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杰伟

现在的我，每天或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或握着方盘在大道小街上转来转去，或窝在沙发上看着各种图书，或在公园的步道上快速奔走，或在包厢内与朋友称兄道弟推杯换盏，或陪着妻儿品味美的日子……虽然与土地紧紧相连却又与农活隔得老远，虽然吃着绿颜色的蔬菜，蔬菜却不一定绿色，虽然看上去神采奕奕风风火火，却可能天天都潜藏着有生命危机，虽然每天成百上千的人为我的狗屁文章点赞，似乎知音、粉丝很多，内心深处却越来越感到孤独寂寞，虽然偶尔也人模狗样地发表讲话、登台讲座、为他人颁奖等等，而自己知道本质上是一个挑过大粪、割过牛草、扯过秧莳过田的农家小子。回首少年时农事，觉得那时的生活更自然更本质更亲切更动人。是以在周末闲极无聊之际，聊记几则以打发不知如何更有意义的时光。

踩打稻机

我高中毕业时是“八零后”的第一年，17岁的我意识到肩上的担子将更重了。我的两个哥哥不爱农活，都没有在家务农，但也没有正当职业，在外面或搞“副业”或做小生意谋生。传统思想比较浓的父母对他们的状态是不满意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先后当过大队民兵营长、大队长、公社园艺场场长，七十岁那年又被任命为村支书。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地干农活的农民。而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粮食的，我想我已经十七岁了，还有妹妹在读高中，感到父亲的压力很大，应该多为家里争些工分。于是，我就干一个全劳动力的活。

暑假是“双抢”季节，“双抢”时最累的活是踩打稻机，工分也最高，是一点五个工分，抱禾穗（就是把割下来的稻穗抱到打稻机边上）是一点三个工分，拾稻穗（就是把稻穗递给踩打稻机的）是一个工分，割禾是一个工分，捆草把（就是把脱完了谷粒的秸秆捆成把子）也是一个工分，挑谷、晒稻谷（包括赶走来吃谷子的鸡）都是一个工分。

我就抢工分最多的活干，主动要求踩打稻机。踩打稻机是两个人同时踩的，这活以前都是生产队公认最壮实的劳动力干，因为两把稻穗放到滚筒上，全部靠脚力踩动滚筒，脱掉谷粒，那是需要不停地使劲的，稍一松劲，滚筒就会停下来。大多是水田，一把（其实就是一小捆）稻穗拿到手上，连穗带水，潮湿的，力气小的，只把稻穗往脱粒滚筒上一摆，打稻机就停止了转动。没有足够的力气干不了这个活，而且一个上午要踩四个多小时，要打几丘田的稻穗，没有任何辅助动力，那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要使出来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报这个名。一个力气不足的人，报了这个名也没有人愿意与他搭档。有力气不使（生产队的话叫耍奸使滑）的人，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

所以我报名踩打稻机的时候，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外号叫“老奸人”的说：“你还是根嫩苗，吃得消吗？别把身子压垮了当不了兵。”这个“老奸人”是五十年代划的“四类分子”，颇有点“阶级仇”，他量死我高中毕业之后只能靠我父亲的关系去当兵，不可能读什么大学。

我没有反驳老奸人，只坚持说我有足够的力气，先试一天再说。当时生产队里壮劳力不多，好几个壮劳力都搞副业赚活路钱去了，能踩打稻机的没有几个，生产队长于是同意了。

第二天抢收，我把打稻机踩得呼呼直呼，滚筒转得飞快，谷粒脱得干净。即使两大捆稻穗压下来，打稻机依然后劲十足，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很兴奋，都觉得我这个后生子不错。晚上记工时，跟我搭档的陆星感叹地说：“跟杰伟踩打稻机很轻松！”后来半个多月里，几个壮劳力都争着要跟我搭档踩打稻机。都说我有身力气，其实也是表扬我舍得出力，不留余力。十七岁的我拿了生产队最高的工分。

插秧

收割完稻谷只能算第一“抢”，接下来是另一抢：抢插。晚稻要抢在“八一”之前插完。抢收抢割这才叫“双抢”。那时候的“双抢”，公社干部都要到生产队来帮忙的，学校的公办老师也到农村来帮忙（民办老师当然就回家干自己的农活去了）。此前插早稻的时候，学校都要放一次专门的“农忙假”，因为早稻要在“五一”前插完。那时没有“五一假”的概念，但“五一”之前有七天的农忙假。

插田没分那么多的力气等级，只分男女性别。男的做一天记一个工分，女的做一天记零点七个工分。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学插田，给我记零点三个工分。那时一个工分值三角钱，我干一天的活值九分钱。

