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7年，34岁的张栻与远道而来的朱熹，相遇在湘江之滨，踏浪而歌——他们即将以一场名垂青史的“朱张会讲”，创造中华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璀璨亮点。

他们都不是湖南人。张栻是四川绵竹人，随父张浚出仕到长沙。朱熹在福建崇安听闻比自己小三岁的张栻，在湖南学得二程学说和胡宏理学真传，于是不远千里、翻山越岭，来到了张栻担任主讲的岳麓书院。

是年九至十一月间，就在岳麓书院一方胜境之中，朱、张二人论道《中庸》之义，三个昼夜不歇，闻者咸来，“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如此盛况，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景大观，也是湖湘文化史上的壮举，从而坚实了岳麓书院作为人文高地的地位。

朱、张最初并无多少交集，但朱熹是任命张栻掌教岳麓书院的湖南安抚使刘珙的干兄弟。朱父朱松早逝，临终前向刘珙的父亲刘子羽、叔父刘子翚托孤，命朱熹拜刘子羽为义父。刘氏兄弟不负故友所托，将13岁的朱熹及其母亲、妹妹带回老家崇安生活，并待朱熹如同亲子，授其读书学业。

朱、张分别是闽学、湖湘学的“学科带头人”，均为理学的传承者。张栻的老师胡宏不但继承了乃父胡安国的家学，又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其师杨时更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为后世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典故。朱熹则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李侗的老师罗从彦又是杨时的弟子。如论程门师承辈分，张栻比朱熹还高出了一辈，尽管他比朱熹还小三岁。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开浙东学派先声的理学大儒吕祖谦也寓居潭州（即长沙）治下的醴陵，主持莱山书院（后改名东莱书院）。“东南三贤”同在潭州讲学，岳麓书院成为湖南文化中心，而湖湘学派也达到极盛。

江南各省甚至远及四川的众多士子，跋山涉水，来到长沙从学。他们“深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把不能在岳麓山下追随张栻研习理学精髓，视为人生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岳麓书院崇道祠中朱熹、张栻会讲塑像

朱张 会讲的盛大场面背后，是几个外乡人成就了岳麓书院的文化繁华，又在侧面证实了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哀叹“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古代湖南湘籍人才稀薄，皮锡瑞斯言非虚。但因刘珙、张栻、朱熹等几个外乡人的推波助澜，开启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早在朱张会讲的近两百年前，岳麓书院就已创办。1131年，岳麓书院毁于战火，原址变为废墟。一些留心文教的士大夫，在捶胸顿足哀叹斯文扫地之余，还是痛定思痛寻求重建兴学。毕竟此时的岳麓书院，已然成为湘中士子的一处精神家园。

然而，曾经发展到湖南最高学府的岳麓书院，因为暂时难遇到百十年前朱洞、李允则那样热心文教事业的士大夫的大力支持，肩负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子们无法改变岳麓书院被撤废的无情现实。

隐居在衡山的理学大儒胡宏，同其父胡安国在湘潭创建了碧泉书院，他曾想出任岳麓山长主持教学。胡宏耻与投降派权臣秦桧为伍，凛然拒绝秦氏的拉拢，但为了复兴麓山事业，忍辱寄书，希望获得一个“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矣”的机会。秦桧睚眦必报，胡宏未能如愿。

好在胡宏痛恨之余，弟子张栻从碧泉书院学成归来，于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建起城南书院。

城南虽有书院之名，但因初建，在规制上只有书堂、精舍一样的规模，远不及在北宋初期就跻身四大书院之列的岳麓的体量和盛誉，故而在他看来城南也不过是与两三个学者讲学论道的“长沙之私塾”，而岳麓可以成就他不拘于科举而传习理学的梦想。

刘珙的到来让张栻梦想成真。刘珙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一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应长沙城里的读书人之请，责成郡教授郭颖负责重建岳麓书院。施工一年，为屋五十楹，并重塑孔子像奉于殿中，还在北堂做了一个藏书阁，基本保持了书院原有规制。

旧院新建，是潭州城里的一件文化盛举。刘珙请常在幕中出谋划策的张栻写一篇文章志庆，于是乎，今日仍悬于书院讲堂做屏风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就洋洋洒洒出炉了。

尤其一句“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迄至今时，仍被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建起来的湖南大学引为己任。

刘珙和在他之前为岳麓的创办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朱洞、李允则，以及岳麓首任山长周式等，被后人专祀在书院御书楼左侧的六君子堂。

