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简称“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彭卫国看来，虽然出版行业当下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但发展前景依旧是乐观的——这并非“官话”，而是一位在行业浸润多年的“老将”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彭卫国研究生毕业进入出版行业。多年来，他从校对做起，当过编辑室主任、发行科长、社长，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又回到世纪出版集团，始终没有离开出版业。而且伴随着岗位的不断调整，观察视角也不断变化，也正因此，彭卫国对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认知和超前的洞察。

“未来5~10年，纸质书依旧是出版机构，或者是绝大部分出版机构的主要营收来源。”

“技术革命对出版业的改变最先出现在生产端、渠道端和用户端，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对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的改变。”

“渠道管控的核心是产品的管控，一定要做精品出版，要做好书出版。”

“编辑想要职业尊严，就去做好书。编辑的尊严来源于好书，没有好书，编辑就没有尊严。”

“小机构、大平台会是国有出版机构运行模式未来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彭卫国不是只讲观点，而是摆事实，有推导，指方向。

他认为，只要出版人肯改变，出版业的希望就在。 他说得既恳切又实在：“只要你肯做，还是能够做的。”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25周年以来，在“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使命感召下，推出了一大批重大出版文化工程和学术文化精品。

*以下是《出版商务周报》与彭卫国的对谈，Q为《出版商务周报》 ，A为彭卫国

一、“小机构、大平台会是国有出版机构 运行模式未来的方向”

Q：近年来，大家都感受到行业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近几年外部环境和出版行业的变化？

A： 从行业的发展格局来看，我们要先搞明白出版业的“变”与“不变”——变化在哪里，不变的在哪里，基于这些判断，才能有应对之策。

我觉得有几个方向是不变的。从宏观层面来讲，出版业的意识形态责任是不变的，对文化传承、文明传播的责任是不变的。从产业层面来看，有两个方面不会改变：未来5~10年纸质书依旧是出版机构，或者说是绝大部分出版机构的主要营收来源；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这三大板块中，以教育出版为支撑的出版基本格局不会变，或者说，只要纸质课本还在有偿使用，支撑教育出版、支撑整个行业的基本盘就不会变。

什么在变化呢？从内容生产来讲，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都面临一定的压力。大众出版这部分的阅读需求，可能会被其他知识传播形态分流或者取代；专业出版这一块，因为新技术在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知识储存和检索等方面的能力是优于纸质图书的，因此专业出版的纸质书，会受新技术、新方法、新盈利模式影响和冲击。

渠道端现在也发生着一些变化，变得更加多元，我们要从供给端认真研判和应对，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努力去应对和把握这些变化，不能被渠道的变化推着走。

Q：您认为未来5~10年，纸质书依旧是出版机构，或者是绝大部分出版机构的主要营收来源。似乎一些出版从业人员对行业的发展并不持很乐观的态度，危机感很强。

A： 有危机感很正常，在应对变化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驾轻就熟的，适应和应对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危机感。

但对出版行业，我觉得还是要持乐观的态度。只要阅读的人群在，只要知识消费是常态，大家对出版业就没必要悲观。至于如何在变化中找到生存之道，把危机化成机遇，各有各的方法。

比如大众出版这块，读者的阅读需求一直都在，关键是我们如何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做调整。其中，有人群的变化，一批人不读纸书了，一部分还在读纸书；还有产品的变化，前一段时间有个观点有点道理——将来的出版是两种出版：一种是快消品出版，一种是经典出版、精品出版。前者读完就扔，后者从内容到形态做成值得购买、值得收藏的。

那么，出版从业者怎么去应对这些变化呢？我想，只要你肯做，还是能够做的。因为除了被动满足阅读需求，还可以引领阅读趋势。不管人工智能怎么发展，对大众阅读需求的了解，对阅读趋势的判断，还是要靠人的。

也因为这些变化，传统的“大兵团作战”，或者粗放式的经营，很难适应这种运作模式，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深层次的。

Q：您曾经说过，新技术对行业的改变是全方位的。除了内容供给和发行营销，还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影响呢？

