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与墨

“一师是个好学校”是伟人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与同学周世钊谈话时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评价，他还说“我的知识、学问都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我也是在这里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 “一师是个好学校”并非毛泽东对母校自夸的、狭隘的母校情结流露。她是一所百年师范，兼具千年学府资历。她所传承、发扬的文化，正如大儒王闿运所言“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号称“道南正脉”，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这所学校被誉为湖湘文化的演练场、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初，她以井喷式培养的一大批人才，敢教日月换新天，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沃土育群英，群英耀中华。202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校考察，指出一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好运用好。

城南胜景出书院

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为城南书院。城南书院始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南宋文化标杆式人物理学大师张栻之父张浚在长沙的居所。张氏一脉属名门望族，先祖可溯源到唐朝宰相、诗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张浚为宋代大臣，官至宰相，封魏国公。由于他当时力主抗金，要求朝廷重用岳飞、韩世忠，撤免胆小庸碌无为的刘光世，到秦桧执政时，他被排斥在朝廷外近20年。1138张浚年被贬湖南永州。其子张栻，这年八岁便随父亲颠沛流离到湖南南部。不得志的张浚穷尽平生所学，对儿子教以仁、义、礼、信等，寄予厚望。张栻幼承庭训，好学深思，颖悟夙成，可谓少年早慧。随着张栻的成长，张浚深感觉自己学问有限，但他深知湖南虽为南蛮之地，可却是屈原、贾谊、柳宗元等被贬谪的地方，如沧海有遗珠湖湘山野之地定藏大贤大儒，于是在湖南境内为张栻遍访名师。终于获知南岳衡山藏有号称五峰先生的大学问家胡宏，他是经学家胡安国的儿子，是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救国救民的志向，由于不满秦桧当权，终辟衡山不出，潜心问学20余年，一身傲骨，誉为“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获此消息张浚大喜过望，即刻命张栻上南岳衡山去拜胡宏为师。第一次见面，胡宏便拿孔门仁学考问张栻，张栻思辨参悟能力令胡宏非常满意。张栻便获得了在胡宏处问河南程氏学、“得湖湘之传”的宝贵求学机会，成为“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的得意弟子。张栻非常勤奋好学，加上家学基础，学业精进有成，让隐居在南岳的胡宏非常高兴，自己20年来苦学积成的学问，终于有了衣钵传人，他欣慰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1161年，张浚又以观文殿大学士贬谪长沙。到长沙后，张浚便在长沙城南风景秀丽的妙高峰构筑庐舍，另辟桃园藏修授徒，这便是城南书院的肇始。其时，从南岳学成下山的张栻也随父来到长沙。初建的城南书院，兼具私家园林性质，张浚、张栻父子在书院内精心营造了“城南十景”，供潜修学问之余流连题咏、寄情山水、陶冶性情。整个书院旧迹宽阔， “屋宇三十一所，基地园土二十六处”，占地约十数亩之多。张浚对这处居处兼讲学之所也非常喜爱，穷尽笔力书“城南书院”的匾额，四字成为他平生得意之笔。大门夹立两坊，左边题写“ 岳峻”，右边题写“ 湘清”，如诗描写 “麓山屏其前，湘水带其下。”书院门前有禁蛙池，相传张栻夜读，池中蛙声聒耳，便把砚台投池中，蛙声顿时停止，因此取名禁蛙池。书院有监院、讲堂、兰芷升庭及书房 6斋（ 左边为居业斋、进德斋、主敬斋、存诚斋，右边为正谊斋、明道斋）120 间。为昌明孔孟儒学，按当时官方“左庙右学”的规制，书院左侧，今一附小所在地建有一圣庙，门前立两坊，左坊上书“ 德配天地”，右坊上书“ 道贯右今”。门前设泮池，往里，经大成门，至大成殿。当时书院以“ 十景”扬名，即书楼、蒙轩、月榭、丽泽堂、卷云亭、南阜、纳湖、琮谷、听雨舫、采菱舟。“十景”外，附近还有东渚、咏归桥、船斋、兰涧、山斋、石濑、柳堤、濯清亭、西屿、梅堤等十大胜迹。宋代的城南书院风景极为优美，中建丽泽堂、书楼、蒙轩、月榭、卷云亭。后为妙高峰、高阜绵延五六里，中间有来之天鹅湖、老龙潭、白沙井的山涧溪流，绕峰而至书院左前方的大椿桥，奔泻入“湘水带其下”的湘江。前面湘江如玉带北去，岳麓、圭峰、橘州，一览俱下，而树木葱茏、花香鸟语，白鹤翩翩。书院右修竹成林，名琼谷；锡潭水涓涓流到纳湖，湖中有采菱舟、听雨舫。 张栻留下的《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以及他与朱熹相互唱和的四十首诗，可见城南书院当时环境之美和足见他对城南书院的喜爱。

