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影册中，有几张另类照片，说其另类，是因为从专业的角度看它们是妥妥的废品。不知是曝光度不够，还是显影、定影的药水配比没有掌握好，反正照片是灰蒙蒙的，好在留下了影像，定格了属于20世纪80年代过年的味道。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记不清是1981年还是1982年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常德也勃发出新生机。那年春节，常德城区首次组织了灯展。我在人民路看到，大树上挂起了各色花灯，有些大型灯饰还摆放在了人行道上。常德城的过年氛围一下比前些年浓厚了很多。

花灯是各个单位精心制作的。当时常德城有很多工厂，各厂之间相互比拼，看谁家的灯制作得精致、有创意。市民在赏灯中品头论足，花灯获得好评，其出品单位的员工与家属都一脸喜色。

当时，我已是高中生了，父亲虽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但我的家还在大米厂（常德市粮油加工厂）。那年，大米厂制作的花灯很有创意，用上了粗壳、面粉、麻袋等粮油加工中出现的元素，还安上了一个小型发动机，让花灯可以自行旋转，和那些传统花灯比，显得高出了几个档次。

那年春节，赏灯成了人们的一大乐事，透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大年三十的白天，我特意找父亲借来一部照相机，买了两盒胶卷。照相机是120型的，相机壳与相机背带已磨损得十分严重，就是这样一部相机，当时也是稀罕之物，挂在肩上，让我很是骄傲。

做好准备后，我邀集海鹰、光华等几个同学，开始了逛街赏灯之行。我们在常德城东门口集合，沿人民路向西进发。虽然灯展集中区在人民路的下南门与上南门之间，但由于参加灯展的单位太多，布展沿人民路向东向西都有延伸。所以，我们才到青年路路口就看到了不少花灯，就有了热热闹闹的喜庆味道。

粗大的法国梧桐上挂满了花灯，有的花灯下还挂着灯谜。市民们徜徉其间，有说有笑。孩子们的手中，有的拿着花炮，有的举着米花筒——这可是当时出现的新东西。孩子们拿着粉红或纯白的米花筒比长短，互相交换，在嬉戏中吃下香甜可口的米花筒。

我们几个同学开始在花灯下摆造型拍照，一盒120的胶卷只能拍12张照片，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选拍最佳的镜头。那时流行穿军棉袄，而我穿的是一件过年新置的军大衣。在拍照时，我时不时地脱下来，借给同伴们留影。

那时会玩照相机的同学不多，海鹰眼巴巴地望着我，也想亲手拍一张照片。我调好相机的快门与光圈交给海鹰，告诉他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了。一阵比划后，海鹰完成了他拍照的处女作。

越向前走，人流越密集，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遇到了不少老师和同学。大家相互问候，祝贺新年。24张胶片很快拍完，我们将一天的兴奋、将节日的喜庆收进胶片中。

大年初一的事不多。我们把胶卷送到照相馆冲好后，商量着自己洗照片。我们把压岁钱凑拢来买了相纸、显影粉、定影粉，又动手制作了一个曝光盒，并按照显影粉、定影粉包装上的说明配好了药水。天一煞黑，我们就急切地行动起来。在曝光盒电灯的明灭中，我们洗出了照片，只是照片效果不理想，灰蒙蒙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家快乐的心情。大家在照片中寻找自己的身影，把照片或夹在书本中，或放进自己的影册里。

那些照片带着那年特有的年味，几十年过去后依然如好酒般醇香。

2000年，我跳槽了，从汉寿一所乡村中学出来，考进了常德市城区一家事业单位。离老家的距离一下由10公里拉长为75公里。新单位不像学校一样放寒假，往往要上班到大年三十前一天。从此，我回老家过年的脚步变得很匆忙。

每年大年三十前一周，我就开始盘算着回老家过年的事了。一方面加班加点把该做的工作尽量提前做好，另一方面抽空去超市准备些年货。

大年三十前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回老家过年。从来只有人等车，没有车等人，所以我们在时间上必须打一些提前量。我背上背一个包，手上提一个包，带着妻儿，步行几百米到公交站等前往桥南汽车总站的公交车。乘公交车到桥南汽车总站的公交站下车后，就直奔直达老家军山铺的班车。远远地看到那熟悉的车牌，我才放了心，终于赶上了，要不然就得在中途再转车，费时又麻烦。