A： 技术革命的改变最早出现在生产端、渠道端和用户端，我们还没充分认识到它对行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的改变，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出版机构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大部分出版机构仍然延续了多少年一成不变的科层结构。

作为知识服务机构，为了应对新技术对行业的影响，我觉得小机构、大平台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非像现在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跟出版相关的校对、印制、发行、物流、财务、人力资源等这些能集成的功能可以放到一个平台统一管理。编辑出版应该是个轻装上阵的小团队，聚焦创意生产，毕竟知识的创新才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政府部门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知识创新的新模式。

世纪出版园

当然，这并不是新鲜事，在其他国家、地区已经是常态。国内也有出版品牌在尝试，一些民营的文化工作室正在这样做。但对国有出版机构来讲，这个应该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世纪出版集团也在做这方面的探索。

二、“想要尊严，就去做好书， 编辑的尊严来源于好书”

Q：有人说当下出版生态被破坏了，好书出版难，销售更难，大家变得更焦虑。您怎么看？

A： 更准确的说法是出版生态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乱象；与此同时，编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承认，现在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变化，比如说渠道的乱象、价格的乱象，包括选题的跟风，给出版人造成了一些困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扁平化，使得长期以来分割的图书市场越来越趋于全域化，就是说不再有区域性的市场，只有全域性的市场，也因此大家抢选题、抢版权成了常态。除了恶意竞争，这些竞争都是正常的。全域化的市场环境对编辑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选题上编辑必须要高人一筹，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而且，对编辑的焦虑也要一分为二来看。有一句老话叫“店大欺客”，如果编辑没什么创意，拿不到优质书稿，拿不到顶级作者的作品，出版的都是不上不下的中等书，那渠道的力量就会比编辑的力量大，所谓的“以销定产”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编辑的选题是独有的，而且达到相当水准，那一定是渠道来找我们。

有的编辑抱怨没有尊严，被刺激到了。你想要尊严，就去做好书，编辑的尊严来源于好书，没有好书，编辑就没有尊严。我做编辑部主任时，经常跟同伴们讲，到退休时哪些样书是我们愿意带回家的？大家都要这样思考一下。如果你自己做的书都不愿意拿回家，怎么能要求读者买你的书，又如何要求渠道和读者尊重你？

现在很多出版机构把对渠道管控提上了议事日程。渠道管控的核心是产品的管控，就是一定要做精品出版，要做好书出版，我们对编辑的引导应该是这个方向。当然，在现实的运营中，经济指标压力很大，要有一些具体的制度考量和设计。

Q：您认为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在哪儿？

A：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先明确出版是做什么的？出版是对知识的选择、组织、生产、传播。很多业务别人能做，出版也能做——比如教育服务的数字化，就看做的人下多大的力气，怎么构建有特色的知识服务体系。这方面行业比较推崇的一个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另一个是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科爱公司”）。

为什么是外研社而不是别的出版社？因为外研社掌握了外语教材的核心知识，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它可以延伸出来做数字化服务。传统的出版内容如果本身是成体系的，那么转化成知识服务是可行的，也能找到盈利模式。科爱公司也是这样，它掌握大量科技类期刊，在构建系统性知识方面，也有自身优势。

由此我们来推导：第一，知识生产、知识组织的源头仍然在出版机构，只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第二，掌握了知识生产源头的机构要怎么把知识做到系统化、体系化？

所以从长远来讲，只要我们肯改变，做好内容生产的体系化、知识生产的系统化，就能较快转移到新赛道，出版业的希望就在。而且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但如果出版机构还是“死守”纸质书，来什么选题就出什么书，这样还想过好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Q：疫情后，地方书展遍地开花。您给支支招，地方书展还能从哪些方面创新？

A： 地方书展的创新有两方面很重要。首先是跨界破圈，书展既可以全部展示书，也可以把图书融入到其他品类的展览中。比如说化妆品展，可以让与美容健身等相关的书参与进去；比如说儿童玩具展，可以把一些童书融入进去。在展会中，有时图书是主角，有时图书是配角，但不管怎样，要让阅读渗透到各种各样的展会中去，让大家感受到“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其次，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办专业的、主题性的中小型书展，服务到更专业的阅读人群。

