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真 2024-07-09 09:24:11
文/张步真
四年前一个春雨绵绵的人间四月天,友人陪我游华容县城。参观了范蠡巷,在范蠡广场瞻仰了范蠡塑像,然后来到护城河上的范蠡桥。桥是近些年新修的。桥的东岸是县城老城区,西岸是新城。新城现在当然也是一片繁华的街区了。这就是说,西岸那一片广袤的地方,从前很可能是湖,或者是湖洲旷野,旷野上长着密密的芦苇,必定还有一条泥沙道路通向远方。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捕捉到一个细节:当年,一连多日,范蠡正是站在这大路边头,引颈眺望。那会儿,他正经受着撕心裂肺的人生痛苦。
范蠡来华容,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他是带着美女西施私奔而来。但严肃的学者都不这样看。左丘明著《国语·越语》,司马迁著《史记》,都写到了范蠡。对西施之事,都不置一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在第八十三回,写了西施,至于范蠡携西施私奔,他明确地指出是“讹传”,范蠡一直跟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到了近代,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西施那些事他“一向不相信”!
那么,范蠡为什么会来华容呢?只有一个可能,为儿子而来。他的二儿子犯了死罪,很快将被执行死刑。能刀下留人的,只能是楚王。而楚王,那会儿正在华容。
楚王与华容的关系紧密。
华容的状元街南岗岭,那时有一座豪华的宫殿,叫“章华台”。《史记·楚世家》记载:“灵王七年(前534),章华台建成。”西晋著名政治家、学者杜预《左传注》说得更明确:“南郡华容县,(章华)台在城内。”
我们去的那天,一直下着雨。华容县博物馆长、一位女历史学者为了满足客人的好奇心,冒雨向导,领着大家来到城郊约三华里的地方,登上一个凸突于田野的土台。土台呈长方形,子午向,方方正正,边线分明,台体规整,占地约三万平方米。这就是县志上的“隆然一峰”的章华台遗址。当地人称为“楚王台”。站在那里,你能感觉到宇宙的浩渺、历史的凛然。这时,你会思接千载,揣摩当年的辉煌。
而楚国的都城郢都,即后来的江陵,就在长江的华容段对岸。华容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楚王在郢都(江陵)的王宫里,处理国家大事,执掌军机要务,整日劳形苦心,如果想出去休闲一下,华容必定是首选之地。
再说,楚王还有两大著名嗜好:
一是喜欢“细腰”美女。静如玉树临风,动则婀娜多姿。李商隐有诗讽喻:“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而华容,得湖光山色的滋润,湖乡稻米的长养,女人(姑儿)水灵漂亮。
二是楚王喜欢狩猎。此地湖洲上野鸭翔集,芦苇荡里麋鹿成群,是一处天然猎场。
这些,都是楚王把行宫建立在这里的原因。行宫在此,楚王当然就常来常往了。
为救儿子,范蠡就寻到华容来了。
范蠡毫无疑问是一位成功人士。为政,他官至越国大夫,协助勾践复兴,功劳卓著;为商,赚得了无数的金钱,“陶朱公”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应当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范蠡的幸福人生,却被他不争气的儿子彻底断送了!正如两千多年后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虽然老实本分,但小心眼、小家子气,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小儿子则整日豪车美马,招摇过市,花花公子一个。最糟心的是老二,放荡不羁,且性格顽劣,简直无可救药。前不久,他在楚国与人斗殴,闹出了人命。杀人偿命,自古皆然。现在被关到楚国的死牢里,等待择日问斩。作为父亲,范蠡怎么不着急,怎能不使出浑身解数,救儿子一命呢?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而天底下的父亲,又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比自己对功名的念切,还要加上许多倍。范蠡在越国,做过大将军,官居国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当越王的半个家。依照某些人的想法,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把儿子的事情安排好,岂不是易如反掌!
范蠡其所以值得敬重,是因他知道儿子的底子,没有利用职权为儿子谋得一官半职。范蠡后来发了财,可谓家财万贯,也没有划出一块来,给儿子安排个“董事”“总助”什么的。民谚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范蠡精明过人,他不相信什么“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也不认为儿子能复制父亲的人生。因为儿子没有父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生体验,更没有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意志磨炼,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人,生命品格、灵魂温度、对世界的感触,与父辈完全不是一回事。既是这样,怎么能将父辈的职位转让给儿子呢?即便是给他戴一个少将军的肩章,也许一不小心就跌进了臭泥坑;弄个市长、县长给他当了,他也可能把装满鸡蛋的竹篮子掉到地上,打个稀巴烂!曹雪芹著《红楼梦》,借跛足道人的口唱《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曹氏在写作这部皇皇大著时,很可能研究过范蠡的家庭变故。
当然,子不教,父之过。家风没有搞好,三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范蠡是有责任的。现在,他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
范蠡于是拿出经商赚来的两万四千两黄金,派小儿子去楚国,找一位庄先生。他给庄先生写信。说:“杀人抵命,这是常理。但我听说,家有千金的孩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中处决。”表面上,范蠡是请求让他的儿子死得体面一些,内心里,当然是请求免儿子一死。他相信庄先生有这个能力。
这时,他的大儿子却要求去楚国救弟弟,说这是他作为长兄的责任。范蠡夫人也为大儿子求情。范蠡只好答应。大儿子于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楚国,把信和黄金交给了庄先生。庄先生没有推辞,只是交代范家老大:“你不要在这里逗留,赶快回去。日后即便是你的弟弟放出来了,你也不要问为什么!”