但犁田耙田的工分是高一些的，一天也是记一点五个工分，这两样要力气也要技术，能干这两样活的人是受社员们尊敬的。我也认认真真地想学这两样活儿，那天生产队的隋先在红旗水库边上的一丘田犁田时，我请求他教我。他是犁田耙田的老把式。隋先说：“你是读书人，学这个玩意没用！”他断定我今后不会在农村，但见我热心，就让我体验了一把。我一手扶犁，一手牵绳拿着赶牛的竹鞭，在“把式”的口舌指点下吆喝老牛，深深浅浅地犁了十多米，因为犁得太深，差一点把犁头拉断。隋先大喝一声“停”，我便停下来把犁、绳、鞭都还给了他。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犁田的经历。

我是个大笨人，干笨活重活可以，干轻活就差劲了。插田是我最不擅长的事。腰一猫下去，就失去方向感，莳的禾不成行，弯弯曲曲又转回了原地。

唐朝的布袋和尚有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依照我国民间的说法，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时常背着袋子行走社会各阶层行慈化世。有一次和农夫一同干农活时，心有所感，因而做了这一首诗。写这首诗的布袋和尚生卒年不详，但这首诗却流传甚广，当时跟我一起插田的农民都能背这首诗，一边背还一边赞叹。

但我感觉这位布袋和尚是位插田高手，他插田时非常潇洒，也非常有方向感。而农民兄弟我向朗诵这首诗时，我简直感觉是在嘲笑我。因为我插着插着就插弯了，不管别人怎么教我都不会。生产队的人就送了我一个“摞子匠”的外号，我至今也没弄懂摞子是什么玩意。据老辈解释，就是过去推着一个石滚筒打米的工具。就是不断转圈的东西。这玩意儿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我感觉莫大的屈辱。有几次我插田插弯了，我大哥见了，跳到田里，飞步过来，给我刮了几个大耳刮子，刮得我眼冒金星。之后，也就不再去插秧了。

挑大粪

插完秧，就要给田施肥。没有别的肥料，唯一的肥料就是大粪。每家每户的粪坑就是肥料的来源。

为了保证粪水不流外人田，生产队里曾专门开会讨论，要求生产队的人不能到外队的人家里去解手。即使到城里办事，也要尽量赶回来啦。有人就问：干脆给进城办事的人在屁股后面吊一个桶子，要拉就拉到桶子里。队上的人就笑了起来，有人接着说：那像杰伟这样在外面读书的呢？是不是也要挂一个桶子，星期六把肥料带回队里？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挑大粪也是成年壮劳力的活，我一样抢着干。由于我踩了打谷机，也就争得了挑大粪的资格，我挑的大粪是满满的一担，路上不摇摆，不掉粪，一点一滴都用粪勺施到了田里。壮劳力们挑一担，我也挑一担。绝不比他们少挑。有一天晚上，我由于看书看得太晚，第二天醒来时，见太阳已经出来“晒卵包”（土话，意思是太阳比较高了）了。于是我翻身爬起，挑着粪桶来到一家粪塘边，听壮劳力说已经挑了九担，再挑两担就回去吃早饭了。我硬是一连挑了十一担满的粪施到田里，只比壮劳力们晚休了半个小时左右（好在那时吃早餐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因为他们挑一担要休息一会儿，我却是连续不停地挑。就这样，我一担也不落。那年暑假的七月份，我挣了五十七个工分，在生产队的壮劳力中排第一。生产队的人个个称赞我。我堂姐是当地的一枝花，我伯父是公社书记，所以我堂姐是不干农活的，她看到我晒得像个虾公，蔑黑蔑黑的，一看到我就笑，夸我劳动观念好。

杀牛草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我跟生产队的哥哥姐姐们到我家对面的金子寨山上去杀（割）牛草。一同去的有十五六个人，大家一路说笑，很快就到了金子寨，割草时也是说说笑笑的，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扎刀，扎刀呈丁字形，就是将一块小小的铁片弯成一头弯月状和一鼠尾状的东西，弯月状那头是割草用，有白色锋利的刖口，鼠尾状那头是握柄，紧靠弯月状有两个小孔用于穿小绳子，小绳子穿过小孔后套成一个小圈，可供食指和中指从中穿过，也是靠这两个指头的力气割断草。讲究一点的人还戴上手套，有几个读了高中再回乡的堂哥堂姐是戴着手套割的，显得比一般人要“知识”一些，但更多的人是不戴手套的，他们的手上有许多被草锋割破的伤痕，好像经过千刀万宰，一接触他们的手就感觉到十分粗糙，有点儿像龟甲。

哥姐们一边说笑，一边割草，效率蛮高的，不一会儿，他们的腋下就有了厚厚的一把，而我的手上只有几根草，显得可怜兮兮的。突然，靠近我的一个没读书了的外号利华几的惊叫一声：“哇啦——蛇——”，我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哭了起来。几个哥哥姐姐顿时一齐怒吼那个利华几：“你吓杰伟干什么？你胆大、你厉害是吗？等下我捉条蛇喂到你嘴巴里你，看你还叫不叫？”利华几这才面稀稀地不作声了。利华几年纪跟我其实相仿，但长年在山里土里劳作，对我这个偶尔“上山”的人有点儿“欺生”。

