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杰伟

中小学阶段，最难忘的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刘玉球老师。

刘老师的鼻子常年是红红的，别人给他起了外号“红鼻子老师”。那时候社会风气纯朴，但学生还是很顽皮，几乎给每个老师都取了外号。我的数学老师因为脸上长了点麻子，就被取了外号叫“雪麻子”。一些女老师更是被背地里直呼小名。这种顽皮简直没人治得了。

但“红鼻子老师”不一样，与其说这是外号，不如说这是对他的昵称或敬称。

其实，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熟悉这个“红鼻子老师”了。那时，刘老师自己编印了两本油印的小册子，一本《农村常用杂字》，一本《农家谚语》。这两本小册子成为了我们村农民的热门读物，村里公认的两个最有学问的长者，天天来到我家，和我的父母亲一起学习、讨论这两本书。我父亲是大队长。母亲高小毕业，当了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村）的信用社会计，也是被公认是最有水平的人之一。我在一边写作业，很多杂字和谚语我就是从那时候学到的。

现在想起来，一个初中老师编的书，能够成为村民学习的经典读物，这是何等的不易啊。现在我正式出版的书有十一本了，可有一本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他们日夜研讨的读物吗？

怪不得刘老师要受到普遍的尊敬了。

刘老师那时已年近五十，他是从旧社会走来的，深知算盘的重要。进了他的班，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打算盘。算盘人手一个，这是必须的。从加减乘除学起，到什么灰留规、狮子滚球，再到最难的六规七二五除，也就是四位除法。要把这些打得滚瓜烂熟，至少也要在他面前考试及格。那时的课桌上，人人一个算盘，有大的有小的，有简单的也有比较豪华的，有纯黑色的也有红黄等彩色的，有几寸长的，也有近两尺长的。算盘的好坏也折射了家庭条件的好坏，或者这个学生和家长对学习算盘也就是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

我从小对数字就很不感冒，数学成绩也一直很差，一度低到考试时只得三十多分。那时候搞集体劳动，我们在学校的考试成绩都成为大队的社员们议论的话题。而我偶尔参加劳动的时候，听到社员们谈论学校成绩，就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但还是有人把我的老底也扒了。顿时，我这个美誉度很高的孩子落得社员忍不住地哄笑。

虽然数学绩很烂，但刘老师所教的算盘一点也不敢马虎。别的一些任课老师对“红鼻子老师”在教材外加的这门算盘课不以为然，但刘老师格外认真，格外的严。刘老师说，在社会上就两样本事最吃钱，一是笔，一是算盘，有了这两样，走遍天下都可以讨吃。刘老师是从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两门课重要的，对他的学生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到底有何作用，也许很难说。但他这种不惜牺牲自己休息时间，一届一届地教学生学习“讨吃”本领的拳拳之心，让我至今一想起就为之动容。刘老师的算盘课也得到了家长们也普遍认可。

那时候我特别爱打乒乓球。我们叫它“国球”，但此“国”非彼“国”，新化话把鸡蛋称为“国”或“咯”，而乒乓球与鸡蛋相似，“国球”的意思就是“蛋球”。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国球”，一下课就飞奔出教室，占领那张水泥做的国球桌子，各拣一块破瓦片拿在手里，先占的先打。围观的人多，都要打，每一对只能打三点，三打二胜，输了的下台，赢了的“当王”继续打，当了“王”我的鼻涕都要笑得流下来。一天几次下课，我总能当几回“王”。

下课玩得这么疯，早上却是要来得很早的。早晨由先来的谁打开教室门，最先来的就到刘老师房间里去拿钥匙，刘老师当然就知道谁来得最早了，那是要在班上表扬的。所以早上到刘老师手里拿钥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为了拿到这片光荣的钥匙，我每天起得很早。本来是母亲起来生火做饭的，但我起得确实太早了，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母亲见我起得这么早，也就偶尔让我起来先生火。那时烧的是炭粑，就是把煤块打碎，加上小量黄土，搅匀之后做成粑的形状靠墙堆放着，干了再摞成一堆堆的。炭粑有时是用一些劣质的散煤做成的，很难烧燃。而好的块煤则很容易烧。但很少烧块煤的，因为成块的煤是优质煤，很少，而且容易烧尽，划不来。除非应急，一般还是把块煤打碎加了黄土做成炭粑烧火。

如果碰到炭粑没有干透，或者引火的木柴也没有干透，那就会烧得满屋子浓烟滚滚，还可能烧不燃煤炭，那就得重来。引火的柴分为两种，一是用来引燃块柴的，这又有两种，一种是刨皮，就是木匠用刨子刨下来的木皮，这个很干，易点燃，我们称之为“刨皮屎”；还有一种就是枞树掉到地上的“毛”，我们称之为“枞毛胡子”，尖尖的，两三寸长，像胡子一样。如果干的柴源充足，那生火还是不难的。但是如果有的干有的湿，那就比较头痛。有一回母亲起床稍晚了一点，我就嘟囔着说会迟到，母亲就只好烧了易燃的优质块煤，等火燃烧起来做饭的短短时间里，火就燃得很大，母亲就煤气中毒倒了下去。我听到响声，敢紧叫醒父亲，把母亲扶到室外，一会儿，母亲才清醒过来。为了我到刘老师手里拿到那片钥匙，我的母亲竟差点丢了命。

