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灾异的解释权

苏露锋 2025-04-14 15:56:05

文/苏露锋

古代中国，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神秘而复杂的纽带，它既是自然现象，也被赋予政治意义。灾异的解释权，始终是权力博弈的焦点。

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地震、水旱灾害等各类灾异。这些记载，是基于古老的政治哲学——“天命观”。

在当时，天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天命是王朝合法性的来源。灾异被看作是天对人间事务的警示或惩罚。《春秋》中对灾异的记载，往往与诸侯国的政治行为相联系，暗示着天对君主的监督。这种观念，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得到发展和强化。

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将灾异的神圣化推向极致。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通过灾异来表达对人间政治的不满。君主失德，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君主能够反省并改正错误，天就会恢复祥和。这一学说，为灾异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力博弈，提供了舞台。

灾异的解释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象征，关系到王朝的合法性与统治者的权威。对于统治者来说，掌控灾异的解释权，意味着能够将灾异，转化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灾异发生时，皇帝往往会下诏罪己，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灾异的责任，并采取措施来平息天怒。这种行为，表面上是自我反省，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展示。通过承认灾异是自己失德所致，皇帝反而能够强化自己与天命之间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知识分子不甘心将灾异的解释权，拱手让给统治者。他们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试图对灾异进行自己的解读。在汉代，儒生通过对《春秋》的注解，对灾异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认为，灾异不仅仅是对君主的警示，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反映。通过这种解读，儒生试图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君主不敢轻易违背儒家的道德规范。

这种权力博弈，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因“天人感应”学说而受重用，但他也因对灾异的解释过于直白而险些丧命。他的“天人三策”，虽为汉武帝所采纳，但他的直言不讳，也引起皇帝不满。

灾异的解释权，虽然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重要权力，但与统治者的博弈中，他们往往处于劣势。

在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也常常利用灾异的解释权，进行政治斗争。西汉末期，灾异频发，时局动荡，谶纬迷信盛行，对灾异解释权的争夺，更加白热化。

汉哀帝时，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关东地区的民众，手持一根草杆或木棍，互相传递，称之为“行西王母筹”。人们披头散发、赤足奔跑，一路向西，经过26个郡国，抵达京师长安。百姓因灾异而恐慌，纷纷传递“诏筹”，声称西王母将降灾于人间。宜陵侯息夫躬将其解释为边关将有战乱，试图借此为外戚傅氏集团争取兵权；而杜邺则将其解释为傅太后专权的警示，成功打压了傅氏集团。

王莽专政时代，灾异连年不断。在这种背景下，王莽已无法沿用自谴自责的方式谋求政治稳定。地皇三年（公元22年），霸桥因躲在桥下的贫民取火避寒，引发大火，大桥被烧毁。王莽发布诏书，从三皇五帝、天地方位等角度，对火灾进行解释。他认为，火灾发生，并非单纯灾难，而是天意安排。霸桥的烧毁是为了“绝灭霸驳之桥”，从而“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并借此改名为“长存桥”，希望新朝能够长存。王莽还提到火灾发生时间是立春之日，暗示这是天意，并借此推行一系列新的治国举措，试图将火灾视为政权的一个转机。一场灾祸，却被说成了祥瑞，对灾异的解释已随心所欲，强拉硬扯。

自谴自责也好，化灾异为祥瑞也罢，当这些表演被看穿，整个社会就会掉入“塔西佗陷阱”。民众已不再相信，统治者掌控灾异的解释权，又有何用？

摘自《廉政瞭望》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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