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守华

资兴南乡土语与晋陕蒙语有亲缘

连续电视剧《国家孩子》《塞上风云》的电视镜头中，蒙古族语言称母亲为“艾吉”，与资兴南乡（下称南乡）土语完全相同。

湖南郴州资兴县土语，准确说是该县的南乡土语，是很独特的语言系统。当然在语系上完全属于汉语言系统。资兴县分东、西、南、北四个“乡"，即四个地域。清江、渡头、滁口、龙溪、黄草属“南乡"，说同一系统土语。细分各有相异，但是统称母亲为“艾吉”。资兴北、东、西乡把“艾吉”叫“艾zei”，是“艾吉”的变形。

邻近宜章长策、里田、赤石等数乡土语称母亲叫“咪(mi)”；汝城话叫“霾(mai)”；湘北长沙一带称“姆妈”，所有音根共为“m”，与北方河北、河南一带的“妈妈”同根。唯独资兴南乡叫“艾吉”，与晋、陕、蒙语相同。

资兴南乡语称父亲叫“大大”。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也表示陕北一带称父亲也叫“大”。《十月》杂志，有一篇小说《不自然的黑色》，其中也写道八岁女儿称父亲为“大”。“大，我给你搂柴火。”

如果去晋北、陕北、内蒙三地接壤考察，深入研究当地语言，一定还有大量证据证明两地语音同根。两地共源的诸多词为资兴南乡(或资兴全境)独有。郴州乃至湖南全境绝无。

南乡土语为什么与晋陕蒙语言有这么多词同源？这现象绝不是巧合，二者之间一定有历史渊源。据报道，四川隆昌市有一处讲粤语的小族群。他们从广东迁入，保持广话，但很多都变形。无论怎么变，音根还是相同。这事例说明，两种语言某些词的音根相同，必有同一亲缘。南乡与晋、陕、蒙千里相距的语言肯定有亲缘关系。资兴南乡某些住民的血缘一定来自遥远的北方。这种亲缘关系发源于什么时代、经历一个什么迁徙的过程?

秦末五十万北人部分挺进南乡

南乡有客家人，客家人是北方人在西晋之后，五胡乱华大量南迁的族群。客家人保存客家话。福建、广东最多客家人。客家话包括南乡客家话自成系统，与资兴南乡其它土语不同。南乡客家人极少，他们在本地影响微小，推知与晋陕关系较远。南乡包括清江、渡头、黄草、滁口、龙溪几个乡，人口十万至二十万左右（不知精确数字），大姓有黄、何、李、张，小姓有雷、陈、唐、骆、曹、刘、曾、樊、黎、朱、欧阳等。除欧阳外，都是北方汉姓，是外来势力。

居民大迁徏，天下统一是其前提条件。如果在战国或以前的时代，楚国横亘在大江北南，北人不可能大规模飞越楚国如秋燕南迁。循此思路，北人在南乡鹊巢鸠占，当在秦统一六国之后。

史载，秦始皇筑长城同时，为打通岭南，派遣大量北方人南来作战或修驿道。查《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文字如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请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按陆梁地，即山地。梁，山梁之意。秦始皇三十三年为公元前214年。

《史记》权威注家徐广注文曰：“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岭毫无疑问，是今湘南粤北，包括郴州。请注意，原文“发请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这些被征调南来的五十万人都是地位最低等族类。逋亡人，犯罪或其它原因逃亡者。赘婿，倒插门女婿。大约那个时代，男人做倒插门，非穷即懒，被人瞧不上。贾(音鼓)人，商人。古代商人备受打击，韩非子称商人为“末”，即最无用于社会、最低等的人。北人南来的轨迹至此浮出水面。

北方战乱频仍，特别是三晋地带从春秋到战国，经历了500年的战争苦难。到了五十万人来到湘、粤边境不久，秦始皇三十八年(公元前209年)，发生陈胜大泽乡起义，北方随之又陷入楚汉战争。估计就是这五十万人之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在政府权力崩溃，回乡无路情况下，四散流亡。一者南来北人对战争充满恐惧和厌恶，二者本身“地富反坏右”身份，回去没好果子吃。三者南方社会较稳定，地理环境优于晋陕。回去北方干嘛？而地处深山老林的南乡确实是世外避乱的风水宝地。一些人决定逃亡入资兴山区，挺进南乡占了肥美土地，繁衍生息至于21世纪。

这些北人到本地，其语言一方面被本地语同化，一方面又保留北方母语的某些成份。

这就是“额吉”“大大”“godai”(肩头)“Jvdai”(锄头)与晋陕蒙语同根的历史根源。黄姓开始扎根资兴在同光三年即公元923年，正是五代十国时代，政治背景是楚国。其时距资兴开发已经很迟晚了。始祖黄玉字仙琚从桂林来资兴县作县令。任满后留住石城山，后改“旧县”，今为白廊。黄玉本人及儿辈应该说桂林话。后来子孙被资兴本土同化，传承了原居民土语的词汇及其发音。而桂林话全无残迹。

