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扬桂

毛泽东一生爱读《水浒传》，受益匪浅。如他在军事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战略退却”时，就引用该书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洪教头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里，他批评了红军中“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得一干二净。在《矛盾论》中，他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办事要讲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提醒我们在敌人面前，要像武松那样不在老虎面前表示丝毫的怯懦。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做白衣秀士王伦那样的孤家寡人。像这样自如运用《水浒传》中的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不一而足的。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也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便提到三国史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必备的。

读得多了，毛泽东对三国故事自然烂熟于心，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可以信手拈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44年10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学员作报告，讲到干部要坚持原则性时，生动地举了《三国演义》中的一个事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搠。毛泽东认为，当时关羽形式上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杀了颜良、文丑，张飞此举有高度的原则性。

毛泽东还注意从《三国演义》的战例描写中学习作战知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均出自《三国演义》。毛泽东既喜爱《三国演义》，也常读《三国志》。一次，在外出视察的列车上，他一边读《三国志》，一边对张治中和罗瑞卿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接受孙权劝告，勤学苦读，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通过对史学著作《三国志》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比较阅读，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三国演义》明显推崇“忠”“义”，主张以“王道”“仁义”治天下，尊刘抑曹，蔑视农民起义战争。但他并未因作者罗贯中的英雄史观而降低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他重视作品对人物的刻画，对战争的描述和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铺陈。他说，读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据毛岸青和邵华回忆：“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在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七律》中，毛泽东表达出了对孙大圣的“欢呼”。

毛泽东晚年不仅仍然爱读《西游记》原著，而且对研究《西游记》的理论文章也很感兴趣。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童思高的《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等论文，毛泽东都曾逐字逐句阅读过，其中关注得较多的还是孙悟空这个人物，以及论者对孙悟空的评述。

在四大名著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红楼梦》。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至少看过五遍《红楼梦》。

由于反复研读，《红楼梦》给毛泽东以很深的影响。在他的文章、讲话中，《红楼梦》中的成语、典故俯拾皆是。比如在《评战犯求和》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挖苦国民党战败求和要求保留军队的话：“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此后，他多次引用这句话。

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毛泽东也极为关心。他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反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学观点。1954年10月，毛泽东曾写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推荐青年作家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两篇文章。

作者：陈扬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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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