哥姐们说说笑笑，穿插在荆棘杂草灌木丛中，如履平地，轻松自如，说谐打笑，甚是亲切。多年以后，我都在回想这样的集体劳动的场景，觉得是那么温馨美好。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生产队的人在院子里用手掌弯成话筒状对着山上喊话：“杀牛草的回来吃晚饭罗——”有些就由家长直接喊某个人的名字。毕竟这么晚了，山上有野猪，家长到底有些不太放心。

这时候，我见哥哥姐姐们已经“杀”了一大捆牛草，深的有五六尺长，他们折两根长条的乔木条打个结，做成一个缚条，就把牛草捆了起来。要双手使劲才提得动。

我再看看我的手上，只有可怜兮兮的一小把。我感到自卑、惭愧，没有面子。几个姐姐哥哥就给出了一个主意：到草里边放一个石头，这样打秤一些。我不知他们是使坏还是关心我，但我感觉他们一直是关心我的，就听了他们的，在草把中间安进去一个巴掌大的石头。可是，由于我捆草的技术不好，快走到生产队秤草的地方时，缚条散了，不但石头落了出来，一把草也散了架。我只好把草一根一根捡起来，抱着来到了秤草的地方。看到我抱着牛草走过来，生产队的哥哥姐姐们一个个微笑着，马灯的光照在他们脸上，不知他们是嘲笑我还是觉得我有趣。哥哥姐姐们一个一个排队秤草，有六十多斤的，有四五十斤的，再不剂也有二十七八斤。他们秤完了，最后才秤我的。我的草由于没有缚好，不能用秤钩勾着秤，临时给我找了个篮子，把草放到篮子秤。一过秤：一斤六两。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沮丧到了极点。

斫檫子

读初中的时候，我斫过几回檫子。

我家属于科头公社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我家的前后都有山，前面的山叫金山，后面的山叫保金山。山上满山的枞树、杉树、茶树、杂树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灌木。那时最爱做的事，就是与姐妹们一起到山上采茶糖、摘茶耳朵和茶包子吃。春天茶花开的时候，我们在山上随手采一根土话叫鹅公沙粒子的野草茎，比今天的小吸管还细，抽掉里面的芯，就成了吸管。我们就把这吸管伸进茶花的花蕊中，吸食花蕊中的糖液，那真是甜极了。茶树上偶尔可见茶耳朵，形状跟叶子一样，但叶片却是厚厚的果实，嚼在嘴里，酸甜可口。有的长成一个包子状，像一朵未绽的花朵，但实质是果实，酸脆清甜。

胜利大队的隔壁是乐田大队，乐田大队有个煤矿，入口处是我到石章学校去读书的必经之路，看到他们收购檫子，就是山上的小灌木，用于矿井的顶上防灰防小石坠落，或者说，就是矿井的内衣吧。我周日斫一担去卖，收购处过秤的是一个双勾，只要把扁担往双勾上一挂，重量就出来了。一般是五十斤，可得三角五分钱。如是几次，过秤的老头儿就无意中夸奖说：“伍学满的崽勤快、诚实”。这些钱我都用来买课外书，买笔墨，当然，有时也买雪糕吃的。

煤矿有一个洗澡堂，也是在路边。洗澡堂比较简陋，并不是全封闭的，上面是个平顶，靠上面的部分有砖头砌的窗户，用于透气。若是跳到窗户往里瞧，是可以看到里面赤身裸体的洗澡矿工的。但窗户开在七尺多高的墙上，不是有意跳起来看是看不到的。

女生经过澡堂的时候，总是绕过澡堂，到旁边的一丘田那里，从远远的田埂上快速走过，有的还要把脸侧向另一边，以让澡堂完全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一些走在澡堂附近的男生就故意用各种借口引女生侧过来看，女生也不会回过头过的。

不过有一些级级崽（男孩子）非常喜欢恶作剧，冬天的时候，看到里面腾腾的热气从窗口冒出来，就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蔑黑的矿渣使劲从窗口往里面扔，里面正赤身裸体洗热水澡的矿工受意外的一击，本已洗得干净的身上又变得黑乎乎的，还痛得厉害，顿时杀爹屌娘地骂。扔矿渣的人就得意地鬼笑着跑开了。

有一回，扔矿渣的顽皮仔料定里面的人不敢出来，便扔了一把又一把，里面的矿工操娘操奶的骂得惊天动地，但那个扔矿渣的还不收手，突然，只见一矿工赤身裸体地从里面带着一身的热气冲了出来，抓起矿渣就朝那几个顽皮的学生猛摔过去，摔得他眼前一片乌黑倒在地上，也有许多无辜受击者。一路的学生吓得突然见了猛兽一般，尖叫着让鸟兽散了。

责编：胡雪怡

一审：胡雪怡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