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云锦

远望寒山。雪，还是没有飘落。

市井烟火，正浓浓旺旺地升腾。架桥工地，正风风火火地赶工。远方游子，正行色匆匆地归来。可是，季节欠了家山一场冬雪。趴在吊脚楼栏杆上的孩子们很是失落，失落于看不到山野雪飘的壮丽图景，失落于经不到玩雪溜冰的一冬雪趣。逡巡于原野上的农人们很是失落，失落于土地墒情没有得到很好改善，失落于来年虫害可能又是狂放肆虐。暖冬禁流的柳叶溪很是失落，失落于一池春水的泉源废竭，失落于泉水叮咚的吟唱陷入沉寂。

“无论如何，应该有一场雪了！”我久藏于内心的期待，已顽强地破土而出了。

一

雪，终于飘落了。

一夜的山风，屋后坡山上的竹叶树枝风中狂飞，嗖嗖地落在屋瓦上；狠劲地下冻，木屋的榫卯被冻得嘎嘎作响。临睡，奶奶便说：“怕是要下雪了。”听得此话，我心中一阵暗喜。果然，清早便听到母亲在屋后平台上叫唤：“快起来！快看好大的雪！”

听到喊声，我翻身起床，穿衣出门。一片耀眼的白光铺天盖地地袭来，直刺得眼睛生痛。好大的雪呀！老院子的屋瓦上，空地上；屋后的贵竹上，株木树上；坡山的树梢上，脊岭上；原野的平川里，地沟边；全是明晃晃的白。那雪，足足有一尺来厚，平铺在那里，软软地，憨憨地。屋瓦的檐口，河堰的水口，垂低的枝梢，悬吊着一根根一尺来长的冰凌，晶莹剔透，亮亮地，爽爽地。父亲捧起一大把泡雪，又是用鼻子去闻，又是贴着脸摩挲，连声喊道：“好得很！好得很！瑞雪兆丰年呐！”

我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吃过早饭，便要踏雪而行了。寒假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十来天。那会儿刚到家，母亲就塞给我一套破衣烂衫，叫我和几个兄弟趁着天气好，赶紧去砍柴。快要过年了，家里人多，又养了牲口，烧柴量大。于时，和几兄弟从早到晚地在山上打柴，柴火已堆满杂屋、厨房和屋后靠山的天塔。下雪的日子，我终于可以去中溪山谷了，去看望中学同窗好友刘云。母亲也顺水推舟了：“你是该看看家云了。你上大学，他守山种地，不容易。中秋节前，他还来看过我。他就像是我第五个儿子。”我连声应诺。

刘云，又叫杨年军，又叫朱法志，又叫刘家云，又叫流云。姓名称谓的变迁，就是他的一部辛酸成长史。和他成为同学，那是在高万村校的教室。那天，王老师把一个瘦削的少年带进教室，并介绍说：“这是班上新来的插班生，叫刘家云，请大家和他好好相处。”于是，我们便是同学了。那时的刘云，还有些另类。他穿着和尚领的学生装，我们穿着小翻领的中山装。他操着一口关门岩腔，我们说着一口合作桥话。他在教室里最喜欢回答问题，我们在教室里都低着脑袋装低调。但缘分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一来二往，就只我和他好上了。从交流中得知，他本姓杨，在他一岁三个月时，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后妈后，便由姑妈抚养。自八岁开始流浪，先后被人收养，先是在三岔朱家，后是在南山刘家，十四岁时，便随刘家到了中溪山谷的刘家院子。艰辛流浪的经历，磨砺了他的胆量，他的口才，他的心志。他语文成绩的好，着实让我顶礼膜拜。我数学成绩的好，也成了吸引他的磁铁。高考后，我上了大学。只可惜他偏科严重，中专没有上线；高一时，因养父失火烧山，赔尽家产，只好辍学，怏怏地打包回到山谷。

中溪山谷，夹在山羊寨和香炉山之间，是一条逼仄的峡谷。从天门土到刘家院子，约莫五六里路。这是一条顺溪而上的羊肠小道，雪中行走确实有几分艰难。雪还在下，远远近近的山野沟壑丛林庄稼都在雪被里倾听，偶尔遇到的村庄农户牛栏马厩都在烟火里歆享。

我在雪地里跋涉着，不小心一脚岔到了小木桥的树枝缝里，鲜血直流，一股钻心的疼痛电流般迅速传遍全身。在这雪中的山野，没有止血药，也没有包扎物品。血，就让它恣意地流，反正，我是不会折返的。我艰难地行进在峡谷里，脑海里总是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经常模拟的画面。比如，被迫辍学的刘云跌跌撞撞地走过峡谷，传递信件的邮差骂骂咧咧地走过峡谷，失去暗恋的英姑失魂落魄地走过峡谷。我行进着，血水，就在峡谷雪地上留下路标，一串串，猩红夺目。也许是感动了苍天，终于，结痂的血渍封住了伤口，鲜血便不再汨出。