朱张会讲照汗青

从1161到1169年，张栻担任城南书院山长和主讲，讲学的主要内容为“义理之学”。 他讲学以“义理”为先，重视践履之行，忌夸夸其谈。城南书院采用先个人研读，然后相互提问质疑，最后集众由主讲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习内容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定期不定期开展时政议论。张栻的办学宗旨在于传道济民，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张栻主持城南和主讲岳麓两书院，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吸引了广大青年才俊慕名前来求学。湖湘学派的声誉鹊起，引起了远在福建理学南渐的另一代表人物朱熹的关注，他不远千里前来理论。1167年8月，朱熹在弟子范伯崇、林择之的陪同下，由福建崇安赶往湖南，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9月初抵达长沙，会访张栻，受到张的热忱款待。这种为学精神，实在是为读书人万世师表。朱熹在长沙逗留两个多月，与张栻就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中和、太极、知行、仁说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场面之热烈、词锋之锐利、态度之恳诚、听者之广泛，前所未有。据清王懋竤《朱子年谱考异》载，范伯崇说“：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甚至同床共寝，“妙语夜连床”。两人的辩论，主要是结合讲学进行。他们在会讲之日，大设讲坛，听讲者蜂拥而来，据称：“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通过讲学辩论，他们不仅切磋学问，求同存异，去短集长，促进交流，彼此敬重，增进友谊，而且为后辈树立了很好的学术争鸣的榜样。朱熹对这次会讲印象极深，受益颇多。他常对学生感慨说道：去年去湖南，通过与张栻讲学辩论受益不少。他在唱和张栻的丽泽堂诗中写道：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张栻用学问折服了朱熹，两人相见恨晚。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交流的崭新形式。因张栻和朱熹曾在城南书院讲学论道，故而声名远扬，使得天下学子以不能卒业于此引以为憾，就如当今青年学生梦寐以求就读北大、清华一般。

朱张会讲开创了南宋不同学派及其书院会讲的先河。张栻和朱熹在相互的学术交往中，开创了自由讲学和互相辩难的新学风，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刺激、互相启发，两人在扬弃、批评和吸取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学术思想。此后，相继有“ 鹅湖会讲”、“白鹿洞会讲”、“ 武夷会讲”等。“会讲”不仅是书院开展教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南宋时期各派思想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会讲采用问难论辩的方式，激烈的词锋、深奥的命题、深邃的思想碰撞，而且会讲时学术大师往往各携弟子前往聆听，了解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非常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朱张会讲后，张栻和朱熹的弟子在各地新建、修复书院倡导师学，使朱张会讲的学术知识得以盛行。如平江的阳坪书院、湘潭的主一书院、醴陵的昭文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常宁的芹东书院、武岗的紫阳书院等等，形成了一个朱张学派的书院群体。

1169年张栻离开湖南，张栻主持城南书院虽只有八年时间，但他的著作大部分写于主持城南书院和主讲岳麓书院期间，可惜大部分未能遗存下来。现仅存由朱熹编定的《南轩文集》44卷，以及《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张栻深孚众望，为其师胡宏树立湖湘学派旗帜，并成为领军人物，其学问令“东南三贤”另外两位深为叹服。朱熹对张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南轩文集·序》中认为，张栻的学问“合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性道之渊源，天人之精蕴，而独深其奥、抉其微，与诸子相发明”，是毫无疑义的理学集大成者，又有所创新与超越。并自认不如张栻：“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敬夫天资甚高，闻道甚早，其学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熹闻道虽晚，赖老兄提掖之赐，今幸略窥”。可惜，天妒英才，张栻47岁英年早逝。学者全祖望痛惜地感叹道：“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 是啊，要是他生年更长，他留给后世的学问与英名，将更为显赫。

张栻留给城南书院教育瑰宝

张栻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八年教育实践，创造了自己的书院教育思想体系，并成为城南书院的教育圭臬，宝贵的教育遗产，影响了湖湘千年不绝的弦歌教化。下面撮要介绍如下：

