成功；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选育成功；90年代中期，超级稻研制成功。水稻单产拾级而上。从此，人们告别了饥饿，也记住了黄耀祥、袁隆平等“当代神农”的丰功伟绩。

谷雨时节，长沙城郊的产粮大镇——湘江新区白箬铺镇，白鹤山下“有溪自西东注”，白箬河边“桃李缤纷、幽艳异常”，田埂上开满了五彩的山花、田间的紫云英和油菜花好像一幅油画。土地仍然是千年前的沃野，但生产场景却今非昔比。从春到秋，智慧化、绿色化的生产使人产生梦幻般的错觉。占地十五亩的集中育秧工厂生产的秧苗能够供给五千多亩的稻田移栽；随着气温变化调节水、肥、温度的自动化系统，使秧苗能够躲避“倒春寒”、雷暴大风、春雪、冰雹等灾害气候的突袭；无人驾驶的小农机来回穿梭翻耕移栽；远程遥控的无人机整齐划一地为水稻施肥；灯光诱导式生态除虫设备在保证水稻产量的同时提升着稻米的绿色品质。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湖湘稻作文化从遂古之初走来，走向更远的未来；滥觞于岩洞，跨越山海造福世界。袁隆平在《妈妈，稻子熟了》诗意地描绘了“禾大谷香”的美景：“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一切收获都发端于泥土，一切伟大均孕育于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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