我终于来到刘云最新的生命渡口，刘家院子。看着我满身的雪花和带血的伤腿，刘云与我紧紧相拥。在火塘边，他的养父养母热情地给我端茶、疗伤。刘云则是到处翻箱倒柜，不知寻找什么。他终于满端着一些东西来到我身边，吃的有红薯片、玉米糖、苞谷花，看的有连环画、大部头以及他的小作文。我们便边吃边聊，火塘里的开水茶烧了一壶又一壶。他还是“话痨”，从下地干活，到上山砍柴；从人际交往，到少年烦恼；从读书写作，到书信往来…… 说着，他又从睡房箱子里搬来我在大学期间给他写来的几十封信件。给他写信，无非是介绍大学生活，规劝他不要灰心丧气，鼓励他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他的养母嗔笑道：“看俺云儿，同学一来，就像变了个样子，高兴得不得了。”

入夜，我们睡在一起。峡谷里深冬的夜晚，雪花飘舞，寒气逼人。我们相拥而卧，互相取暖。他还是继续滔滔不绝，但话题已极具私密性。他说的是英姑。他说他和英姑互有好感，只差私订终身。但英姑的父母听了媒妁之言，已把她远嫁他方。临嫁之前，在一棵大树下，他们见了最后一面。然后，英姑是含着眼泪离开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要离开了。刘云一脸的黯然，就在雪地，送了一程又一程。他说：“又要半年才能相见了，你要常给我写信。每次收到你的信，就是我的节日。”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转过峡谷里的一个山嘴，我们便挥手作别。看着他变黑变瘦的身躯，久久地矗立于那山谷的遥远处，我的眼里湿润了。

忽然觉得，是我把他弄丢了，丢失在这贫困孤苦的雪地深峡。而我，却在那城市的远方。

二

又是一场大雪。刘云和邓洁在刘家院子举行了婚礼。一对青年，相识于乡场，打拼于市场。岁月如梭，终结连理。

在中溪山谷的大山深处，抑制不住那颗火热躁动的心。刘云于农活之外，开始为村里的事打打下手。先当村校的炊事员，再兼村里的团支书。在他看来，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没有理由不全心全意。于是，他离开了刘家院子，把生活行头都搬到了香炉山顶的村校院子。

村校原是香炉山寺，历史的烽烟已让寺庙只剩残垣断壁。学校所用的房子，基本上是后来用石头黄泥垒砌。那时的村校，不过几十名学生，三名老师。肩负着引火做饭的重任，他便过上打柴种菜、烟熏火燎的日子。记得他是颇为讲究的，除了经常穿着的和尚领学生装，还有唱花灯阳戏时翘起的兰花指，甚至有下地干活上山打柴时不时掸去身上的尘土，是一副厌弃肮脏洁癖缠身的模样。但在村校的厨房，因为“业务”不熟，常常是灰头土脸。那次我上山看他，他从厨房跑出来，差点没让我认出来。身上抹着深色围裙，脸上沾满黑色锅灰，脖子上汗水直流，手里拿着黑色火钳，只一口白牙在零乱中显示着尊贵的气息。他看我笑得诡异，便急忙解释说：“柴火湿气重，老是烧不燃。快要吃饭了，有点急。嘿嘿……”

厨房的忙碌零乱之外，也让我看到了他的斯文。在厨房旁边，竟然有一间书屋，名曰 “青年图书室”。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很多小说连环画。我知道他是极喜爱看书的，心想，莫非他是把这里当成了书房？便问。他说：“是我个人捐给村里的，我是团支书嘛。你别说，看到那些村民和学生娃在这看书，我心里是蛮舒服的。”

话是这么说，在不到两年以后，他便辞去了村里的“公”职，跑到岩口的乡场上摆书摊去了。就是一分钱一看的那种，属于租书性质。听到这个消息，我是一阵错愕，靠一分钱一看的租书，能养活自己吗？乡里乡亲的左邻右舍也觉得，稳稳当当的村干部不当，是不是不值得？要知道，那时的乡村，在人们心目中，只要与“公”字挂上钩，身份便极其尊贵。比如，乡办猪场，乡办麻厂，村办林场，村办加工厂。只要在其中谋得一份差事，那么在酒席上就可以坐上席，就可以充分享有话语权了。至于当上了村级干部，那份尊贵就更加了不得。但是，搭乘市场经济顺风车的刘云，还是毅然决然地跑到乡场上摆书摊去了。