资兴其余姓氏皆源于北方。雷姓起源甚晚，始祖雷焕，两晋时期人。陈姓原是妫姓，后改为陈姓，后又衍生出支族田氏。陈、田源于河南，与晋、陕、蒙相距颇远。曹、刘、曾、樊、黎、朱等各姓都发源于中原包括今山东境，与晋、陕、蒙渊源甚浅。欧阳氏始祖是卧薪尝胆的勾践，发源于今浙闽，与晋陕蒙地缘更是无干。唯有唐姓，源于山西。

南乡有颇大的唐姓族，应是五十万人大部下之一小部。唐是中国最古老的族姓之一，是帝尧的后裔。帝尧家族另有一号为“陶唐氏”。陶姓、唐姓皆源于尧。尧发源于平阳，故地在今山西临汾。

唐姓族肯定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迁徏来到湘南，当然也不排除晋陕人直接来到南乡的极大可能性。也许唐姓族的语音经过变移，但始终保留最原始的残迹，还有骆姓应该是来源于晋、陕、蒙地域。“骆”字从“马”从“各”。马字表意，意为其祖先与马关系密切，应与晋、陕、蒙地域的生活有关，或是游牧民族。

考骆姓不是源自同一个先祖。有说源于赢姓，有说源于姜姓，有说源于少数民族。无论赢、姜，都发源于西北晋、陕、蒙地区。赢姓后来分出姬姓。姜姓原是羌人一族，羌人本是西北一支游牧民族。后来姜姓从羌人中脱离，自立为一支小宗。姫、姜世代通婚。周族的始祖弃娶姜（女+原）为妻，姜（女+原）就是周族的始祖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联军伐纣，姜姓为参战部队之一。姜子牙为联军总指挥。这些史实确定了骆姓必定发源于晋陕蒙地域。南乡唐姓和骆姓在语言同化中保持了北方语特别是晋陕母语部份基因，演成或影响了资兴南乡的语言系统。

从另一角度，古代讲求“望族”。唐姓是尧帝之后，历史及文化久远，威望高于他族。他们的语言基因被普遍遵从传承，当无疑义。李白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南乡语的血缘追踪，同样是“何茫然”!但总有历史痕迹可供解码。

资兴南乡上古原居民是三苗

如果进一步深化发掘，在北方人入居南乡前，南乡最初的原始住民又是什么人呢？湖南，顾名思义即洞庭湖以南。这里的原居民史载是三苗。三苗后来分化为苗族和瑶族。苗、瑶(以前写猺)其母族是黎族。古籍中常见“三苗”一词。据史家说，三苗是个古国家名，其国民是“黎”族。早在华人的黄帝时代之前，三苗势力就是很壮大，散居于长江两岸。势力大了就北侵。黄帝时代（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左右），三苗首领是蚩尤，亦称九黎之王。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蚩尤首攻炎帝。炎帝不敌，遂联合黄帝共战蚩尤于涿鹿。涿鹿在今北京地。可见蚩尤九黎之强大，竟然北侵到了今京津地带。八十一个兄弟，用现代观点看待，实则是八十一个部落，九黎应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蚩尤是部落联盟酋长。

涿鹿之战，黄帝杀蚩尤。三苗大败。三苗参战的黎族人一部分被俘或投降。黄帝让他们成立黎国，故地在今湖北省。三苗余部退至故地长江两岸。后来三苗势力又大振。过了二百年左右，生息繁衍了七、八代左右，到尧舜时代，华、苗矛盾又大大紧张起来。台湾历史学家柏杨认为舜为黄帝八世孙。《尚书》《左传》《史记》都有明确记载三苗与北方华人的对立。例如《尚书·大禹谟》记舜命令禹攻打三苗。原文如下：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

翻译成现代语如下：舜说：“啊，禹，现在苗民不来朝拜我们，你领兵去攻打他们。”大禹召集各将领，举行誓师大会，发表宣言说：“各位杰出将士，都来听我命令。那愚蠢的苗民，昏昧不清白，对我们华人不恭敬。”

《左传》昭公元年：“于是乎虞有三苗”。按：虞有三苗，即舜帝征服了三苗。虞，就是舜帝。《国语·周语下》：“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是皆天子之所知也。”按：黎，黎族；苗，苗族。从“黎、苗之王”四个字推断，可知黎族、苗族各有王者。那么三苗内部应是分裂成黎和苗两大派，各有王者。《国语·周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从这句推理，三苗族有王者曾经出现暴政失德，后来的继王行仁政重拾道德。由此可确证，三苗由分裂而统一。又《孟子·万章》：“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北，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杀三苗于三危：舜帝在三危山杀死了三苗。传说三危山在今甘肃敦煌市。按：在孟子(公元前365一304年)话里，三苗变成了四大恶人之一。然而舜不可能把湘鄂的三苗押送到遥远的三危山就刑，只说明三苗势力达于西北，可见三苗势力膨胀极广。舜杀(流放)四大恶人，在《尚书.舜典》中也有记述。虽然《舜典》为秦汉伪作，但多少传承了古代史说，亦可作参考。