为什么需要教育？张栻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由于后天环境不同,由于禀气偏正、清浊的气化过程不同,故人之性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善恶之别。气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后天人为的过程,善与恶关键就在于人如何为,人为可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由此可见,或善或恶不是先天的,不是性之本然,是后天人为形成的,这就为教育倡行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据《孟子说》、《郴州迁建学记》等文阐述，他从其性即太极的本体论和性善、情恶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循性本然”、“化欲反初”的教育作用观，教育的意义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完全恢复人的“纯粹至善”之本性。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气质之性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善，教育就应当变化受教育者的气质情欲，排除蔽善为恶的各种影响，使其复归本初的善性。他从外在的客观原因和内在的主观原因解释了人为什么要受教育和育人德为先的理念。性善论是张栻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人才。张栻继承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曾在在开学伊始，对前来就学的弟子们进行训话：“侯之为是举也（指湖南安抚使刘珙修葺岳麓书院），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可见，张栻认为书院所要培养的学生，决不是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禄蠹，也不是沉溺于言词之工的书呆子，而是能够担负起“传道而济斯民” 使命的经世人才。张栻的人才标准一是“传道”,一是“济民”。南宋偏安于江南，社稷将倾。张栻重视传道、强调济民的人才目标是重在培养治国安邦、济世用民的“实用”人才。

人才如何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张栻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知轻行”“循名忘实”的虚浮学风，提出了“知行互发”的认识论。具体包涵三层意思：第一，主张知先行后。认为有了“知”便可更好地指导‘行”，认识愈深化，行为就愈通达。第二，主张知依赖于行。不仅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获得知，而且行能增进知，即“行之力则知愈进”。第三，主张循序渐进，“由粗及精，由始及终”。张栻认为知行双方是互相联结、互相促进的。他指出：“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功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气质可得而化也。”致知是为了付诸实行，力行是为了深化认识，在二者的不断循环往复中使认识不断得以深化。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张栻正是从这个人类认识的过程规律来论证知行互发的。张栻强调知行双方在认识的过程中互相依赖，缺一不可。不能偏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颇。

成才立志为先。 张栻在书院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继承我国古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论述，对其进行发挥与提高，形成了他独特的学习志向层级观，“若志不先立，即为自弃，尚何所进哉？”“故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訹，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圣贤之书，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 不立志，立志后，不能坚持，就如掘井九轫、功亏一篑，人容易迷失方向，最终难以成功、成才。

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张栻还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及接受能力，把教育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层次，并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安排教育内容。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中指出，“小学”主要学具体直观的“事”，即“形而下者”感性知识；“大学”主要穷究事物抽象的“理”，即“形而上者”，理性知识；“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以具体的生活技能和行为规范训练为主；“大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知”，即小学所学的事之“理”。张栻认为学习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认识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治学者要善学思并进。张栻继承《中庸》传统的学习五阶段论思想，即把学习分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五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日积月累，所见越发精深、践履越发牢固。张栻还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学思相结合的思想，从而提出学思并进的观点。人学习的知识越多，就能激发人不断思考，思考欲有所得，又会促使人进一步学习。张栻在教学中还采用问答切磋的方法。《 南轩文集·答问》 就是对他与其弟子以问答方式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记录。这种师生间的问难论辩完全是平等而民主的，在不同思想见解的碰撞中闪现出理性和智慧的火花。会讲论辩是张栻积极倡导书院教学的突出特色，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治学内容博约相须。对于治学范畴，张栻提出了博约相须，先博而后约的观点。他指出：“博与约实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 张栻认为博约双方缺一不可，但博是手段，约是目的，没有博便不能达到约，没有约则博而无归，张栻在以求约为目的的前提下，主张广泛学习，“稽之前古，考之当今”，“朝夕从事而学焉”，掌握广博的知识，从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然后由博返约，在积累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使所学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从中得到精深的学问，并掌握道与理。