在摆摊租书的日子里，有一天他忽然脑洞大开。这几日，连续有人问，有字典卖吗？有杂志卖吗？有好看的小说卖吗？于是他便觉得：我何不卖书呢？如果卖书成功，乡亲的买书问题解决了，自己还有足够的书看，养活自己便没有了问题。主意打定，也不需要和谁商量，租书摊位便变成了卖书摊。最初的本金，自筹一点，赊欠一点，私借一点，便搭成了一条从新华书店、到书摊、到顾客、再到新华书店的图书市场营销线，简称 “三点一线”。

卖书摊在岩口和合作桥乡场上辗转的日子，刘云意外地认识了邓洁。邓洁的家，就在乡场所在的河对岸，大南山。因为父亲离世得早，她十六岁就由亲戚介绍，到了重庆船舶配件厂打工。邓洁眉清目秀，微露羞涩。接触之后，两人便好上了。刘云下定决心，把邓洁从重庆接到了乡场上，一起过起卖书谋生的日子。

因为刘云在这片乡土的文化影响力，乡政府决定聘请他担任了乡文化站站长。说是文化站长，乡政府却不负责俸禄，他依然卖书，依然是农民。最大的变化，是他参与乡里的文化活动多起来了，比如，推广阳戏，组织青年活动。当了文化站长，便在脖子上系了一条围巾，一副文化人的样子。这种形象保持至今，成为了刘云的标配。做了一点事，便对乡镇文化专干的归属及待遇问题当起了“小刺猬”。他执笔的呼吁文章“文化站还要不要站下去”在省级媒体发表后，引起了市长和省委副书记的注意。于是，市里面一部分文化专干解决了编制待遇，但刘云不在其中。乡场上一些知情人士就笑他，是猫儿扳饭甑，给狗儿干活。但他不在乎，成天乐意地忙着。

赶集日，在摆摊、收摊的循环中重复。歇场日，用背篓背着图书，走村串寨，吆喝叫卖。春夏秋冬，日晒雨淋，从不懈怠。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相似的磨难，共同的汗水，浇开了他们的爱情之花。冬月初八，是他们自己选中的日子。虽然大雪纷飞，但这场婚事依然办得热热闹闹。从大南山的娘家，娶亲队伍抬回了一些柜子、箱子。虽然这些嫁妆，很多还是邓洁母亲嫁到邓家时的“古董”，但新刷了油漆后，还是崭新的样子。刘云的养父养母也不阔绰，因为屋子逼仄，有些柜子没有地方摆放，就暂时放在风雪中过夜。

婚礼还是十分正式的。仪式很地道，气氛很热烈。因为他算半个“公”家人，乡里也来了干部。证婚人是乡党委副书记，他的致辞很规范，是写在纸上的那种，无从挑剔。我作为来宾代表，临时被拉上去发言。因没有准备，就灵机一动，从“刘”和“邓”的关联上，凑出了一个关于“刘邓”大军的故事，什么向传统婚姻观念宣战，什么建设一个新青年励志的大别山根据地。胡说八道一通，竟引来一阵阵掌声和喝彩。

起哄的时候，有人大喊：“新郎官唱一段阳戏！”一呼引来百应，大家都喊：“来一个！”刘云也不忸怩，清了清嗓子，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端起戏台的架势，唱将起来：“八月十五桂花香，举子纷纷奔考场；一篇锦绣皇选上，御笔钦点状元郎。”是著名阳戏片段《山伯访友》，那金线吊葫芦的高腔在雪地的山谷间回荡。

总算，刘云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三

那个秋天，是个比严冬还要寒冷千倍万倍的季节。

秋天的南国深圳，栾树，杜鹃，木棉，尽情地张扬着生命的烂漫鲜美。那天正在赶制《张家界风光》宣传品的刘云，刚刚从工厂拿到制版彩样，便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洋洋失踪了！”放下电话，刘云震惊得六神无主，灵魂出窍了。洋洋，可是他的只有六岁的独生儿子。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镇定下来之后，刘云便想到了官方的帮助。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市委书记的电话。市委书记也不迟疑，立即拨通了公安局局长的电话。在失踪的结果里，谁人不怀有一丝丝侥幸，万一，平安！然而，无情的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刘云的头上。第二天，家里传来的消息，便是洋洋溺亡了。

“山重重，水迢迢，云峦缥缈山路遥。”恨天高，恨路遥，不过千余里，却以万里遥。刘云从深圳出发，紧赶慢赶，到家已是第三天，只能看到儿子的最后一眼。泪水已流干，怜儿上青山。

