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杰伟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栋老木宅子里，四家共用一个堂屋。四家有三家（包括我家）是多崽多女的家庭，只有一家只有一个哑巴女儿。紧挨着这户人家住着一对老母子，母亲八十多岁，是个裹脚的旧式女人，其子是一个五十岁的光棍，老实巴交，是个树叶掉下来也怕掉到头上的人。每户都是两间木房。三家由于子女多，各在木房子边上加建了两间土砖房。

我家的两间木房子，一间做餐屋，一间做卧室。加建的两间土房，一间做柴房（厨房），一间做卧室。

加建的土砖房里放了一张床，通常是父亲和我睡。还放了两个装谷子的四方木柜子，两个柜子相连放着，在其上面也铺了一张床，通常是大哥和二哥睡。而那间木房子，则是母亲和妹妹睡。

农村的住房是不带厕所的。几户人家共建了一排猪舍兼厕所。这样，我们每次上厕所，总能看到猪在打呼噜，猪在听到人声后会条件反射式地站起来走动，仿佛是受到了惊吓。

小时候家里缺粮，有一段时间常吃红薯饭，极少的时候还吃过粉渣饭。就是把红薯磨成粉，过滤后余下的渣，我们称之为粉渣。因为红薯粉是用来作粉条的。

但我家杀年猪从来不卖肉，全部挂到餐屋里的梁上，和鱼、牛肉挂在一起，羡煞很多客人。小时候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客人进餐屋后的第一句话：“啊呀，伍满（伍叔的意思，别人对我父亲的称呼，当地人称“叔”为“满”），你家挂这么多肉！大半年都吃不完呀！”父亲便一脸幸福的笑容。夸完了，主客双方还要指着某一块肉评头品足地议论一番，好像这样就过了肉瘾似的。

父亲长年带着民工在外面修铁路、修水库，过年了就有很多民工来我家拜年，男男女女都有。父亲在外很是开朗，又能唱歌，歌喉还不错。总是能把一个民工队搞得十分活跃、滚热温暖。从来访客人开心的谈笑中，我可以想见父亲在外带队时大家快乐的情景。

小时候我特别爱打野仗，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打野仗时，如果一个人被别人发现了，发现者用手指比个枪的姿势，口里喊一声：“叭!”就等于“枪”响了，被打的人就要承认自己“死”了，不能再参与玩这一轮游戏。其所在的这一边“死”光了，就算是输了。

我们也用木头做成梭标的形状，并在“梭标”与木头相接处扎一条红布，便成了红缨枪。我们拿着红缨枪，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将红缨枪向稻草扎成的“鬼子”刺去。每每玩累了或者中了“枪”之后，我就悄悄地回到家里，坐在“书桌”上看书、做作业。

家里用两个笼子（大木箱）上下摞在一起，那就是我的书桌。父亲从不逼迫我看书，但看到我在如此疯闹之后居然能够闹中取静，一个人认真看书，由衷地表扬了我一次，说我今后会很有出息。

老屋虽小，留给我童年的记忆却很温馨。

一九七七年，大哥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有人给大哥介绍对象，而且很快对成了，订了婚。

这可能让父亲觉得必须改善居住条件了。

于是，开始建新房子。

那时候的房子都是土砖房。在田里把泥土打湿，加上切断的稻草搅匀，这样可以增加粘合力。然后把土放到一个长方形木板夹成的模子里，用手把模子上边抹平，等泥土成形了后把木板取出来，一块土砖就做好了。农村的房子就是用这种土砖砌的墙。至于屋顶，从山上砍一些杉树做梁，再在梁上架椽皮，最后盖上瓦，一座房子就建起来了。

土砖有一尺多厚，住三十四年没问题。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拆毁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污染，不会对土壤结构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即使将原地基恢复为农田也是不会太难的。

但那时，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建红砖房。

是建红砖房还是建土砖房，父子之间有个讨论。最后决定建红砖房。

建红砖房的成本大多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我家四扇带批（正房的副房，做柴房等用）的新房子整个建房的过程和建好后的一段时间，都成为村民谈论的一个话题。其实房子建得很简单，只有两层，而且只铺了两间房的楼板。地面也是我们自己用混凝土铺好后，再用木锤子锤紧，凹凸不平。但在当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

我家的对面有一座山，叫金子寨。翻过金子寨，山那边有一个农村集市，村人称之为场。村人每每赶场回来，站在金子寨上看村里的房屋，怎么看都觉得只有我家的房屋方正，好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身边的榜样。我家开风气之先后两年，当公社副书记的伯父也建起了新房，楼板全部用水泥预制板，上面还有隔热层。真是后来居上。

