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必须直面最朴素的情感心理——《第二十条》的日常美学与初心叙事

文丨刘郁琪

张艺谋的《第二十条》，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聚焦日常生活中的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问题。所谓“第二十条”，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有关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但任何法律规定，就像伦理学领域所谓规范伦理，不管表述多么严谨、明确，一旦落实于毛绒绒的生活情境、具体细节，都可能方凿圆枘、捉襟见肘，甚至南辕北辙，走向立法原意的反面，这就需要从“境遇”出发，对抽象的规定、概念，做出更富生活气息、人性伦理的解释，以符合公平正义的初衷。《第二十条》要直面的，就是这种规范性法条与具体法律情境遇合时，所产生的复杂伦理问题。当然，若据此把它看成一部简单的“普法”电影，那就小瞧了张艺谋，也低估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独特魅力。

有网络大V说，《第二十条》是张艺谋迄今最好的电影，这显然过于武断。但若说是他迄今最朴素的电影，当无疑议。张艺谋是一个形式感强烈、浪漫气质浓厚的导演。他喜欢浓烈的色彩，繁复的仪式，宏大的场景，精巧的叙述，喜欢讲述一些远离日常生活现实的历史英雄传奇，即便偶尔拍些简单、清新的现实故事，也总是充满浪漫主义的气息。本片却一反常态，以一种最日常的眼光，讲述一段最现实的故事。相比以往，没有了酷炫的技巧，没有了热血传奇，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种繁华落尽、返朴归真的味道。

影片以检察官韩明为主人公，讲述他由县里挂职到市检察院后的一段生活。影片前史中，他是一个敢为正义牺牲的人，曾殴打猥亵师妹吕玲玲的学长，且拒不道歉，因而被分配到县里，“原地踏步”了20年。因表现优秀，尤其是主办张贵生案件时，获得上级表扬，因而有此番挂职市里的机会。毕竟已人到中年，腰椎盘突出，前列腺钙化，现实也早已磨尽他的初心、锐气，他知道如何看领导脸色行事，说话、做事，滴水不漏。这次挂职市里，他最主要的愿望是，把儿子弄到市里最好的高中，以便考个好大学，自己也好好表现，争取留在市里工作。为此，还让老婆辞了职，全心照顾他和儿子。不料，刚到市里，就碰上了三件麻烦事：一是王永强妻被刘文经长期霸占强奸，王永强将刘刺伤住院，刘家人以各种极端手段逼迫检察院对王尽快作出故意伤害的刑事起诉；二是自己在县里主办的优秀案件的主角张贵生，仍有上访北京的念头，他只为其找一份工作，并让其签一份不再上访的承诺书；三是儿子看到学校教导主任之子校园霸凌，见义勇为将对方鼻梁骨打折了。影片开头，三件事被依次托出，这预示了韩明接下来的三项主要工作，也是影片的三条主要故事线索。

从形式上来说，三条故事线的设置、穿插，还是颇具匠心的。就案情而论，三个故事维度不同，也互不相关。王永强案、儿子打人案是当下发生的，张贵生案则由过去延伸而来；王永强案和张贵生案属于工作上的事，是公事，儿子打人案则属家庭生活中的事，是私事。但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当下抑或过去，都需要韩明亲自去处理，他就像一根牵着3个大瓜的瓜滕，各个瓜之间虽相对独立，但一个的晃动必然引起另两个的晃动，甚至是相互之间的碰撞、缠绕。作为瓜藤，韩明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3个瓜的平稳，不能让它们失重掉落，也不能产生重大碰撞以致碎裂，否则，儿子上好大学，他留市里的愿望，就会鸡飞蛋打。但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要完全平衡并不容易，常常是这一个的处理，耽误了另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影片就这样以平行、交叉蒙太奇的形式，让韩明在3个故事的复杂纠结中左支右绌，演员雷佳音很好地把一个中年世俗男人在工作与家庭、过去与现在不同维度事务中的疲于奔命，近乎自然主义地表现了出来，非常具有“生活流”的气息。

韩明固然是3个故事的联结点，但真正将它们吸咐在一起的，还是其内在的相似性：都和见义勇为、正当防卫有关。张贵生是一位公交车司机，车上流氓骚扰女乘客，他出面制止，与流氓发生冲突，并将流氓打伤，他被判故意伤害罪，坐了几年牢，其女儿觉得冤枉，待父亲出狱后，仍要求他不断去北京上访；王永强案中，王永强妻女皆为残疾，但女儿尚可救治，王向同村刘文经借高利贷给女儿治病，结果因还不起债被刘长期欺负，老婆也多次被刘强奸，一次行凶后，刘扬言砍死王，王拿起剪刀将刘刺伤终致死亡，刘家要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但主办检察官吕玲玲认为不妥，需要再找证据，哪怕推迟起诉期限，也不能办成冤假错案。儿子打人，是出于对校园霸凌的制止，却苦于没证据，不仅被要求道歉，还被对方报警立案。这3个案件，一个已经判案处理，一个正在起诉，一个即将立案，在时间上构成一个“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的时态序列，空间上则都有“父子关系”存在。影片想表达的其实是，案件判决不公，不单影响当事人的命运，而且影响下一代人的人生和世界观。而张贵生案，则以“过去完成时”的方式，显示出了这种不公平判决的严重恶果。