现在大家买书在线上，但体验是在线下。线上买书是有目的性的搜索购买，而线下买书能感受到那种美好的邂逅。书展就应该是线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体验式的，是面对面的交流。

三、“自建按需印刷的生产线，已投产使用， 以后专业学术出版按订单生产”

Q：世纪出版集团去年整体图书业绩表现如何？

A： 世纪出版集团跟别的集团有些不同，上海的学习人口相对较少，因此教育出版大概只占世纪出版集团营收的1/5。一般图书是我们营收的主要来源，是集团的产业支柱。总体看，集团2023年的图书业绩还是平稳的。

当然集团也有一些压力，旗下各家出版机构规模大小不一，出版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出版机构做得比较好，有些出版机构相对弱一些，集团在下功夫解决这些问题。

Q：学术出版是世纪出版集团的强项。在专业学术出版方面，集团去年有哪些新成绩、新动作？

A： 学术出版这一块去年表现坚挺，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都完成了目标。而且我们始终坚持专业学术出版中心的建设，围绕不同学科和主题深耕，巩固集团在这一块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巩固集团在出土文献、敦煌文献、教育学、中医等细分领域的优势。

为了加强在学术出版方面的优势，最近几年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生产方面的，自建了一条按需印刷的生产线，已投产使用，以后专业学术出版要走按订单生产的路径。第二件事是营销方面的，因为专业学术类图书在社群营销中占比较大，为了顺应这种销售模式，我们建设了智能化的一键代发流水线，解决了To B库存和To C库存的兼容，推动了专业图书的销售。

集团自建按需印刷生产线

Q：您说的“按需印刷的生产线”跟之前行业常说的“按需印刷”主要不同是什么？

A： 按需印刷的技术早就有，但很长时间得不到推广。第一，它的印刷工价比批量印刷的高很多。第二，以前出版机构没必要做按需印刷，一本专业书在印刷前预计能卖1500本，那就首印1500本，哪怕需要5年甚至8年才能卖掉，出版社不太考虑，这就造成了专业学术书成为库存的“主力军”。

我们现在谈的按需印刷，跟以前不一样了。首先技术成熟了，印1本书与印1000本的工价相差不大。我们去年通过调研，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上海市按需印刷的工价指导价，把工价做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为专业学术著作的按需印刷提供了条件。其次观念转变了，一本专业书如果5年卖1500本，就没必要一下子印出1500本——今年能卖800本，那就先印800本；明年能卖200本，明年再印200本，而且集团旗下很多专业出版社的老版书很多，采用按需印刷的模式可以实现老书重做。这就让专业学术出版的纸质出版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四、“打造世纪出版集团的大众出版 全新阵容，补上短板”

Q：您曾表示，相较于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是世纪出版集团的短板。近年来集团围绕大众出版进行了哪些探索？

A： 在大众出版这一块，我们重点抓了两件事。

一个是“世纪好书”的评选，在评审、发布、推广方面，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些新动作。

“世纪好书”评审会现场

另一个是集团要求出版机构培育面向大众的新品牌，比如我们的“艺文志”“抱朴文化”“也人”“万镜”“乐与阅”等，都是传统出版社为了改变老面孔、吸引新读者而培育的子品牌，现在已经有30多个这样的子品牌了。

30多种出版新品牌亮相2023年度上海书展

我们正在推进“大虹桥”出版计划，它的定位既不是文学出版，也不是少儿出版，而是以学术专业为支撑的高端大众出版。我们计划通过几年的努力出版200种精品大众读物，后续快速向500种迈进。

