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文春

一

“还记得，

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

……

听着周杰伦的歌曲《稻香》，我的心绪自然地回到了童年生活的乡村，脑海里浮现出一大片金黄色的稻浪，中间一条碧绿的小河流向远方，小伙伴们光着身子在河坝里嬉戏，或者藏身在田圳里挖着似乎捉不完的泥鳅……

回不去的是童年，回得去的是故乡。在老家洪门村生活的大姐经常在微信里发老家的图片，她说村里变化大呢。多年未回去，我还真有点想念了。

应大姐之邀，故乡之行选在一个星期六，不巧遇上36℃的高温天气。高温和“毒太阳”是夏天的标配，可别恼，农谚说“不冷不热，五谷不结”，所以对夏天的炎热种田人并不烦恼。夏雨呢，常常短暂而迅猛，虽然有时成为暴雨，却也受到农民欢迎，只有水库、山塘灌满了，农人心里才踏实，遇上秋旱就不怕了。现在的洪门村由原来的洪门、园梁、园艺三个村合并而成，人口三千多，水田两千多亩。长芷高速翻江出口数百米就是洪门村村部，从村部沿着328省道往西北走，穿村而过即到宁乡青山桥镇地面。以前，这条公路是洪门村到县城和临近乡镇的唯一道路，现在不同了，长芷和娄益两条高速就在咫尺，洪门村到长沙市区九十公里，到益阳市区九十公里，到娄底市区二十五公里，昔日闭塞的山村现在成了“交通枢纽”。

继续走，就会经过一条漂亮的小河。小河把长方形的村子连同稻田分成两半，平日里河水浅浅地流淌，河堤上长满水草和各种野花儿，构树、桑树、刺槐、樟树及一些不知名的杂树更是得天时地利茁壮地生长，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金黄的田野中间，东西向嵌着这么一条绿色的飘带，从西边群山中逶迤而来，向下游东北方向舞去。然后弯弯绕绕地在邻近的林章村拐弯向南，然后再次向西，接纳群山之中的大小溪流，流经五十里后在湘乡和娄底交界处注入湘江支流涟水。

这条小河叫岐潭河，解放前当地人叫它碧溪，是洪门村和沿河十多个村的农业生产灌溉动脉，它发源于西部中山村的山溪，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把岐山水库、沿河各村的水库和山塘连缀成一个水系，除非特别的大旱之年，这个水系基本能满足农田用水需要。

站在岐潭河上的洪门桥头远眺，这里恰好是洪门村的中心位置，青绿的山峦、金色的稻田、农家的房舍静卧在蓝天白云之下，令人舒适和安逸。不远处是一个小水坝，一位钓鱼人正悠闲地坐在 水坝边的树荫下 垂钓 ，不断地提竿抛竿，于是不 时 有小鱼飞上来。这些水坝正是我们小时候摸鱼的地方，摸鱼的时候，少不了要打打水仗、比赛滃面子（潜水）。妈妈们最担心，怕出事，不准我们去，告诫我们“欺山不欺水”。我们只能偷偷地进行这项活动，为了不暴露行踪，常常脱得赤条条的再下水，等头发干了再回家。

这样的小水坝在洪门村地段有五座，需要时用泥巴石头堵住河坝，河水即可从旁边口子流入水圳灌溉下方农田，还可以灌入部分水塘。五座水坝连同西南山坳里的长塘水库构成一个灌溉体系。说起这个灌溉工程，乡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百六十年前一个乡贤的故事。

洪门村那时没有现在的长塘水库，也没有这些河坝。塘水不犯河水，各流各的。河水入不了地势高的田，也进不了塘，只能靠人力水车车水，抗旱非常辛苦。本地大族中有位在翰林院供职的官员名叫贺笔笏，他的一位堂嫂和曾国荃的妻子是亲姐妹，因此贺笔笏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是姻亲，也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时的同事和好友。清咸丰年间，贺笔笏为侍奉生病的老母，辞官回乡。他看到干旱之年稻田歉收，农人辛辛苦苦一年所获无几，决心做一件兴修水利的大好事。

贺笔笏亲率工匠勘察地形，规划设计，带领族人在居住的龙塘湾一带挖了八口山塘蓄水，接着在村的西南山地一带择地修筑大山塘“长塘”，汇聚山水。凭一己之力兴修长塘，在当时当地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工程，贺笔笏共计花了二千多石稻谷及不少的银两。然后，他又斥资在碧溪内筑坝引水入田，大部分稻田实现自流灌溉。从此，遇上大旱也能应付，粮食连年丰收，稻谷满仓。