影片的重心，除了铺排案情本身，更在叙述韩明的应对。为将其在3个故事中的顾此失彼、心力交瘁，更加“生活流”式地表现出来，影片还设计了两个对位式的三角矛盾。一是“公事”层面上的“副检察长田宇—韩明—主办检察官吕玲玲”，田、吕都是他的领导，两位领导意见总是相左，即便熟谙官场套路的韩明，夹在其间，亦是左右为难。二是“私人”层面的“老婆李茂娟—韩明—昔日情人吕玲玲”，他必须对老婆好，对昔日情人也似乎还有那么点“小暇想”——至少想在昔日情人面前留个好的形象，但正处更年期的老婆，敏感多疑，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节外生枝，他得走钢丝般维持好家里、家外的和谐生态。这两重三角矛盾的加入，使得韩明在3个案件中的疲于奔命，更具日常生活的朴素情趣。他各种或精明、或憨包式的表现，让人忍俊不禁，他与其说是位饱含正义感的办案英雄，不如说是个早已忘却朴素初心、深陷“一地鸡毛”的中年油腻大叔，这使整个影片看上去，既不热血，也不狗血。

最让韩明心力交瘁的，还是3个案子中法律与人情的悖谬问题。都说，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不外乎人情。而3个故事里的法律程序，越到最后，离公平正义越远，不单违背了最朴素的情感心理，还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影片以“一死”“一拘”“一跳”，将这种悖谬推向了极致。张贵生明明是见义勇为，却给判了故意伤害，即便已出狱，韩明还给他找了工作，他仍然想不通，他女儿也觉得不公平，必须继续上访，结果命丧车祸。自己儿子也是见义勇为，却被逼着道歉，还被对方纠集一帮人打了一顿，老婆去找对方家长理论，一不小心反把她自己送进了拘留所。王永强明明是正当防卫，却因对方家族的强势和湮灭证据，逼得王永强老婆跳了楼。这三个极端，就像打在韩明心上的3记重拳，让其早已磨灭的情感初心逐渐震醒，尤其3位“下一代”的质疑，有如天问，让韩明陷入了沉思。张贵生的女儿问，你如果当时也在那辆公交车上，看着那人被流氓欺负，你会挺身而出吗？你摸着良心说.，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他自己的儿子也问：我就制止了个霸凌，事情咋就这样了？那我以后看到同样的事，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了？我妈被拘这件事，如果法律没错，那是谁的错？王永强的女儿不会说话，但写下了“我爸爸是个好人”的纸条，而且借由吕玲玲的口发问，你有没有想过，郝秀萍为什么要去跳楼？一个母亲，为什么愿意抛下在监狱的丈夫、五岁残障的女儿，选择去死啊？3个人的质问，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不能顺应最朴素的情感心理，那它所代表的正义，还是真的正义吗？

全片的高潮段落，自然是韩明主动让王永强老婆申请的公开听证会。这个段落中，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式的浪漫气质又回来了，主人公韩明一改以往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唯唯诺诺的作风，有如《满江红》里同样由雷佳音饰演的人物，突然间慷慨激昂起来，变成了一个正义凛然之士，一连串上价值的高燃金句，有如语言飞瀑，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很煽情，极具道德感染力。从风格上来说，这是全片最不现实主义的一段，与前面一直铺排的“生活流”式的日常生活气息，很不协调。但在情理上，却是自然的。这是主人公被世俗生活压抑已久的最朴素情感的总爆发，而点燃这一朴素情感的，则是3个故事中法律与人情的悖谬，尤其“一死”“一拘”“一跳”的意外结局，以及3位“下一代”的锥心之问。前面的3个故事，就象3条现实主义的河流，是它们的交汇融合，最终撞击出了这段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飞瀑，这是三花聚顶，瓜熟蒂落，自然天成，而非狗尾续貂，生搬硬套，强行说教。

韩明的言行，就这样“珠线”般构成了《第二十条》的核心叙事。这是一个关于主人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泥淖中忘却初心，又如何在3个案件的并行处理中找回初心的故事。这份初心，不是别的，就是他当初看到有人猥亵学妹，敢于出手制止的勇气，即便为之受到处罚，也拒不道歉的骨气，是其“正确的事情总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的单纯信念，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纯朴信仰。他的初恋——吕玲玲就是这份朴素初心的人格化代表；他处理的3个案件，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出自这种最朴素的情感心理。韩明的初心，虽曾被日常的世俗生活所埋没，却被吕玲玲以及3个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所唤醒。海明威和约翰·多恩曾用不同的比喻说，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就像一艘大船或一块陆地，船上每一个人的不幸或每一个海岬的失去，都是全船人或整块陆地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鸣”。其实，人类许多所谓正义的崇高思想，均源于这类非常朴素的共同体心理。尽管这类最朴素的情感心理，因了日常世俗生活的侵蚀，并不必然导向正义——有如韩明，但正义，却必须直面最朴素的情感心理——亦如韩明。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