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

今年9月26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谢桂英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几年前，纪念馆工作人员与社会爱心人士为她庆生时，她很开心地说，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等着过百岁生日呢。”而真正到了百岁生日这天，谢桂英却有种说不出的伤感，“我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她说。

衰老一寸寸地压住了她。浑身骨头疼，卧床要稍微好受些，睡眠被疼痛分割得断断续续，胃口也时有时无。“之前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都用单独的小电饭锅给她把菜饭煮得烂烂的，不然咬不动。”长期照顾她的侄女谢学清说。考虑到下一代也年事已高，几个月前，谢桂英从谢学清家中搬了出来，住进了一家养老院。

“我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想起我的爸爸妈妈。”谢桂英躺在养老院的床上，半眯着眼说。

“刺刀的疼痛是有记忆的”

刘民生挽起右腿的裤腿，腿肚子上有一条疤痕清晰可见，“这就是当时日本兵刺伤留下的。”

1937年，刘民生只有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日军入侵之后，全家逃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

然而有一天，日军借口排查是否有中国军人藏匿而强行闯进了难民收容所。所有难民被要求在操场集合，男性青壮年站成一排，妇女老人站成一排。刘民生说，当时母亲抱着妹妹，父亲抱着自己，“天太冷了，又在户外，我就一直在哭闹”，被吵到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刘民生腿上刺了一刀。母亲见状，赶忙过来把刘民生抱到自己身边。

由于年幼，很多往事是记事后母亲告诉他的，但唯有刺刀刺伤腿的记忆片段，牢牢留在了刘民生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后来伤口一直反复发炎。”

把历史讲下去，

讲给更多人听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谢桂英曾收到一个来自日本的包裹，上面用中文工整地写着她的名字，寄件人是日本友人松冈环，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寄来了当时国内紧缺的口罩。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退休小学老师松冈环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与谢桂英结识，从那时起，谢桂英开始公开讲述这段战争中的家族惨剧。

2002年，谢桂英受邀参加日本友好市民团体“南京大屠杀60年全国联络会”在日本多个城市举行的南京大屠杀证言会。临出发前，儿子姜忠荣才接到她的电话，谢桂英说，自己要去日本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曾经想过这辈子也不要踏上日本的土地。”谢桂英回忆，“那次日本之行，我一下飞机就看到了松冈环老师。她陪着我到一个个日本城市去演讲，鼓励我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我们的遭遇说给日本人听。”

姜忠荣在国内媒体报道中看到母亲那半个多月在日本不同城市的演讲，他记得，母亲回国后还带回很多日本媒体报道的报纸。“我不仅要说给纪念馆的人听，还要说给所有中国人听，说给所有日本人听。”谢桂英说。

把历史讲下去，讲给更多人听，是幸存者们的共同心愿。2022年8月15日，纪念馆开展“南京永远不会忘记”主题教育活动，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他们是幸存者的后代。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渐年迈，越来越多的后代已经走向前台。”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副会长王卫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将成为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

刘民生的女儿也是第一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之一，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刘民生就给女儿讲述过这段历史，当得知可以申请成为历史记忆传承人的消息后，女儿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幸存者们的后代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传播这段历史。2022年去世的百岁幸存者王恒晚年曾在外孙女的帮助下开通网络账号“王恒爷爷的故事”，讲述自己经历的战争；2022年去世的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写作并出版了中、日、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一个九岁战争孤儿的真实人生；2023年去世的幸存者葛道荣曾将他的亲身遭遇整理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册子，取名为《铭记历史》，并作为“传家宝”分发给了子女，要求他们必须牢牢铭记；在世幸存者薛玉娟的外孙女任颖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2014年，她参与编写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血火记忆》，希望以这种方式践行传承历史记忆的使命担当。

今年10月11日，刘民生参与了为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发证书，截至目前，共有32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

“我希望子孙后代们，能永远记住这段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刘民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