育人者要教学相长、教研结合。张栻继承并发展了《礼记•学记》中“教学相长”的思想，提倡师生之间应该互相讨论、共同切磋、相互启发。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树立了自由讨论、互相辩难的学风。张栻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常和学生一起讨论一些学术上重要的、疑难的问题，从而活跃了课堂的教学气氛，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南轩集》中就有很多答复学生、相互切磋的记载，如与高足彭龟年、游九言的讨论等。在教与学的答问、论辩中，可以使师生双方互相启发，从中受益。张栻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首开书院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他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编写的讲义与授课记录已成为其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学术思想通过讲课的形式传授，以发扬光大。他的代表著作《孟子说》和《论语解》都是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而撰写的，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戌子（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私塾（城南书院），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

南宋城南书院兴盛时期，湖湘弟子受张栻的影响，重视“ 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张栻直接培养的一批弟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宋元学案》中记载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讲学治学方法成为了城南书院的优良教育传统，被传承、发扬，影响到后来师范教育的成功。

城南书院合并天心阁

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离开长沙后，城南书院及“十景”逐渐荒废。至元代，南阜上的“苍然观”改为“高峰寺”，但张浚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仍保留在寺内。元1348年，何东屋慕先贤张栻之名在衡阳建有“城南书院”。明正德二年（1507），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湖南提学道陈凤梧在妙高峰恢复城南书院，但不久此地被吉藩王府所据。嘉靖三十六年，参议李万实慕先贤张栻之名在邵阳城东桃花洞侧建有“城南书院”。直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推官翟台才在妙高峰寺下，建得学堂五间，可是在明万历年中又被毁坏。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员易象乾等修复城南书院。雍正1733年，中国书院史上有一重要事件，即省会书院的设立。当时全国建立的省会书院有23所，其中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各为2所，其他省份各为1所。湖南的两所省会书院即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可见在雍正年间城南书院是有办学的，而且还是全国23所省会书院之一，其地位就如今天的985高校。其后又毁于何时何因，尚不得而知。

城南书院迁移天心阁下成为诸生肄业之所，是从清乾隆年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时开始的。清乾隆十年（1740），杨锡绂任湖南巡抚，他对漕运屡有政绩，对教育和人才培养也非常重视。就任伊始，他便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等了半天，要他非常失望，煌煌书院，前来应试的生童寥寥无几。详问其故，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交通不便，常有危险，“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育才心切的杨锡绂决意将岳麓书院肄业诸生迁移至湘江东岸的城内就读。恰巧长沙都正街都司衙门有一处闲置楼宇，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因书院在城南一角，且距离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仅二华里许，于是就称其为“城南书院”。此举赢得长沙官府人心，司、道、守、牧各官纷纷把自己的养廉银捐出，只用一个月便又建成书舍80间，分正谊、生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又仿制岳麓书院御书“道南正脉”匾悬之讲堂。从此，天心阁下一片弦诵之声。欣慰之余，杨锡绂曾作《迁建城南书院记》详述了迁建的理由。开篇便指出：“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才，人才之造就在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厉，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也。”接着指出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原相表里，以朱张两大儒往来讲学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对湖湘省会都是一大缺陷事，并希望“冀后之人两存而并护之也”，两大书院共存共发展。

清乾隆十二年 （1747），新任长沙知府吕肃高还特为城南书院题联：“人只此人，不入圣便入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上联讲做人，下联讲治学，劝人不可苟日偷安，勉励城南学子发奋学习，树立远大志向。城南书院由于在城内办学，生童就学方便，一派兴旺的景象。由于教学活动需要，便再在天心阁内增祀了一个魁星神像，将天心阁作为书院的专用祭祀场所。书院每年春秋两季在阁上开展两次祭祀活动，平时也是安排专人常年看护，阁上香火不断。为方便诸生登上天心阁进行祭祀活动，还特在书院前的城墙内墙旁，自下而上增修一个百余级石阶梯，可直达天心阁南侧城头之上。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城南书院的规制己十分完备，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己经与岳麓书院并驾齐驱，取得了“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才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的效果。只是招生名额只有108人，比岳麓书院少30人，而且只在长沙一郡招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城南书院在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时期再次得到了重修，天心阁被并入书院。其后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曾先后三次对城南书院进行大修。天心阁“雄控湘城”，地位之要不言而喻，能够并入城南书院，反映出城南书院从乾隆十年到四十二年短短几十年间的跨越式发展。