父亲是大队干部，伯父是公社干部，他们带了头，在社员群众心中造成的心里震撼可想而知。

大队改村后，土地承包给到户，山上的树也被砍掉分到了各家各户。于是，大家纷纷建起了红砖房。只几年时间，我家那栋房子就显得落伍了。

好在我考上了大学，父母认为我今后要住高楼大厦，就没有打算再建新房子以赶村里的时髦。

参加工作之后，我只是偶尔回家。有一段时间在外地工作，一年才回去一次。父亲走后，很多时候我是把母亲接到城里我的家里住，回去的次数也不多。两个哥哥已在城里建房，那座老房子就流转到了我的名下。于是房子便是空的时候居多。

每隔一段时间回去，都会发现村里起了新房子。土砖房是早就不见了，最近几年，那些八十年代起的红砖房，不少被弃置不用，新生代的农民们又另找地址，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印了我小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爷有爷世界，崽有崽世界”。

印象很深的是我的一位族兄，在部队当了八年的兵，一心想要当干部，最后还是回来当了农民。梦醒后的他拿出了最大的干劲，有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听到他在山上用钢钎、锤子打石头的声音，他在是在打孔，要把炸药放到孔里去，炸翻山里的石头，用来打房屋的基脚。好不容易他在山下面建了一栋两层的红砖房。那时的人规矩，建房不占田，只占山或老宅基地。

族兄把房子建好后只住了十来年，就因为在小煤窑挖煤出了事故而丧生。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前几年我回到老家，但见他的儿子建起了漂亮的别墅，那栋红砖房早已被弃在山间。

我突然想，如果我那族兄当时不要那么拼，不去建那房子，或者不去挖那小煤窑，又会怎么样呢？难道，这就是他的宿命？爷是爷的命，崽是崽的命？

而他儿子长外在外打工，建的别墅，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住几天，平时长年空着。

其实，长年空着的房子远不是他一家。村里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漂亮，都是别墅似的建筑，有的还配有庭院、停车场、花园、喷泉。但是，过年都很难看到他们回家，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才开着车子回来，嬉笑着脸，见人一根烟，几句寒暄，然后又匆匆奔向了远方，消失在茫茫的都市人海中。

与房子同时变化的还有农田。以前比较大丘的田都有名字，什么锡咯田、土望丘、小丘、高那原里、贺嘎塘等，现在很多田的名字成了历史，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了。年轻人建的房屋，大都是沿着马路而建，占的都是农田。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越过政策红线的。

农田减少的危害，谁都会知道，建房的人也会知道。但他们顾不了全局，顾不了长远。

以前建房是为了实用，比如与我们老家比邻而居的三户人家，都在木房子边上加建两间土砖房，那完全是因为人口多，住不下。

而我的同龄人或比我年纪更小的人，他们往往只生了一个孩子，自己又长年在城市打拼，却要在老家建一栋很大的别墅。

我无意指责我的老乡们。萨特说过，存在即合理。他们要在老家建漂亮的房子，肯定有其强烈的思想根源。我跟他们也聊过，了解到他们最为强烈的就是叶落归根的想法，认为人老了，就要回家住。

但人到什么年纪才算老呢？以前五十岁就被称为老人，现在，很多年过五十、六十的村民还在外面打拼，好像根本停不下来。他们真的都会回到村里养老吗？他们的儿女真的都会回到农村老家来住吗？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房子，会不会成为一座座永远的空巢？

我家那座建于1977年的红砖房，如果说曾经是鹤立鸡群，那么，现在无疑是鸡立鹤群了。我每次回家，少年时的同学跟我闲聊时，建议我将房子推倒重建，退休后回家养老。“毕竟叶落要归根啊！”少年的同伴真诚地说。是啊，毕竟要归根。我们现在不讲认祖归宗了，但这根还是归的。我也曾有过犹豫、有过心动。

今年清明节，回家给父母亲挂青。父亲走了二十年了，母亲是前年二月驾鹤西去的。得空的一会儿，我不忍到家里坐，搬了一把凳子靠在外面的墙上，我六神无主、黯然神伤地躺在椅子上面。房子空了，父母只留下了遗像，在堂屋正中间的方桌上慈祥而无言地看着我们，全世界都空了！一股股悲凉从心中涌过之后，我想，这房子决不能拆，一定要保留。父母亲在这里看着我呢！父母走了，我把他们的房屋也推倒，我还是人吗？

没过多想，我就决定把这座房屋进行修缮，把我城里家中的两万多册图书搬到这里来，免费供村民阅读。我想好了，书屋的名称就叫“伍满书屋”。“伍满”是大多数村人对我父亲的称呼，“伍”是我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满”是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用这样的方式，既纪念了父母，又做了公益事业，同时保留了自己的根，表达了我对家乡的爱。

责编：陈普庄

一审：陈普庄

二审：易禹琳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