《史记·五帝本纪》原文：“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三苗在南方与北方华人作对。双方互相攻击成为常态。

《史记》“正义”解：“淮……今彭蠡湖也，本属荆州。“正义”又解：“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案：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史记》有多家专门注解，如“索隐”“集解”等。“正义”是《史记》的多家注解之一家。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古籍划全中国为九州。荆州是其一，辖今湖北、江西各一部及湖南全境。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他说从洞庭湖到鄱阳湖都是三苗的地盘。吴起的话坐实了多次华苗战争之后，三苗的地盘范围确实退居在江南，而且势力还相当强大。郴州在北方人未入境之前当为三苗所据。三苗应是后来瑶、苗族的始祖。从黄帝到战国时代，三苗一直占据西达湘黔，南邻南海(今广州)，东止于鄱阳湖广大地盘与北方对峙。鄱阳湖以东则是群舒所据。群舒又是另一非华人族，亦且相当强大。群舒后来全被东进的华族即楚国吞併同化，至今无历史痕迹可寻。比之群舒，苗、瑶存有余脉，算是幸运。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华夏人称南方三苗族且包括已进入高度文明的楚国为“南蛮”。蛮，野蛮，无文明，文化落后，不开化之意。

纵观历史全局，三苗人先祖与华人先祖炎帝黄帝同时分别在江南江北生存发展。三苗占据江南数千年，与华夏族相抗衡。从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一221年)的楚国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代(公元前221一209年)，华人不断侵蚀长江两岸。

自古北方多战乱，因华夏族北有狄人（主要是后世的匈奴），西有戎人（羌人、吐蕃等），东有东夷（东夷、徐夷、淮夷等），南有蛮族，历代战乱不止。而南方社会相对安定。直到三国时，北方因军阀混战凋敝而南方还是相对安定。刘表镇荊州，其地较中原社会甚优。刘表墓碑：“劝穑务农，以田以渔，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

古三苗在楚国之南，依楚国作挡风的墙，战争较少，压迫感较轻，故它的生产力长进缓慢，水平低下，尚处刀耕火种阶段，可能尚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未曾进入阶级社会，文明远不及北方华人。楚国人虽被北方排挤，但在文化大系中，仍属华夏一脉。楚国时代，对三苗大有蚕食之举。战国末期，屈原被流放，曾涉足到湘西沅江流域。屈原《九歌》：“入溆浦余赸回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进入溆浦，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岳阳汨罗投水。可见华族支系的楚人对三苗大举侵犯，占了洞庭湖南岸了。

在北人(华人)蚕食之下，文明程度低下的三苗不得不丢弃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大好河山，告别鱼米之乡，缩居今湘黔及湘南五岭丛中。但从秦始皇时代后，北人大举南下定居，驱逐苗人，占有河流沃土。三苗再罹痛失家园之苦。

秦汉时期入侵南乡的北人，不是普通人群，他们是武装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野战。千年乡居、刀耕火种的苗人，敌不过先进的华人，亦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这样，三苗族抛离了最后的伊甸园，无可奈何拱手让于北方华族人（当时还无汉人或汉族一词）。苗人再次迁避北人，遁入丛山，一直至公元1949年。二千二百多年来，苗瑶人过着藏头缩尾的隐居生活。心中埋藏着对华人(汉人)的仇恨。苗、华(汉)攻击袭扰千年不断。

《明史》列传第五十四：“(天顺)十一年，苗复犯武冈、靖州，湖湘大扰。”

《明史·本纪第十一》：“(景泰元年)保定梁瑶代王骥讨贵州叛苗”。“副总兵田礼大破贵州苗。”又：“(景泰三年)毛福寿讨湖广巴马苗。”由于汉、苗(瑶)的历史渊源，自古资兴苗、瑶族与汉族有深刻矛盾，互相仇恨。黄族《清江黄氏族谱》都有文献记载。黄氏有一支派为避苗、瑶侵犯屡次迁族。还有一支黄族筑寨（军事建筑）以御敌。文章曰：“况于蛮獠，其敢侮乎(何况那些野蛮獠族，胆敢来侵犯我们吗)？”

“蛮獠”者，就是苗、瑤少数民族。1949年以前的汉、苗矛盾，是始皇时代北人南居，取苗民而代之的后续波折。1949年，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苗、汉世仇渐渐消泯。现在民族仇恨不复存在。

就是这一段历史，造成了部分南来的华人站稳了资兴地盘。南来的北方人演变了一个土语系统，但唐姓望族以及与唐姓同域南迁的骆姓等小族顽强地共同保留了发源地语言的重要成份。“艾吉”“大大”等词语，留下了我辈追源朔根、解开语言密码的蛛丝马迹。也初步证明了南乡部分土著乡民和晋陕蒙人的亲缘关系。

责编：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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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