“大虹桥计划”动员会

通过这些动作，打造集团大众出版的全新阵容，弥补大众出版领域的短板。

Q：在子品牌的孵化机制上，集团有统一的要求吗？另外子品牌是如何产生的，是否给子品牌提供一定时间的成长期？

A： 关于子品牌的设立，各社根据自身在相关领域的资源——比如作者资源、编辑资源——来决定是不是要设子品牌。子品牌的培养首先要有领军人物，领军人的推选也是各社自行决定，产生方式各不一样，各有各的做法。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艺文志”子品牌。它的领军人是一位极其热爱出版的人，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但如果按体制内提拔干部的程序，她的资格又比较嫩，怎么办？就由她自己组个团队出来干。

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一个小伙子，既有编辑经验，也有市场意识，他主动领任务，牵头社里做大众读物的团队，积极打造“抱朴文化”品牌。

这些子品牌有的是有几年的成长期，有的当年就要求收支平衡，每家社的要求不一样。

Q：“世纪好书”是集团近两年重点打造的项目，作为“世纪好书”的负责人，您说过“世纪好书”是倒逼好书生产的机制。如何理解这句话？

A： 为什么说是倒逼机制呢，首先是为“好书”做标杆。什么是“好书”，“世纪好书”评出来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好书，集团编辑将来的选题规划、作者组织，要以此为标杆。我讲一个细节，在世纪出版园里，我们建了一个给编辑用的“世纪书房”，里面陈列了4类书：一类是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图书、领导人著作等；一类是出版人写的书，以及跟出版相关的书；一类是“中国好书”“中版好书”“凤凰好书”“浙版好书”等上榜书；还有一类是行业期刊、数据化的工具书、数据库等。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成为一个优秀编辑的养成空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看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做出版的；看看上榜的“好书”——同样的选题，为什么人家的书做成这样，我们为什么做不成功？在“世纪书房”中至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

世纪书房

另外，“世纪好书”标杆的树立过程也是大家业务提升的过程。我们不是说发一个榜、颁一个奖就完事了。“世纪好书”每次评审过程当中都会有落选书。以月榜为例，出版社申报上来的品种可能有六七十种，但只有20种左右书能上榜。这些落榜书是出版社心目中的好书，因此他们才推荐上来。我们在评审中，不是光说上榜书如何好，还要点评那些没评上的书，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书，它差在哪？其实就差“一口气”。我们让评审专家说清楚这“一口气”是什么，然后把专家意见反馈给出版社；还会不定期在内部分享一些经典案例，以“怎样做一本好书”为题目开展讲座等活动。

Q：在激烈的市场变化中，世纪出版集团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增长点？

A： 主要还是在知识服务领域，通俗一点说就是数字出版。

比如，依托《辞海》《大辞海》等工具书，除了开发《辞海》网络版之外， 集团还做了一款互联网数据服务产品“聚典数据开放平台”，于去年书展期间发布了2.0版本，“聚典数据开放平台”上线3年多，累计为6000多万用户提供超过12亿次的知识查检服务，并拓展出“聚典搜索知识榜”“辞海智能词典笔”等系列产品。

截至2024年1月18日，“聚典数据开放平台”总调用数超12亿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沪学习APP”移动教育平台，整合了集团基础教育的相关资源，以“智能点读”为基础，精心打磨“魔法课本、智慧教辅、分级阅读”三条产品线，切实满足中小学生家庭场景中自主学习和阅读的需要，目前“沪学习APP”个人注册用户173万，覆盖了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70%以上的学生，日活平均在15万，最高超过22万，月活80万，已快速成长为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头部互联网应用之一，已经开始盈利。

“沪学习APP”移动教育平台

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打造的“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去年也上线了，它主要是聚合优质的古籍资源，将为古籍整理出版者、古籍专业研究者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数字服务，填补了文史哲领域古籍数字资源的空白。

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

五、“现在的年轻编辑要解决的不是 温饱问题，而是尊严问题”

Q：您是怎么进入出版行业的？

A： 我研究生学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当时毕业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出版社。我的几位导师都跟出版业有比较深的渊源，建议我去出版社；我自己也愿意，因为喜欢读书嘛，于是就进入了出版业。