据说贺笔笏还把节余的粮食资助了曾国荃的湘军。贺笔笏五十岁这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带兵围攻南京的太平军，他们哥俩没有忘记这位家乡的好友和姻亲，特驰书湘乡县，派人送来一块大匾，长一丈二尺，高四尺八寸，重约三百斤，曾国藩亲书“蘭室人香”四个金字，既是贺生，更重要的是对他造福乡梓的褒扬，此匾奇迹般保存至今。新中国成立后，长塘经多次扩展、加高加固，成了现在的长塘水库。政府在岐潭河沿线依地势增加水坝提升水位，这样水库、山塘、河坝整合成一个水利工程系统，为流域内绝大部分农田提供了用水保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洪门村人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除了种好自己的田土，还有不少种田人每年跋山涉水数百里去洞庭湖区“扮早禾”。收割早稻叫做扮早禾，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前，益阳、沅江、华容等地田多人少，劳力不足。湘乡、宁乡这些地方的青壮年就去打工扮禾，被称为“扮禾佬”。洪门村大多种植一季稻，每年小暑时节，当湖区早稻成熟的时候，这里的水稻正在抽穗，于是吃得苦、霸得蛮的青壮年男人就利用这个时间差“邀伙计”结伴去湖区扮禾。

伙计们一路上晓行夜宿，饿了，就在水源方便处生火煮饭，就着几块咸萝卜下饭。住旅店是绝对舍不得的，哪怕是最便宜的“歇伙铺”。伙计们忍着蚊叮虫咬，常常在路边亭子或者庙宇过夜。到了田主人家扮禾的日子才能改善生活。扮早禾技术难度不大，但特别耗体力，一般四个人合作，使用一张四四方方的木制“扮桶”，扮桶没有脱粒筒，也没有机械助力，双手握紧稻把用劲摔打扮桶边框才能使稻谷脱粒。主人家如果按日计酬，当然希望扮禾佬每日多收稻子，如果是包工，扮禾佬自己更不会偷懒，所以每天非常辛苦。正是酷暑季节，晒得乌黑的扮禾佬们晚餐后常常就在江边洗澡，顺便把衣服洗了晾着。江边风大，蚊子很少，扮禾佬们干脆赤条条站在河堤上纳凉。夜色中，白色的屁股在黑夜中特别显眼，有未解人事的小孩子远远看见了，就对大人说，这些人好奇怪，都穿着白色短裤，中间还打个黑补丁。童言无忌，说得大人们差点笑岔了气。这些扮禾佬回家时是喜气洋洋的，他们按着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银钱或钞票，浮想着堂上双亲和妻子儿女高兴的模样，挑着一担机器或大碾子加工的精细白米昼夜兼程往家里赶。有心的还买回了优良的种谷和本地没有的农作物种子，闭塞的洪门村人得以在品种、种植技术上不断改进，保持了粮食稳产增收。

二

沿着公路前行不到一公里，就到了洪门村热闹的商业街了。这条商业街是洪门村北边地势最高处，也是和宁乡市的分界线，北面过去数百米就是宁乡青山桥镇田心村的山林田土。商业街是改革开放之后兴建的，街上大大小小数十家门店经营得热闹红火，超市、五金、建材、门窗、汽修、电商、肉铺、餐饮等颇有规模和特色。从农业生产到生活日需，这里基本能满足，临近乡镇的人们还经常来此采购和赶集。商业街核心位置有一个很大的超市，招聘了十多名员工，员工固定工资每月二千元，和县城差不多。

从商业街中段南面一处水泥路下坡，经过一个小小的山塘，里面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荷花，一个妇人戴着斗笠正在采摘莲蓬。这个小山塘我太熟悉了，它的名字叫时季塘，那时没有种莲藕，主要是蓄水和养鱼，在雨水不多的秋冬季节经常干涸，但它“管”着下面屋场两丘稻田的水，其中一丘就是我家的责任田“檀树丘”，面积一亩。种晚稻时节，塘水水位降低，水从涵洞放不出，此时如果没有雨水相助，就必须靠人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单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能代表“小康”的时候，水泵对家庭来说还很稀缺，尽管檀树丘旁边就是一口大塘，但因为田的地势高，没有水泵水是抽不上的。水车呢，队上倒是有一架，但分田时不知分给谁家了，而且搬运、安装起来也不容易。没办法，我们在涵洞口用石块、草皮、泥巴塞个围垸，姐弟妹轮番上阵，每人每轮戽水一百桶，妹妹年幼数量减半。在旁边休息的人就负责计数，戽水到满足稻田可以进行犁耙为止，之后如果缺水，又如此进行。这些缺水的田在村里也不多，但分田的时候我家碰上了。我常常羡慕别人家的田，塘水、河水可以自流灌溉。不过，戽水锻炼了我们的臂力和腰劲。那时，我两个姐姐都能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轻松抱起五十斤一包的碳铵肥料。

