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的理学面相

尧育飞   《书屋》   2024-01-23 10:11:50

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是标准的理学家日记

文/尧育飞

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些头衔之外,也许有人还记得杨昌济是一中国伦理学的先驱。然而回到一百年前,杨昌济并非因那些头衔而为人熟知。生于1871年的杨昌济,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以湖南屈指可数的儒者——一位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理学家而闻名的。

1924年,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梳理光绪以来的湖南学术时曾谈及杨昌济,标举的著述是《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李肖聃以为当时湖南儒家仅存两家:湘乡陈士廉及长沙杨昌济。陈士廉为诗人,且其《黄学庐杂述》虽大要为儒家言,但总体不如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精纯。而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则是标准的理学家日记,注重反躬自省,以期修身养性,锻炼存养工夫。故而有感于湖南学风之颓败、理学一脉之不传的李肖聃,不无深情地揭橥杨昌济在近代湘学史上的价值:

昌济始宗程朱,其学本纯于宋,其后主讲大学,乃稍变焉。湘中理学,自宋逮元,风会略同,而船山独宗横渠,刘蓉则攻阳明,曾公笃宗宋儒,左公尤崇朱子。考其所自,则贺长龄、唐鉴功不可没也。士德日荒,学益无本,理学尤蒙世诟。杨君则已逝矣。新学之徒,传其激论,恨不起杨君而正之也。(《最近湘学小史》)

在李肖聃笔下,杨昌济似乎是湖南最后的儒者,他恨不能起杨昌济于地下,以拯救彼时“士德日荒、学益无本”的湖南学界。经由李肖聃的学术史笔,我们隐约可见杨昌济那学本程朱的“儒者”面目。而细读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及其平日讲学授徒的行迹,杨昌济的理学面貌则越发具体而微了。

儒家向来重视亲情与家族,讲求孝亲之道。当民国知识界群倡“走出家庭”,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自由时,杨昌济乃在日记中写道:“笃亲念故,乃忠厚长者之行;中国习尚亲亲,疏远之宗族仍视若家人。虽有家族压制及起无志者倚赖心之弊,而相生相养,相维相制,实为社会组织之一大要素。余观西洋各国教会之组织,实为统理群众至要之机关。吾国无教会而民不散,实赖有家族主义以维持之。近有人提倡破坏家族主义之说者,窃恐徒长浇薄之风,而社会终不蒙其福利,不可不深加察焉”(1914年3月18日)。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诸领袖,皆以为中国人重视家族乃是“徇私”,不便于培育“公”与“群”的观念。而从日本、英国留学回来的杨昌济,在比照中、西社会组织之后,却肯定了中国家族制度在维系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今日看来,杨昌济的观点实具卓越价值。

杨昌济肯定中国的家族制度,对“五伦”关系也极力维护。《达化斋日记》1914年9月28日记载:“叶奂彬二十九岁丧偶,未续弦纳妾,独宿至今。”对叶德辉的人品和学问,杨昌济不以为然,但叶德辉不续弦纳妾的行为,他却深加留意、表示佩服。不止在夫妻关系上,在友朋的交道上,杨昌济也时时怵惕在心。1914年3月18日,在一次友人聚会之后,杨昌济不告而别,归家之后即在日记中反省道:“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这种反躬自省的态度,是一般人所不易办到的。难能可贵的是,杨昌济在维护正常的伦常关系时,还饱含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他认为“仆人年节酒资不可太啬,此等处所费无几,而关于感情颇巨。吕新吾曰:‘后面常余出一分,此之谓裕’,即此等处。”明儒吕坤(字新吾)的言语影响着杨昌济的处世态度,使他如陶渊明一样,具备“此亦人子”的博大情怀。需要指出的是,杨昌济以儒学治家,然而并不迂腐。譬如他不耐繁文缛节,也会果断省却。这见于1914年5月29日日记:“昨日端午节,余对于同居者未往行贺礼。因我往贺则彼必来报,人家太多,颇为烦扰,不如简省虚文,较为率真也。”

又不止在家庭生活上笃行儒家五伦之道,杨昌济还把儒家学说当作最高的人生追求。杨昌济内心有成圣成贤的追求,并且深味圣贤乐处。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圣贤所以能乐者,一则欲望不奢,能安分知足也;二则出言行事悉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也;三则研究有素,事来悉有以应之也;四则有闻道之乐也。”他又说:“必有圣贤之学识,而后可发为忧世悯俗之辞。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节文,使是否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辄诋諆,以其近妄且招怨也。”把儒家圣贤的学识作为处世的最高原则,听其言,笃其行,不轻易舞文弄墨挑起是非之争,杨昌济可谓忠实的儒家门徒。而他这段话也颇得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精髓。杨昌济曾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自然,这也是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的坚守。