做出版这一行，我觉得自己是否喜欢非常重要。如果不喜欢千万别做这行。做出版还要有点情怀，或者是有一点天赋。因为出版工作的核心是编辑，编辑的核心是选题策划。我经常跟年轻人开玩笑，说编辑这个岗位，讲玄一点，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工作——几个人喝着咖啡，天南海北聊一通，可能就聊出一个好选题，然后找到一个好作者，变成了一本好书。你说这些收获能用钱来衡量吗？衡量不了的。

Q：您从校对成长为社长，然后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做领导，后又回到集团做高管，虽然岗位不断变换，但始终没有离开出版业。为什么呢？

A： 首先是因为喜欢，我在每一个岗位都工作得很认真，很投入。

除了喜欢，还有一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很重要的环境因素。上海出版业很发达，杰出的出版前辈是激励我坚守行业的重要原因。我的导师之一胡道静先生就是著名的出版家，还有巢峰同志，我们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曾经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出版人的敬业爱岗、淡泊名利，对出版业深入骨髓的热爱。

还有孙颙、陈昕、赵昌平等，他们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榜样。我的同辈高克勤、王为松、阚宁辉、王焰等，这些著名的出版人都是很热爱、很投入地做出版这件事。

Q：几十年的工作中，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可否分享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

A： 2008年8月我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任社长，那时《辞海》第六版进入攻坚期，要在2009年国庆节前出版。我上任时，部分条目已进入二校阶段，但还有部分条目没有发稿，出版时间很紧张了，因为《辞海》是2000多万字的大书，而且要校对6次，要求很高。但当时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社里中层干部对于要不要做好《辞海》存在分歧。有些人觉得《辞海》要好好做，有些人则说做了《辞海》等于把出版社给害了——那个时候网络阅读已经开始影响传统出版，这部分同志认为投入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做《辞海》，如果卖不掉，出版社的发展前景堪忧。

《辞海》第六版典藏本

虽然大家意见不同，但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必须要把《辞海》的出版工作做好。我挨个给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做工作，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辞海》销售是社长的事，你们不用担心。”就这样，我把大家的信心给激励起来，开始加班加点，最终如期出版。事实证明，在大家不太看好的情况下，第六版《辞海》市场表现还可以，销售码洋差不多有2亿元。

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管别人东讲西讲，出版业永远是内容为王，只有在好内容的基础上，才能够有好的影响力、好的市场回报，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这是我当时坚持做好《辞海》最重要的原因。

Q：您进入出版业时，正是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阶段，年轻人机会也很多。现在行业处于调整期，一方面年轻的编辑们觉得焦虑彷徨，另一方面出版社领导感慨不容易招到合适人选。您怎么看待当下的“人才荒”？

A： 你说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时，还专门做过调研。了解下来，发现出版机构的人力资源部门有一个传统思维：编辑入职要从不高的月薪开始，然后靠个人努力争取相对丰厚的年终奖。这种思维方式有点问题。因为出版工作是创意工作，它的核心是文化，要体现出对人的尊重。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把硕士、博士读出来，然后到出版社当编辑，拿不多的工资。周末同学朋友聚会，干出版的可能都不敢主动买单，他哪里还有尊严？现在的年轻编辑要解决的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尊严问题。

我们得用新思维去开展招聘工作，用新思维助推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留下来，走上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要做的。

像“世纪出版园”在打造公共空间时就是按这个逻辑来做的。集团为员工提供了600平方米的“世纪客厅”，大家在这里喝咖啡、会客、谈稿子等都是免费的。还配备了两层6000平方米的餐厅，每天按成本价供应三顿饭，而且品种丰富。还为员工配备了健身房、瑜伽房、乒乓球室、台球室、棋牌室，成立了爱猫协会。

世纪客厅

汪涌豪、傅杰教授在世纪出版园“撸猫”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氛围的打造，通过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工作有荣誉感、有尊严，也许他们就能产生更多的创意，也愿意留下来，这样就能实现出版机构和员工的互相成就，双向奔赴。（文章来源：出版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