从山塘往下，道路两边，青翠高耸的楠竹矗立眼前，西边是两栋普通的民宅，东边是一座外观像巨型风琴的蓝色建筑物，被竹林半包围着，蓝色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

我的眼睛被前方数十米的白色大棚所吸引，两个五十多米长、二十多米宽的白色大棚横亘在田中。越过大棚，看到了儿时最熟悉的田野，那金黄的稻田和绿色小河多少次在梦中播放，但此时的“背景”完全不同了。西南边是“一”字连绵的青山，山顶上九个风电的巨臂在慢慢转动，长芷高速公路从东边山口探头，沿着山脚向西，然后又隐没在远处山中。山脚和稻田之间，一栋栋漂亮的楼房依地势排开，好像又一个崭新的村庄。 

“喜看稻菽千重浪”，我的愉快的心情更被重重稻浪深处的收割机所吸引，田野里，两架绿色的收割机在那片金黄中不停地蠕动，像两只铁蟹在爬行，这幅静谧的山水田园画因此显得更加灵动和活跃。

收稻谷如此“静谧”和“轻松”，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记忆中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双抢” 季节，田野中到处是忙忙碌碌收稻、耕田、插秧的人们。打稻机在脚下嗡嗡地有节奏地响着，吞吐着一手一手送上滚筒的稻穗，汗流浃背的男人们衣背上浸出斑驳的盐渍，一边忙碌地踩着连杆，翻动禾把，扒出毛谷，捆好稻草，一边还不忘适时地开着各种玩笑。犁田的男人则显得有些单调，吆喝着有些疲倦的耕牛，有时不得不心疼地抽上一鞭子。插田的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八卦，手上却不松懈，像鸡啄米一样暗暗地开展比赛，上田的时候还要看一看谁的“四六寸”（秧苗行距六寸，列距四寸）是否标准，左看右看是否成行成列，行距插得稀一些的，就自嘲“稀禾结大谷”，笑着为自己“偷工减料”的行为辩护，实在太稀了，就自觉地下田去补插几株。放了假的学生娃也没闲着， “捡禾穗子”是他们的主要任务，队长说这是确保颗粒归仓的最后环节，可以适当计工分。捡拾那些收割时掉落或脱粒不充分的稻穗被称作“捡禾穗子”，男孩子嫌捡稻穗不过瘾，总是趁大人不提防或者短暂的休息空隙，抱着一手稻子去打稻机上尝试，但常常被大人呵斥或提醒，讲得多的通常是“龙伢几被打稻机轧去两根手指头，你们怕不怕？”

现在有了先进的各式农机，谁还愿意做那种出大力流大汗的农活呢？那些“双抢”的劳动画面只能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了。从“种田交粮、养崽供娘”的天经地义到今天种田有粮补、按月发老年人钱，盛世农民的生活真是越过越好。洪门村的水田统一流转给了一个农业公司经营，“农民不种田”这句话在以前是行不通的，但现在的洪门村人做到了。

老人们这些年已经习惯了新时代带给他们的幸福，坐在凉爽的堂屋里打牌消遣或者在商业街上溜圈；闲不住的呢，菜园和鱼塘是最容易打发时光的。在家的“劳动力”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砖厂、菜地和果园，或者为农业公司干着每天两百元的机器干不了的农活儿。女人们把插田的劳动节奏融合到了早晚的广场舞或者槟榔厂里的那些工序里，悄然升起的健康保养套餐也吸引着她们的消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在春节的时候总带回不少好消息和现代生活知识，手机银行里储存着他们从不嫌多的收入。最幸福的是孩子们，条件好的送在县城甚至长沙读书，生活无忧、安心读书的他们再也不要担心没有跑鞋和生活费，可惜也不能亲身体验“稼穑之艰难”了，老家的这门“农业课”也许成了选修课，但他们的根永远在这里，现代农业的未来需要这些孩子去创造，“禾下乘凉梦”需要他们去实现。