进城后的刘云，在旅游职业学校的门面上开了一家“武陵书社”，靠卖书营生。那时节，虽然夜以继日，含辛茹苦，但也没有多少资金的积累。炎炎夏日，书店里没有电扇，空气中看得见彩虹色的热浪。没有电视，邓洁就靠在门框上歪着头，蹭一蹭邻居家的电视剧《渴望》。没有住处，就到处租房，形同游击。直到洋洋出世，条件也略微好了点，才租住到了烈士塔下的鱼苗场，一户民宅。

记得那是一栋两层小楼，房东住一层，刘云住一层。四周全是鱼苗场的池塘，一口口，方格式地分布着。那些池塘，四边内墙敷满水泥，极其光滑，岸上没有栏杆，靠长满的蓬蒿织成一道道脆弱的安全网。每每走过，看到附近的孩子们在池岸的小路上追打嬉闹，我都有几分提心吊胆。洋洋还是被池塘吞噬了，扯去了父亲母亲的心肝五脏。

洋洋是个腼腆可爱的孩子。什么时候看他，都是拿着一本书在翻。在书店里，他会帮着大人取这取那，一副热情熟稔的模样。看到我来，虽然很熟，就是不叫我，害羞地笑着。直到父亲母亲善意地提醒，才涩涩地叫一声许叔叔。还会给我搬来一大摞图书。有一次，看洋洋脚上的那双鞋子确实太大了，便问怎么不买小几码的，刘云笑笑说：“孩子是长的，也许明年就合脚了。”其实，我知道，刘云是把能够周转的一点财力，都用在书店里了。

为了把事业做大，刘云已开始从卖书转为编书卖书一条龙。就在洋洋溺水的上一个春节，刘云是在北京度过的。谁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洋洋共度春节的日子。为了赶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指南》，刘云住在北京车公庄文化部的第二招待所，长达半个月。这个招待所名字高大上，但在地下室的三层，是光线暗淡，空气滞涩，暖气时有时无，冷意清奇。有好心人劝他去住酒店客房，但他哪里肯去？新年的钟声敲响了，他独自一人在王府井的一个餐馆吃了个套餐，汉堡充饥，雪碧当酒。他终于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儿子在那头甜甜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在外面好吗？”

“儿啊，你要明白爸爸没有回天之力找到你，可在爸爸精神世界里，你像一只可爱的小鸟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啊！”“来，坐在无垠的胸膛上，爸爸的孩子，在朝阳出来时，开放出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 悲痛至极，刘云用血写出了《我的儿子，我的天堂鸟》的祭文，向山而烧。袅袅青烟中，一只青色鸟飞向了天堂。

年底，为了生存，刘云再次从张家界机场乘机飞往北京。在飞机起飞的刹那，他看见儿子归去的那片山坡，不觉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脑海里，不时浮现出每次他出门时洋洋的纯真祝福，浮现出洋洋在水中挣扎绝望的画面，浮现出与洋洋最后一别的痛不欲生。当飞机进入远方的深蓝，洋洋的童声在他脑海里再次响起：“爸爸，你一路平安！”

泪流满面。

四

初夏，刘云再次乘机从张家界飞往北京。

这次，他是以私人之缘，行公干之活。三天前，他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一道在云南考察，听闻中国美术大师吴冠中逝世，颇感意外和悲痛。于私而言，必当前去吊唁。经与森林公园管理人员商量，带着一份特殊使命，他便即刻转程，从昆明到张家界，再从张家界飞往北京。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吴冠中大师造访仙境般的张家界时，感叹“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于是创作了《自家斧劈张家界》画作，撰写了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在《湖南日报》“洞庭”副刊上发表，从而引发张家界旅游开发热潮。吴冠中之于张家界，有再造之恩。早些年，因为文化活动，刘云与吴冠中相识。大师也不端架子，给刘云题字“一朝邂逅，情意无穷”。后来，为了编印《张家界》画册，刘云到吴冠中家中造访了一代大师。吴冠中再次欣然为刘云题词：“为他人作嫁衣裳，美意流长。”并略带歉意地说《自家斧劈张家界》被法国一家博物馆收藏了，现在只能复制作品进入《张家界》画册。一来二往，刘云成了吴冠中的忘年交。