到得早了也并不见得就在教室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有时也是在教室里跟同学瞎掰扯。初二的一天早晨，我在教室里跟几个早到的同学瞎聊未来。我就描核述着明年推荐读城里的高中，毕业后到农村锻炼三年，然后被推荐上大学时的美好具情景。说着说着，我很抒情地闭上了眼睛，神态好像已经到了理想的大学。几个同学都笑起来了。正在这时，刘老师的脑袋从窗户下面伸了出来。我们那时的学校是一个老祠堂，窗户很矮，个子高的人可以露出小半个身子。刘老师从窗户里露出那显眼的红鼻子和金黄色的灯芯绒上衣。他是偶尔会躲到窗户下，“观察”我们这些早到同学的学习状态。这时，他很严肃很扫兴地说：“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从今年来起恢复高度制度，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都凭真本事考，推荐上大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说得那么认真、那么严肃，简直不容置疑！刘老师的话就像给了我一记闷棍，打得我木瞪口呆！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又是大队长兼民兵营长，根红苗正，按照往常的规矩，我优先读高中、推荐读大学理所当然！

怎么天一下子就变了呢？！

现在想起来，要感谢刘老师给我的那一记闷棍，使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更加努力地学习，最终凭自己的本事终考上了大学。

我那时经常写错别字，有些字一错再错。有一次，刘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要我在黑板上听写。其中有一个字是“科头”的“科”字，科头是我们学校也是我家所在的公社的名字，但我在黑板上写的“科”字，却在右边“斗”下面往右加了一捺。刘老师用红色粉笔在那个字上面打了一个很大的叉，然后满脸溅朱地说：“我要把这个字给你的爷老子看，不给你打两个火烧耳刮子才怪！”我站在讲台上，尴尬不已。后来，我虽然并没有因此挨父亲两个火烧耳刮子，但就跟当场挨了挨两个火烧耳刮子一样火辣辣的，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字了。

刘老师对我很严，但是对我也是很欣赏的，特别是对我的作文。我的每一篇作文，他都要赞不绝口地先向全班同学推荐，再向全校的语文老师推荐。以至我的作文被本校一个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当作范文，要他教的五年级学生全班背诵。我班一个女同学有一天早上经过小学五年级的班上，听到全班都在读我的作文 ，把这事宣讲到了我的班上。现在想来，那真是非常光荣的事。

有一次，刘老师和几位老师到我家做家访，刘老师津津乐道地、吞了口水对我的父母道：“别看他外表好像不怎么活泼，但脑瓜子活得很，写的那些句子、那些细节有趣极了。”我在一边烧柴火给老师做饭吃，一边傻傻地听着老师像称赞别人一样称赞我。

有一次刘老师要我们写篇作文，就写班上的一个同学。我就写了一个同学，文章中用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个词。刘老师在班上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特别读到这个词语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你看，居然还会用到这样的词语。”刘老师表扬我的时候，我感到很心虚，因为这个词是我刚刚从《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本书借鉴的。

快毕业的时候，刘老师对我的表扬几乎是毫不掩饰了。他把我叫到讲台上写东西，看到我自信满满样子，吞了口水说：“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刘老师居然用了“本事”这个词语来夸奖他的学生。

刘老师有一天把我叫到身边，亲切地说要我去参加公社的先代会。我对先代会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刘老师笑眯眯地跟我说，全校600多学生，只有三个人能够参加。见我还是可爱得一脸茫然的样子，刘老师也笑了。后来，刘老师带我们三个学生到科头中学参加了学代会，我印像最深的是菜真多，特别是米粉肉好吃。还发了一个紫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拥有这么高级的本子。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通录。我在通讯录的姓名一栏里写着自己的名字，而在通讯地址一栏，则写着：北京大学。

我可能是刘老师的关门弟子了。

高二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新化县老邮电局（毛主席敬仰塔旁，新化县城南门湾里）看连环画，那时有一个人在那块地上摆了一地的连环画，一毛钱看一本。我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总要到那里去看一两本，《第二次握手》《追鱼》等就是那时候看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正在看连环画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了我的身边，抬头一看，是刘老师！我连忙站起来，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刘老师问了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后，我问刘老师现在做什么。刘老师自信地说：“我现在被县委抽调到地名普查办工作。”虽然我不知道地名普查办是一个什么高大上的机构，但我隐约地感觉到，刘老师对被抽调到那里工作，是很满意的，是对他才华学识的一种认可。

从此，没有再见过刘老师。也打听过刘老师，但利得到的是一些不太确定的信息。也就没有刻意再追问了。或许我很无情，或许生活很累，或许时光太匆匆。但这样回忆回忆我觉得也很好。秀才人情纸一张，这就是算是我对刘老师的回报吧。

责编：陈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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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