“这个白色大棚要种蔬菜还是水果啊？”我走近大棚，问正在里面挖水沟的师傅。“这是育秧大棚，刚刚建好。明年春上投入使用，可以同季节提供至少两千亩稻田的秧苗，现在想种点草莓试试。”

正聊着，两个中等个子、晒得黝黑的年轻男子从那“蓝色风琴”里走出来，向我这边瞭望。挖沟师傅告诉我，他们是大棚和烘干厂的老板。原来首先看到的那架“蓝色风琴”就是一个稻谷烘干厂，我好奇地向烘干厂走过去。

三

两个年轻男子都是“85后”，不胖不瘦的叫黄林，胖胖的叫谭莹，身体都显得很结实，厂房里有两个员工正在装谷入袋。

两座高高的、绿色外壳的立柱式烘干机并排矗立，这种巨型的烘干机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那是中央电视台报道北大荒和全国各地丰收新闻的镜头。

每台烘干机主体高约十三米，庞大的身躯暗示着它的加工能力。黄林给我们介绍烘干机工作原理，解说提升机、缓苏仓、热风室、废气室等设备的名称和用途。装粮时，把稻谷放入料斗仓，一次可放十八吨，提升机把稻谷提到主机仓顶，再通过上搅龙输送到干燥箱体，然后通过下搅龙把稻谷分批送入四个干燥环节的设备，最后，符合标准的稻谷从管道吐出，用车子接住即可以直接装袋。

黄林指着地面上几十个已经装好的谷袋说：“两台机器每天大约可烘干三十六吨湿谷，也就是说二十四小时可以烘干六十亩稻田所产的谷子，烘干后可以直接入仓或者加工脱壳成米，操作简单。”黄林是我已故祖母娘家一族的人，算起来是亲戚，和我辈分相同，他的父母都是劳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实农民。黄林说得如此“简单”，如果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效率不晓得要惊掉多少乡亲的下巴，他的父母肯定饱尝了人工晒谷的辛苦，但黄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经历过，那时晒干六十亩田的水稻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天呢。记得刚分田的那几年，我家的晒谷坪也是队上大晒谷坪析分出来的，约三十平米。如果扮禾这几天，其他人家的晒谷坪不能借用的话，就很局促了。我七十多岁的祖母从第一担毛谷入场起开始忙碌，把谷子扒开，扫除禾毛；横向打垄，然后一层一层刮开暴晒，再纵向打垄重复操作。烈日下的晒谷坪温度可达六十多度，比田里扮禾还热，祖母反复地打垄、扫、刮，好几次中暑。就算天气持续晴朗，我家四亩田的稻谷也要一个星期才能晒干入仓。如果碰上连续雨天，那堆放在塑料布下面的谷子就会发芽，发芽的谷子一般只能喂猪和家禽了；如果发了霉，唯有做肥料，损失就大了。

现在好了，毛毛湿湿三十多吨，一个昼夜就可烘干。我不禁对两位“85后”青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的农村青年大多喜欢外出打工，收入高、做事单一“脱爽”，他们两个何以如此安心农业？

胖胖的谭莹，是我读洪门小学时一位老师的儿子，他双手在沾满谷灰和汗渍的棕色T恤上衣上擦了擦，给我递了一根烟，一板一眼地算起了他们种田和加工粮食的收益账。

“村里引进的农业公司和本村大户一共流转了两千多亩水田，其中双季稻一千六百多亩，按早稻亩产八百斤、晚稻亩产一千斤、一季稻亩产一千二百斤计算，可收稻谷二百多万斤，这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配套的相关设备。于是，他和黄林邀了另外两个村民合伙投资五十五万元，建起了育秧厂和烘干厂，承接农业公司的劳务，还可以为邻近乡镇、村提供秧苗和烘干稻谷。秧苗费按亩计算，烘干稻谷费用按吨数计算，预算收入比外出打工要强很多，而且工作自由，家里老人孩子也照顾好了。”谭莹黝黑的脸上浮现出满足的憨笑。

烘干厂旁边不远就是我大姐家，大姐闻讯过来迎接我，她十三岁起就挑着水果担子做生意，现在和丈夫在商业街上开着一个小超市，三个女儿成家后在湘乡、长沙城里工作和生活，家里的田都流转给了村里的农业公司，日子过得很安逸。大姐说，公司统一把田种了，而且是双季稻，部分村民就给公司打工，工资二百元一天。村民没有了种田的拖累，就可以放心干别的事情，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田土抛荒现象和用水纠纷问题。有了空闲，村民对龙狮队、花灯、广场舞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参与更积极了，爱好文艺的大姐是一支广场舞的队长。

