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君

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胡志博士出版了他的专著《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这是对康德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认真细致地读完该书，笔者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该书是对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一项系统而全面的开显。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从整体架构来看，该书是一部系统、深入和细致地研究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著作，开显了康德批判哲学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

该书在阐明了何为“运用”和何为“理性”的前提性问题之后，作者根据二分法把康德“理性运用”划分为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将理性的理论运用分为以感性直观为基础和脱离感性直观这个基础两种情况，并将理性的实践运用分为以感性冲动为条件和脱离了感性冲动为条件的运用两种情况。这种划分方法深刻把握住了康德关于理性分类的基本思想。

第二章就理性的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理论运用这个主题进行阐释和讨论。根据笔者的理解，这其实是在讨论理论理性的经验性运用，即理论理性何以只能运用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经验的界限。与之对比，第三章阐释和讨论了理性的脱离感性直观的运用，这其实是在讨论理性的超验运用。由此，理性的理论运用也就被划分为经验的和超验的两个层面。第四章是对理性的以感性冲动为条件的实践运用这个主题进行阐释和讨论，这其实是在讨论实践理性的经验性的运用。第五章阐释和讨论理性的脱离了感性冲动条件的运用，这其实是在讨论实践理性的纯粹的运用。这第四、第五两章所探讨的内容构成了理性的实践运用的基本格局，与第二、第三两章所讨论的理性的理论运用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这样一来，理性无论是在理论的运用还是实践的运用方面都存在这两个层面。因此理性的运用就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其中理论层面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有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而且，就四个层面的先后顺序来讲，作者先将理论理性的两个层面放在前面，而将实践理性的两个层面放在后面展开研究，也体现了康德所主张的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这四章的内容构成了该书的主体，撑起了该书的基本构架，也体现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基本构架。这四章内容是该书最有特色、最有理论价值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很明显，上述二分的划分法鲜明地体现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不仅如此，该书还深入到了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内部，并把“理性运用”思想作为把握康德整个复杂而深邃的批判哲学体系的一条暗线，这是一个很有创见的地方。

该书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重点阐释了康德“理性运用”的实践价值，这体现了作者一直以来对现实问题的价值关怀，并由此也开显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实践价值。

该书最后一章在对“实践”概念所做的思想史考察的基础之上，分别阐释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对中国思想启蒙、对道德建设、在教育方法方面和对人类发展图景四个层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尽管该书的论述没有明说这四个层面的具体关联，但是笔者以为这四个层面不仅是有层次性的，而且每个层面都是一项有待进一步开掘的系统工程。从启蒙到道德建设，再到教育方法，最后到人类发展的途径，这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全人类不断扩展和跃迁的过程，因而是一个层次不断升华的过程。因而，从这四个层面通过逐渐深入的方式来挖掘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实践价值，这就突显了康德哲学思想在不仅当代中国，乃至在全世界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启示我们必须给予康德哲学思想以足够的重视。

该书所谈及的四个层面的实践价值，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都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深入地挖掘。这里仅以“启蒙”为例来说明之。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的话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启蒙一直是康德关心的一个主题，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理智）是康德一贯的主张，也是他关于启蒙的核心观点。把“理性运用”思想与启蒙关切联系起来并以此来关照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这其实就是在号召人们要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到达启蒙的状态。因此，该书从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视角来阐释其对于启蒙的实践价值，既突出了启蒙深厚的思想史基础，又深化了启蒙的人性基础。

该书还回答了学者们在有关康德“理性运用”思想上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从而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掌握和更为深入的理解，并由此也开显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本身的理论价值。

虽然该书侧重于阐释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实践价值，对其理论价值的直接讨论似乎并不特别明显，但是由于该书所探讨的主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对一些涉及主题的相关的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和解答，因而使得主题本身的理论价值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开显。康德的“理性运用”的思想是一个复杂而深邃的思想主题，其中包含着很多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比如，在康德那里，“理性运用”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可以分为哪些种类？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可以划分为哪些运用？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又可以划分为哪些运用？“理性运用”跟其他的运用，如时空的运用、范畴的运用等，有什么关系？理性在实践领域中的运用与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有关什么关系？Gebrauch和Anwendung各自的含义分别是什么？它们有没有差别？如果有的话，它们的差别在哪里？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该书作者也许没有刻意去深入而系统地回答，而是有所涉及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但是从该书的六章内容来看其实都涉及对这一主题的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并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比如，该书第一章就讨论了“运用”的翻译问题，并回答了“Gebrauch”和“Anwendung”这两个德文单词能否互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给出了自己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正如该书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康德思想中，‘运用’（Gebrauch）包含‘应用’（Anwendung），‘应用’是一种特殊的‘运用’，是将先天范畴、先天感官形式、先验想象力、先验统觉、先天法则等具有先天性或先验性的东西与经验条件相结合，具体化地运用到经验对象上来”。表面上看，这里涉及的是翻译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涉及如何理解“理性运用”的基础而关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该书还细致地考察了与“理性运用”有关的几个关键概念，对“理性”“运用”“应用”“实践”等关键概念给出了依照文本依据的可靠解释和说明。因此，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的说明和解释，不仅帮助笔者厘清了关于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认识上的模糊之处，也使笔者对这几个关键概念获得了新的系统的认识。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和解答本身就体现了对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理论价值的一项系统开显。

上述所谈及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学者们普遍关心但同时也感到有些疑惑的问题。因此，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讨论和解答无疑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学界对这些问题系统而深入的认识。

以上从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三个方面说明了该书对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系统而深入的开显，但是这并不是说该书是完美无瑕的。比如，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增加对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一个哲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考察，就会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又如，虽然笔者在前文的第三点中谈到了该书对康德“理性运用”的理论价值的系统开显，但该书进行专门的论述略显不够，可以进一步加强，如果集中用一章或至少一节来论述该思想的理论价值将更加完美。不过，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作者在该书中对所有重要的问题做出面面俱到的论述，这也是不现实的。

总之，笔者以为，这是一部特色鲜明、论证系统、观点明确、给人启发的著作，是一部从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开显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康德学界又一部康德研究的力作。

责编：张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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