杨昌济这些理学化的自省和处世方式,在今天看来,不免略显保守和顽固。留洋多年,且深入研究过西方伦理学的杨昌济,为何要不遗余力发扬理学精神?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回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现场。1901年,锐意维新的梁启超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他在致友人信中,坦言自己仿照曾国藩之法记日记,“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以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弟亦愿诸兄弟鉴于弟之堕落,而亟亟猛醒,思所以进德修业,不胜大望。”他还把日记寄送给友人披阅,让他们“勤攻其过”,以此修身自省。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机埃的格言》中,梁启超感喟:“学者求新知识,固属要事,然于当前陈腐之事物,决不可轻看而吐弃之。吾今日每读中国理学家之书,常觉其于国民教育上有一大部分之关系。”梁启超已清楚地认识到理学于国民教育大有裨益。对此,王汎森敏锐指出:“(梁启超)巧妙地将理学工具化,并将原来宋明儒的价值的部分转换为对现代国家富强的追求。”他的终极目的,是“想养成爱国合群的现代公民”。杨昌济对理学工夫的实践,与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希望发扬理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故杨昌济的为人处世也怀有理学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有次赴宴,杨昌济目睹座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令他震惊不已,毕竟“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仿者,乃腐败恶浊如此”。对这些积习已深的上流阶级,杨昌济认为无可挽救。然而他还怀抱希望,他把新时代道德自新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以为,“惟与青年之天良尚未凿丧者讲明义理,使未入腐败社会以前,即知此等事之为俗恶,庶将来人到社会时不为所动。”尽管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对“不可救药”的老辈,杨昌济有时依旧不免“怒其不争”。如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礼聘为国史馆馆长,湖南各界多规劝王闿运不必出山,但王闿运不听,径行北上。杨昌济在日记中云:“老前辈一举一动,四海瞩目,不可不慎。玩世者世亦玩之,老气横秋固不能禁士大夫之清议也。”显然,杨昌济希望王闿运不要为老不尊,毕竟老前辈的举动关乎风教,岂能不顾惜社会的影响和风评。正因如此,对章太炎叛出老师俞樾门下的名文《谢本师》,杨昌济深表不满。他认为章太炎师事俞樾八年,“不当以一言之斥,遽告绝籍”,章氏所为乃“儇薄之行”。儒家重师道,而章太炎所为败坏师道,自然要受杨昌济责备。而若干年后,章太炎也收到昔日弟子周作人所作的《谢本师》。看来,杨昌济的忧虑不无道理。

杨昌济重视师道,与其倾心教育事业关系密切。1913年,杨昌济学成归国,谭延闿请他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他予以拒绝;请他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授,杨昌济方才允诺。杨昌济并非自造身价,而更热心教育远甚做官。须知,儒者向来重视教育,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孔孟的教育理念影响着杨昌济,他自己也有教育改良社会的意图,曾言:“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也曾赋诗明志云:“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慷慨的教育理想,在杨昌济那里并非空谈,如孔子和朱熹一样,杨昌济很注意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去教导学生。他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如云:“余思本学年伦理学之教法,要与上学年不同,不专教一本书,取各伦理学书中之精要者而选授之……又本学年说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又我之心得处,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亦不妨讲与学生听。又可取报章杂志中新思潮而批评之。如斯变更教授之方法,想较与学生有益。”除了注意讲授知识的更新与方法的迭代之外,杨昌济对课堂举止也有明确的反思,如某天他“在教室间有失检之处,为生徒所笑,亦不注意之过也。英国厄北淀大学教育学讲师喀拉喀先生,颇注意于学生之言语,偶有所误,必反诘而改正之。余尝自愧其不精细,以后当于此等处格外留心。”从此不难见出杨昌济反思课堂教学的心思是多么细腻。于教育有宏大的理想抱负,于教学有自觉的方法和省思,无怪乎门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能卓然有成。也无怪乎时人称杨昌济:“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

民国时期的湖南动荡不已,学者或忧时愤世,或放浪形骸,或群趋新学,或泥于考据,以至于道南一脉逐步衰歇。此时,杨昌济高标独立,讲求程朱性命之学,砥砺名节,锐意于教育事业以图新民,其儒者气象令人感佩。1920年,杨昌济病逝北京,李肖聃撰《杨怀中先生遗事》,开篇便云:“怀中之死,令人心伤。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求之友辈,遂无此人。”仍是赞叹杨昌济的儒者面目。后来在《星庐笔记》中,李肖聃再以沉痛之笔记其人其事:

亡友杨君昌济怀中,慕罗山讲学之风,居岳麓时,即教弟子以理学。年三十,游学日本,仍以师道自居,暇则集故弟子授以旧学。余少于君十岁,怀中以弟畜之。尝召我于东京小石川植物园,坐圆石上,从容语以程朱之书。谓子宜先观日人所述《宋学概论》,知其大要。且曰:“子于书无所不读,胡第泛涉文史而不从事性命之学乎?”余自是稍知读朱子书,自文集、语类及其年谱。怀中又曰:“为学之要,在乎躬行。左文襄所谓无实行不为识字也”……已而君往教北京大学伦理,病居西山,手书责余,谓无为社会负责之大志而徒自了,子有异人之才,幸毋以文人自命……

于近世的湖南学术而言,如果说作为教授的杨昌济有其时代的价值,那么,作为理学家的杨昌济则有其永久的价值!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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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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