一个多小时后，班车到达军山铺集镇。下了车，我们又叫了一辆摩托车，赶往3公里远的老家。这段路虽然是土路，好在铺了一层砂石，路况不算很差。不到10分钟，我们就到了老家。此时父亲已在门口等着，帮我把两个大包提了进去，又招呼我们烤火，还端了一盘零食放在旁边。烤火盆里放了好多木柴，火烧得很旺。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着，餐桌上已点起了几个炉子。一看时间已是上午11点多，回一趟老家花了3个多小时。

此后十年间，大年三十前一天，我们都会重复这一过程，即使脚步再匆忙，也从未停止过。只有在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2008年，因为班车停运，我们未能像往年一样按时回老家。在常德过了大年三十，我心里有些焦急，时不时地关注天气消息和班车运行情况。初一下午，我得知前往汉寿的班车恢复营运了，在打电话给直达军山铺的班车的司机钟师傅确认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又出发了。

11点多到老家时，妹夫妹妹一家四口也来了，两个小外甥正在开心地玩着花炮。儿子立马加入，拿起冲天炮对着天空点燃，冲天炮咻咻地啸叫着在远处炸响。空气里飘着熟悉的烟火气，让我心情大好。

2010年，我买了一辆小汽车，从此告别了匆忙赶路的辛苦，再也不用准时准点地赶车，实现了想走就走的自由。大年三十前一天我们也不用起那么早，9点多出发，一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老家。

那种过年回家与父母团聚的心情，一直都是急切的，未曾有丝毫减退。

后来有一年，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大年三十前一天凌晨，天突然下起雪来，直到早上仍然没有停，地面上已铺上了约2厘米厚的雪。这让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出发。等了个把小时，雪仍在下。我站在窗边观察附近的公路上有车行驶，加之担心雪越下越厚，便决定立即出发。

那是我第一次在雪天开车，一路亮起“双闪”，开得十分小心，控制着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车辙印行驶。一路上，我们看到不少车缓慢地行驶着，不用问，他们也是急着回家过年的，有几辆车许是开得太急，滑到了公路边的田里。

就这样，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我终于平安地把车开回了老家。

如今，父母亲都是快80岁的人了，这让我回老家过年的心更为坚决。又是一年新春到，过年前10天，我又盘算起回老家过年的事来……

匆匆回老家过年的脚步，还是那样的急切。

作为70后，我对过年的理解就是一家人大团圆，一家人都回到临澧县烽火乡将军山社区的老家，一起打扫、贴对联、围炉夜话……

2022年春节，因为疫情，女儿没有赶在大年初一前到家。我们在老家迎接虎年的到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那一年，我对过年有了新的理解，一家人，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2021年，对老公来说是忙碌的一年，头发白了不少。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女儿，想给即将回家的女儿一个惊喜，他居然一改过去对白发无所谓的态度，带着女儿给他网购的染发剂到理发店，请师傅将头发刷得黑亮黑亮。

2021年底，女儿在国外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2022年1月，女儿在备战LSAT考试的同时，开始购机票、做核酸，做好回国前的各项准备。2022年1月19日（2021年农历腊月十七），女儿乘坐飞机回到中国，并按照防疫政策开始隔离。只要女儿回到祖国，我的心就安稳了。

年一天天近了，2021年农历腊月廿八，我们回到临澧老家。婆婆已经请人做了两筐粑粑，泡在大水缸里。腊肉整齐地挂在房梁上。菜园里青菜长得郁郁葱葱……

2021年农历腊月廿九是我的生日。老公给我送了一个漂亮的礼物，弟媳和姑妹分别给我送了一条中国风丝巾、一件红色羽绒服。那天清晨，女儿就给我发来祝福：“妈咪生日快乐，祝我们家内外兼修的大美女、大才女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读好书、写美文、追好剧！”说实话，当时我像喝了蜜一样甜，虽然女儿没在身边，但一家人的心一直在一起啊。

那天上午，家人们跟往年一样，贴对联、挂红灯笼。姑姐大展厨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其中寓含“有余”“清洁”“顺当”之意的鱼、青菜、芋头等是必不可少的。晚上，我们围着火炉看春晚。跨年的时候，我们和女儿通过视频相互祝福。