这些年，刘云也没闲着。因为其对书的痴情和出色的营销能力，市委研究决定，特聘他为《张家界》杂志编辑部工作人员，主管营销。履职上岗的那一天，确实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终于告别数十年漂泊，成了有组织的“公家”人，成了白水河畔、中溪山谷响当当的名人。那天黄昏，我陪他在东门桥小餐馆喝了一杯。酒酣耳热之际，他便说起了经历三十余年的人间磨难，从少小流浪时经受的饥饿、口水、辱骂、殴打、狗咬，到青少年经受的辍学、失恋、沉重的农活，再到成年以后经受的风餐露宿、嘲笑鄙视、中年丧子。他哭了，感觉到他的灵魂都在抽搐。

成了“公家”人后的刘云，就像一团火，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说：“在上班。很忙。”他没说假话，多年沉淀下来，他的著述，他的功绩，他的荣誉，可以装几大箩筐。打开“百度”，关于他的搜索项数不胜数。其中，关于他所编著的作品，就有数十种。记得我为他的免费赠书上门两次站台，两次写作书评。我被他的诚心和文化义举感动，似乎觉得不给他加点助力，就对不住中溪山谷那漫天的雪。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从张家界旅游的萌芽开始，刘云就先入为主了，积极地做好书与旅游的融合文章。以至于，他不仅把写书、编书、卖书玩得溜溜转，成为“书海弄潮儿”，还积极融入旅游的毛孔细胞、细枝末节。可以说，他是张家界最杰出的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完美结合的旅游营销人。作为市导游协会秘书长，他被誉为“张家界导游之父”；作为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多面手”；作为省市厅局的特约监督员，他是大胆谏言、积极作为的“啄木鸟”。那天，他从省公安厅参加一个有特约监督员参与的评议会议后，过来看我。我问他：“你如此尖锐，想没想过后果？”他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百姓有意见，我不吐不快。”

在北京方庄吴冠中寓所，风尘仆仆的刘云来到那间熟悉的小客厅，见到大师的儿子可雨、有宏。房子还是那么逼仄，沙发上的破洞还是用透明胶粘着。一切都物是人非。遗像，就摆放在《吴冠中全集》的书堆上。刘云坐在沙发上凝望着大师的遗像，百感交集。想到大师在张家界山水间的流连，想到大师对自己的那份懂得与关爱，不觉潸然泪下。

“我们张家界要为吴冠中先生建一座铜像！”刘云哽咽着对可雨、有宏说。随后，拿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关于建造吴冠中铜像的方案，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没想到，他们竟毫不犹豫地就签字同意了。然后，刘云赶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中生前所在单位征求意见，结果也获得了同意。接下来，按照可雨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建议，便是与雕塑大师李象群沟通。那两年，他不断地往返于张家界与北京之间，就如行走在一条苦苦的朝圣之旅。

建造铜像，需要资金。刘云想到了台商张辅仁。张家界旅游开发初期，张辅仁就从台湾来到了张家界，与森林公园合作修建了黄石寨索道。在张家界黄金旅游线路，获得了比较可观的收益。在业界，谁都知道，张辅仁与刘云好得不同一般。曾经，刘云先后举办六届“黄石寨索道杯”导游风采大奖赛，其资金支出就主要来源于张辅仁。而刘云凭借每届比赛决出的前十名的优秀导游，就代表张家界市走南闯北进行“导游万里行”，以优美的人文风采为张家界旅游进行现场营销。这次为吴冠中大师建造铜像，张辅仁毫不含糊，一口就答应了拿一百万。张辅仁在长沙去世后，刘云写下了《长歌当哭念辅仁》的悼念文章。“昔有海峡相隔，今又阴阳诀别。此番西行路漫漫，不见人间惆怅客。黄石寨顶不老松，梅园深处拈花香。二十余载冷暖知，仁兄义弟情谊深。”一曲遥寄，已是泪湿满襟。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园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吴冠中铜像落成了。铜像坐落于森林公园门票站的站前广场，面向千千万万纷至沓来的世界各地游客，背靠奇山异水惊世骇俗的壮丽美景。最近处的奇峰，叫闺门岩，那便是大师当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预制件”了。吴冠中铜像，面容清癯，风尘仆仆，极具大师神韵。其设计灵感，来自大师画作；其背景故事和象征意义，非同一般；其材质工艺，极具艺术价值。在“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张家界，有人说：“天子山顶的贺龙铜像是第三千零一峰，而在锣鼓塔站前广场的吴冠中铜像，便是第三千零二峰了。”

铜像揭幕之时，京城，省会，市府，来了不少贵客；还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记得那天，秋阳高照，山欢水笑，就像刘云那几天的心情，就像张家界三年疫情后的热烈蓬勃。

我常想，像刘云这样的草根，在张家界，算不算也是一座顶天立地的奇峰呢？

责编：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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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田育才

三审：宁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