故址重建 丽泽风长

嘉庆二十五年（1820），随着城南书院的发展和人才辈出，前来求学的人数俱增，而招生名额又不够，岳麓书院由于交通问题，前去求学的人不是很积极，于是城南书院便占用岳麓书院的名额招生。可见此时，城南书院在当时读书人中的影响已超出岳麓书院。湖南巡抚左辅认为城内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逼近闹市尘嚣，且地洼低湿，空间狭小，不利于学子静修。于是他联合布政使程祖洛捐资，在城南妙高峰旧址重建城南书院，至清道光二年（1822）完工。至此，城南书院从清乾隆十年（1745）起至清道光二年（1822）始，在天心阁下存在达77年后，又回迁到其660余年前的始创地——妙高峰。对于这次大规模重建，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左辅的《重建城南书院碑记》记载甚详。在妙高峰旧址按照城南书院原貌进行大规模复建，堂构整齐，斋房栉比，规模却比南宋时大了十倍，又增购图书至10555卷。为纪念张栻，还在妙高峰上增建了南轩夫子祠，前面高峰寺所在地建文星阁。道光二年冬，堂斋主体建筑建成，便向道光皇帝具奏，请求御书匾额，道光皇帝欣然赐“丽泽风长”以嘉城南书院的办学业绩。这次重建与乾嘉间的重建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选址为城南书院故地，这使重新建立的书院更易与张拭自由讲学与传道济民的精神相近，更能名正言顺地承接城南书院学为圣贤的传统。第二，书院的规模大大扩充，书院围墙共一百八十七丈，讲堂深六寻，斋舍共一百二十间，相比乾隆年间在城内时的八十间斋舍增加了二分之一，房屋建筑能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第三，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皇帝给予了“嘉奖”，亲书“丽泽风长”四字匾额，书院落成后悬挂于讲堂。第四，由于地处妙高峰，离长沙城内近，无江河阻隔，便于生童求学，又闹钟取静，风景优美，有听雨舫等优游休憩之所，对于师生修养身心满足了书院潜修需要。

早在嘉庆时期，城南书院在造就人才方面已不亚于岳麓书院，并占用岳麓书院的指标。经过这次整修，整个书院在建筑规制上达到了与岳麓书院相当规模。道光二年（1822年），城南书院复建竣工，巡抚左辅将城南书院迁至妙高峰旧址，在招生方面，朝廷终于给城南书院以岳麓书院同等的待遇，增加了招生名额到138名，与岳麓书院一致，而不再是占用岳麓书院的名额。其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长沙府一地，而是扩展到整个湖南，成为与岳麓书院一样的通省士子肄业之所，开始了通省书院的历程。这样一来，寂然500多年的城南书院再度兴盛，又成为湖南的最大书院之一，再度步入了她的辉煌时代。书院内曾有清光绪进士梁鼎芬所撰一联：往事忆觚棱，身别都门二十载；新旧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此联道岀城南书院桃李满天下之盛况。

道光十六年(1836年)，贺熙龄主讲城南书院，为了重振湖湘经世学风，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倡议建立湘水校经堂，以培养汉学人才。道光以后各朝对书院时有修葺。如咸丰二年(1852年)，城南书院毁于兵火，战后城南书院时有修葺，并建二贤祠，祀陈子良、屈原。同治年间，城南书院的斋舍亦有修葺，郭嵩焘同治九年(1870年)任城南书院山长时，建立了名宦乡贤祠、船山祠，祭祀王夫之开始成为城南书院的重要传统。城南名胜，屏障麓山，镜瞰湘流，形势天然，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杞梓入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贺熙龄之后城南书院有周玉麒、何绍基、郭嵩焘和晚晴最后一位经学集大成者王先谦等重要经学人物。也培养了诸如王阎运、皮锡瑞这样的清末民初的著名经学家。但是城南书院深受张拭奠定的湖湘经世致用学风影响近六七百年，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精神并没有被抛记弃。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湘报》第四十八号抚宪批示载：“请将城南书院每月官课，仿照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命题；山长馆课，仍课四书文，兼课时务等题。”由此可见，城南书院的官课已改为西学；城南书院的教学改革，偏重于经济科技，亦即经世致用的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湖南巡抚俞廉三在课试城南书院肄业生童时的命题中发现，城南书院生徒在改制过程中慢慢地接触西方的轮船、铁路、电线等格致之学。清末湖南书院的改革过程中，城南书院在经世致用方面，非其它书院所能比肩。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千年学府、丽泽风长，至此蝶变，进入现代师范教育新的历史阶段，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所学校里直接正面碰撞、激荡。

责编：胡雪怡

一审：胡雪怡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