历史不会忘记真正为之作出巨大贡献的任何人。

刘珙对张栻的知遇，既在当时也在将来，既于个人也于天下。二人相互成就。

刘珙非常赏识张栻，聘请他掌教岳麓书院，而且极力向当时的孝宗皇帝推荐。张栻不仅通晓军务、深谙理学，而且善于计谋，尤其是“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出身相门的张栻，少年便留心经济之学，但他在岳麓期间，大讲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闻者风动”，“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

张栻主持岳麓教务，将周敦颐至胡宏一脉开启延续的湖湘学派发扬光大。

老师胡宏做不了岳麓山长，引为人生憾事。学生张栻在乾道年间两度执掌岳麓，前后历时七年，都只是以掌教之名主持院务。张栻曾在离开长沙去往他处时，考虑推荐同门小师弟吴翌出任山长，以解决山长之位虚而不置的局面，并求得有关官员的盛情礼聘。吴翌拒绝其美意，说：“此吾先师之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

吴翌辞任有因，也可见张栻高义不就的内情。况当时张栻践行理学思想，因父病逝，在居丧守制期间，毅然辞却了朝廷要求复职的诏令，断然不求山长之名。

做不做山长，那是虚名，而作为实际主持者的张栻，因为精研理学的成果，因为改革教学的创举，因为论道朱熹的交流互鉴，已经给岳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岳麓胜境，朱熹少不了客随主便，随张栻登临麓山顶，怀抱清风朗月、湘水衡云。

某日天还没亮，朱、张二人来到岳麓山顶观日出。一轮红日喷薄，朱熹兴奋地大呼“赫曦，赫曦”。他后来在《云谷记》中动情地写道：“余名岳麓山顶曰赫曦。”《一统志》记载：“朱子尝改岳麓山顶曰赫曦，亦以名台。”岳麓山顶作证，赫曦从此有名。

他们还联句成诗：“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前两句由朱子晦庵起兴。中间四句为南轩先生咏叹。借景抒情，直抒胸臆，一联“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滚烫书生发愤、报国不悔的赤子情怀。而最后两句由朱子咏叹，表达他们对天地宇宙的哲学思考。最后被作为“登岳麓赫曦台联句”，刊刻于如今的赫曦台上。

今天我们跨入岳麓书院前门，不逾两三米处，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宋真宗御书的书院门额，而是一个规制并不见高大的戏台子。这一个颇具湖湘风格的亭台，就是赫曦台。

初涉书院，看到这一座高台，有些逼仄的压迫感。然而，这一台子，犹如这一方书院一样，有着千年的故事，直接联通了朱张会讲的佳话。

最初的赫曦台，不在书院内，而在岳麓山顶，早已毁于不居的岁月流逝之中。元兵攻破长沙城，天下闻名的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明初朱元璋强化科举八股取士，丝毫不重视书院建设，更遑论责成地方保护和修复见证理学高峰的赫曦台。

但在坚守儒家道统的文人心中，赫曦台一直岿然屹立。1508年春，36岁的王阳明被贬谪贵州龙场驿，途经长沙留止八日，其间写诗咏叹：“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

明嘉靖初年，在官员陈钢、杨茂元的推动下，岳麓书院陆续修复文庙、讲堂和宋真宗御书匾额。1528年，长沙知府孙存在重修岳麓书院之际，追忆先贤，重建赫曦台，将其从岳麓山顶移至山下，改“台”为“亭”。赫曦台不再是之前的露台了。几十年过去，到了万历年间，赫曦台被再一次改建为道乡台，作为哀悼北宋末年中书舍人邹浩途经长沙遭遇阿附权臣蔡京的地方官员武力逼走而矢志忠直爱国的祭祀场所，因其号道乡先生而命名。

1786年，大儒罗典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第四年，追思六百余年前的朱、张二贤，于书院大门前坪建一台，曰前亭，又名前台。罗典病逝十年后，其弟子欧阳厚均接掌书院，他在1821年发现当年朱子题额的赫曦碑刻，于是改罗典所命名的书院前亭为赫曦台，这就有了今天在岳麓书院前门后的赫曦台。

赫曦台屏风上的三首诗词，前文已提及朱熹和张栻联句的一首、王阳明的一首，还有一首的作者是毛泽东。

1955年10月，毛泽东曾为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周世钊专门题写了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离湘三十年，他念念不忘当年在橘子洲头、在岳麓山顶、在赫曦台上，与周世钊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沁园春·长沙》）。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岳麓学子们每一天沐浴赫曦的洗礼，承载赫曦的使命，相互照亮，成为了富有智慧、拥抱天地的哲人。

虽有传闻晚年的晦庵先生曾懊悔“赫曦”说大了，但他一声“赫曦，赫曦”，激越千年烟云，见证了“学达性天”的“道南正脉”，成就了一代代同学少年的书生报国，在历史天空书写着千年文脉的赫曦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