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是2023年最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之一。走进任意一家书店，基本上都能看到他的代表作《我在北京送快递》摆在入门显眼处，书封上“首部非虚构作品集”几个字表明了作品的真实性。

在一个不太暖和的日子，我在长沙见到了胡安焉，他穿一件薄薄的羽绒服，头发剃得很短，身形清瘦，相比书中快递员的身份，看上去更像一名作家。

媒体常常以胡安焉的19份工作为题讲述他在成为作家前的人生。他当过女装店老板，在多家快递公司做过员工，也当过服务员、保安、小摊摊贩、自行车销售员、加油工……最长的坚持了一两年，最短的则是一两个月。

2019年，胡安焉（左一）在品骏快递工作

对于大多数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来说，可能余下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些职业中反复轮换。但胡安焉稍稍幸运的是，他有一支笔，可以记录这一切，将在这19份工作里感受到的羞耻、愤怒、疲惫和快乐都写进书里。

被写作托举起来的人

2009年初，胡安焉百无聊赖地坐在南宁市裕丰商场里，正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怨自艾。那时胡安焉的生活，无论是生意还是感情，都充满了悲剧色彩。

就在这时，胡安焉读到了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商场环境嘈杂，随时都有前来问价的客人打断阅读，但胡安焉却在一字一行的故事中找到可能将他从乏味生活中托举起来的出路——写作。

这年他30岁，身心俱疲，索性关店，把写作当成逃离现实的精神出口。“一开始文章都是发在网络上，后来被编辑发现后慢慢可以在报刊发表，但稿费都很少。”胡安焉回忆，刚开始写作时，读者们因为胡安焉的经历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体力劳动者，纯凭爱好和天赋写作，收到很多鼓励。“他们的善意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震撼的，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糟。”

这一年，胡安焉开始有意识阅读文学作品并创作，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短篇集以及契诃夫的作品，都是他在早期创作过程中拼命去学习、借鉴的作家作品。

塞林格笔下那种纯真的幻灭曾在许多个午后令他恍神，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群早慧的“小大人”，他们过早洞察了人生的虚无本质，依然将独属于儿童的那些东西带进了成年期，也因此经历了失落与迷茫。

胡安焉说，那段阅读经历带给他许多触动，“但回过头看才发现，打动我的其实是我的生活，那些作品只是触发了我对生活的感动罢了。”胡安焉极少在周围人面前袒露自己，幸好当年那些无法消化的情绪都得以在文字中慢慢挥发掉了。

2007年，胡安焉在南宁开的服装店

在文字中获取安慰的打工人

写作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

一直到2011年的春节过后，胡安焉的存款已经花掉了近半，他的写作也遇上了瓶颈，于是胡安焉从家里搬了出去，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经营网店。

曾经因为在生活里碰钉子所以逃到写作中去的胡安焉，又因为在写作中碰钉子逃回到生活中来。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紧时找一份工作，也在手头略微宽裕时重新写作。

他坦言至今自己都没能兼顾工作与写作，工作中的情绪损耗和精力盘剥会极大地干扰写作语感，他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疗愈放空，排解负面情绪。但写作仍然帮他一次又一次精神抖擞地投入生活，借此保持对生活的敏锐与好奇。

送快递时的胡安焉

2020年初，封控在家的胡安焉重新拿起许久未动的笔，写了几篇日记，想恢复笔触，其中就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胡安焉回忆说，那篇只写了半天的日记，好像一夜间就“莫名其妙”将他推到了台前，于是有了三年后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四年后的今天，胡安焉的日程表上排满了采访、新书发布会，以及各种对谈。在大众眼中，他成功完成了从“快递员”到“作家”的转变。他说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发表在网络上的讲述在德邦物流上夜班生活的文章，引起了文学编辑们的注意，更没有想到《我在北京送快递》能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

今天回顾当年的自己，胡安焉认为对于后进的他来说，是一种毫不动摇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心态，让他在交流中既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又不致损失珍贵的内在驱动力。至于说天分，今天的胡安焉已经不在乎了，而且他认为当年的自己也不必在乎——这就是个伪命题而已，写作不是专为有天分的人准备的。对胡安焉来说，重要的不是写出多么好的作品，而是坚持写下去。

作者：通讯员 彭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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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