每年初一，表哥们都会相约来拜年。老公和表哥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放过牛、摸过鱼，情分更是不同。一大早，婆婆就带着我老公、姑姐在厨房里忙活，我负责烧水、擦桌子、准备水果等。中午时分，炖土鸡、炖桂鱼、炖猪蹄、炖牛肚、炖羊肉5个钵子热气腾腾，炒马蹄、蒸扣肉、糖醋排骨等大盘小盏摆了一大桌。大家喝酒的喝酒、吃菜的吃菜，一边吃一边话家常。老公和表哥们说起儿时趣事，两个小时都没讲完。年轻人下桌早，围着火炉打起扑克。孩子们满屋子跑，不时亲热地叫我奶奶。女儿在视频里跟长辈们一一拜年，给小朋友送祝福。

三表哥的儿子还带来一只两个多月大的狗——“茅台”。因为外面不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家里的中华田园犬“欢欢”一开始被吓得两腿发抖，直往我们身边躲。后来多了“茅台”的陪伴，“欢欢”的胆子慢慢大起来。只是“茅台”撒尿有点随便，前后3次将尿撒在了卧室门口的地板上，我不得不一次次用拖把清理干净。“姨，不好意思，‘茅台’给你添麻烦了。”因自家的小狗不讲卫生，三表哥的儿子还真诚地向我道歉。我笑着说：“没事呢，过年开心就好！”跟女儿视频时，女儿也说喜欢这样的热闹和小“麻烦”。

年过得很快。女儿在我们的视频陪伴下，隔离期也过得很快。2022年正月初十，女儿终于回到家里，我们带着她回老家，一大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就在那年春节，我的心里也开始明白：女儿长大了，以后可能因为学习、工作在外地不能回家过年，但只要心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团圆。

我于1989年从汉寿县嫁到了鼎城区原斗姆湖镇五七村，和爱人胜新勤勤恳恳，靠着种植蔬菜、养猪攒了点钱。1996年，儿子龙龙正上幼儿园。我们连同公公婆婆，一家人挤在一间土砖房里，房子又小又破旧，急需修缮。于是，这一年，我和爱人决定新建两层楼房。当时，村子里盖楼房的并不多。

房子从那年9月开始盖，到年底才盖成，花了几万元，这是我们一家人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实在拿不出钱来装修房子了，我们用竹跳板当门，用彩条布封闭窗户遮风挡雨。

窘迫的是眼看就要过年了，手上仅剩下100元，这该如何是好？

当时，我也想过找别人借，但是心想年底大家都要用钱，也就打了退堂鼓。再说，地里还有一亩多莴笋，开春就可卖钱，也就没那么急了。

年，还是照样要过的。村里老人常说过年要买“年鸡”，“鸡”和“吉”谐音，寓意吉祥如意。农历腊月廿七，我用60元买了一只约5斤重的大公鸡，用剩余的40元买了一些麻鲢、猪肉等，作为“年鱼”“年肉”。

到了做年夜饭的时候，一家老少都围在灶台前，炖肉、炖鱼、炒菜，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家里还有未出阁的小姑子，我们把住在隔壁村的舅舅（系村里的五保户）也接了过来。

这一年的年夜饭，桌上的菜比以往少了很多，但是亲人们团聚在新房里一起过年，喜庆的氛围没有少。

大红灯笼高高挂，家家户户贴春联。村子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

大年初一后，就是拜年走亲戚的时候，街上的小商店也开门了。那时候，拜年走亲戚送的礼品大都是一封红糖、一袋蛋糕或者半袋果子等，拜年的方式是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或走路，或骑三轮车。

在家族里，公公的辈分高，来给他拜年的晚辈也就多，这就缓解了我们那一年没钱买礼品的窘迫。

大年初二，住在原氮肥厂院内的小姑姑玉春一家人来我们家拜年。大年初三，公公带着龙龙又去给他们拜年。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都很喜欢拜年走亲戚，不仅有很多好吃的，长辈们都会给他们压岁钱，一般都是给10元，也有给5元的。

公公知道家里窘迫，他拜年回来，交给我一个红包，里面装的正是玉春给龙龙的10元压岁钱。当时，拿着10元压岁钱，我觉得挺对不起孩子。

靠着公公带着龙龙挨家挨户走亲戚拿到的100多元压岁钱，我们家又撑到了正月十五。

困难是暂时的，勤劳才会战胜贫穷。别人在正月里走亲访友，我和爱人胜新却抢抓农时，在蔬菜大棚里培育菜苗，为新年的生产做好准备。

盖房子的第二年，我们靠着种植蔬菜的收入，不仅安装了崭新的门窗，屋里屋外还贴了瓷砖，日子也越过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