下面的情节,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摘录下来的:庄先生是个大贤人,也是大学问家,很受楚王的尊重。他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见到了楚王。叙谈时,庄先生对楚王说,最近,他发现有一个星宿出现在某个位置,可能会给楚国带来灾害。楚王一听急了,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吗?”庄先生说:“大王施德可以除灾。”楚王于是决定在全国实行大赦。
庄先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范家老二给救下来了。问题是范家大儿子并没有听从庄先生的嘱咐,离开楚国。当他听说楚王要实行大赦,这就是说,他的弟弟有救了。既是这样,又何必白白送掉那两万四千两黄金呢?他装模作样地去向庄先生告辞。庄先生何等精明,一眼就看穿了范家老大的小心眼。其实,庄先生并没有打算收受那些黄金,原想等楚王大赦,范家老二出狱后,将黄金和人一并送到范蠡府上。同时,他还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向范蠡进诤言:一定要把儿子管教好。这会儿,他冷冷地对范家老大说:“喏,那些黄金丢放在柴草房里,你取回去吧!”
庄先生被一个毛头小子玩弄,十分生气,随即去见楚王,说:“我外出时,路人都说,有人在楚国犯了法,他家用许多黄金贿赂大王的左右,大王就发布了大赦令。”楚王大怒,说:“岂能有这种事!”于是命令先处决了范蠡的儿子,然后再发布大赦令!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范家大儿子用一辆牛车,装着两万四千两黄金,还有他弟弟的尸体,回到家里。一家人号啕大哭,唯独范蠡十分平静。他说:如果让老三去,老二或许有救。因为老三一向花天酒地,不知道钱是怎么攒起来的,不会吝惜那些黄金。大儿子年少时,跟着我经历了许多艰难,把钱看得重,舍不得那两万多两黄金,所以,他的弟弟必死无疑。其实,这些天我在大路旁眺望,就是在等候老二的丧车归来!
范蠡所指的大路旁,很可能就是现在的范蠡桥路边头。
儿子的尸体与那一堆灿灿黄金摆在一起,尽管相隔了两千多年,我们仍旧能感受到范蠡作为父亲,他心境的悲凉与无助。对于金钱,那会儿他一定是大彻大悟了:人不成器,纵然是挣了一座金山一座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果儿孙有出息,为什么要将万贯家财搂着、抠着、藏着、掖着,而不及时回赠社会呢?
司马迁著《史记》说,凡“王侯诸国之事”,体例为“世家”。写《越王勾践世家》,其本意是为勾践立传,其中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一位大臣的家庭悲剧,这是特别具有深意的。在内心里,太史公十分同情范蠡,但他不能不提醒世人:范蠡是越国大夫,他的儿子是“官二代”;下海后,他成了家财万贯的富豪,他的儿子成了“富二代”。作为父亲,范蠡却不幸成为一位失败者。《史记》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流水账,而是“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殷鉴不远,后世汲取其中的智慧,于是有了许多教子典故。最典型的是诸葛亮著的《诫子书》,他极为重视对儿子的品格的塑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无疑都受到范蠡家庭悲剧的警示!
那天,雨丝淅淅沥沥地没有牵断,我撑着雨伞,穿行在范蠡遗址之间,想了许多许多——
对于我们,范蠡确实相当遥远了。关于他的墓址,以及楚王的章华台,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古迹。但儿子犯罪,范蠡有求于楚王,楚王常住章华台,这些都是典籍上有记载的。这几件事互相印证,证实了范蠡与楚王之间的相互关联。恰恰在华容,既有章华台遗址,又有范蠡的墓冢。如此说来,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范蠡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为官,他忠心耿耿,有担当,有创见,有功劳。取得巨大胜利后,又急流勇退,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下海经商,他改名换姓,离开曾经任职的越国,远去齐国,诚实经营,勤劳致富。对待家庭变故也冷静豁达,坦然面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受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死板一块,社会阶层之间垂直流动难之又难。“世卿世禄”,理所当然。一些官员通过血亲、姻亲、朋党关系的捆绑,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到自己手上,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赢家通吃。这些弊端,对社会的底层,甚至对整个历史的进程,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而范蠡,将权位和金钱弃若敝屣,对“社会阶层固化”的痼疾,做了一次义无反顾的逆袭!他的高尚品格,并不因儿子的不肖而被抹杀,千百年来都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膜拜。民间反复传诵着他的人品、建树和人生故事,于是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成为文化的本身,对一地的民风建设、价值观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影响!
怀着一种深深的景仰,蒙蒙细雨中,我肃立于先生雕像前,鞠躬,再鞠躬!
摘自《岳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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