热情的大姐邀来了几个亲戚陪我，其中一位族亲是正在整理编辑村史的八十岁老人贺润清。于是我们在客厅里说些洪门村的历史沿革和名人轶事。贺润清说他采编村史，听几位老人“翻古”，有个重大发现。1927年春天，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何叔衡、谢觉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转移到洪门村贺石渠的梅松第（注：当时全乡最大的一所大宅院，围墙如城墙，有屋两百多间）避难，住了两个多月。“吃过洪门村的米，喝过洪门村的水，在洪门村开展了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洪门村的光荣，要记入村史。”大家饶有兴致地听他分析，当时的贺石渠是湘乡县警察局长，梅松第地处偏僻，距离长沙二百多里，何叔衡、谢觉哉都是宁乡沙河人，距洪门村只有不到五十里，走小路半日可到。何、谢、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朋友，加上地缘关系，这个时候何、谢二人从长沙脱险回到沙河后肯定不能久留，携家眷就近秘密地来洪门村避难是最好的选择。据说，当时正值春荒，青黄不接，好多人家缺粮。何、谢二人劝贺石渠接济百姓，贺石渠非常敬重二人，当即吩咐管家放出消息，需要谷子的就来担，不打借条、不要利息，什么时候有余粮了再还，还不起就算了。贺石渠因此善举获得当地百姓赞誉，故事至今流传。那贺石渠每隔十天左右必骑马赶回梅松第与二人聚会，带回最新的时局消息。他们常常在那棵千年古枫树（后来大跃进时期被砍伐）下散步，村民只知道两位是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贵客，期间不曾走漏半点风声。两个月后，二人安全离开湘乡，赴上海从事办报、印刷等党组织安排的工作。

故事引人入胜，不觉已是饭时。大姐的大女儿彭燕昨天恰好回来看父母，她不愧是烹饪农家菜的高手。我们闲聊不过两个小时，红椒炒土鸡、香辣稻田龙虾、大骨炖塘藕、鳝鱼南粉汤等大菜就摆上了堂屋的桌子。大姐夫拿出自家泡制的杨梅酒，红亮亮的酒液倒进杯中，一股浓郁酸香的气味扑鼻而来，使人口舌生津。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在贺润清感慨吟诗的氛围中，大家吃菜品酒，胃口大开，兴致高涨，谈论着农村发展的话题，特别是这些农机设备的优越性。这些农机尽管在北方平原、大农场早已普及，但在湖南丘陵地区的农村，却也是近几年才广泛使用。洪门村在周边乡镇里，水稻种植公司化运营是很成功的，特别是今年这些配套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提供了保障。据说书记廖小斌已经争取到了三千多万元的政府农田改造项目，今年秋后就对村里的农田进行平整改造，打通丘与丘的田垄，在田塅中再加修机耕道，这样更有利于现代化耕种。

这时彭燕给大家上饭，电饭锅一揭开，顿时满室生香，浓香沁甜的米饭强烈地冲击着每个人的味蕾，入口之后迫不及待滑入食道，使人根本停不下筷子。“这是今年的新谷吗？真好吃。”我和贺润清差不多同时发问并且赞叹。“是啊，昨天才打的香稻，请大家尝新。”大姐夫介绍说：“今年黄林他们种了两个品牌的香稻，一共三百亩，据说亩产一千斤，市场价可以卖十元一斤呢。”这饭确实好吃，我忍不住又添了半碗。“可惜，洪门村那时只有箕米饭吃，没有这样的香米，慢待了何叔衡、谢觉哉两位大人物。” 箕米是用石臼舂米或用碾子将稻谷去壳，再用簸箕过筛，家乡人称作箕米，煮出的饭口感粗糙不细腻。在座的吃过箕米饭的恐怕只有贺润清了，他的话引得大家笑起来。饮水思源，大家自然地谈起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功勋。这位“当代神农”帮助人类用科技手段战胜了饥饿的威胁，为全国人民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民以食为天，杜甫用稻粟满仓描写盛唐的富足，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获得感。只有经历过饥饿痛苦的人才体会到粮食的珍贵，最能品味到稻米的香甜。仓里有粮，心中不慌。今日之中国，端稳了自己的饭碗，成功解决了十四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确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伟大奇迹。

雨馀静听溪流激，风过时闻稻米香。夏雨过后，一阵阵南风吹来，我品味着暖风中浸润的稻香，熟悉的香味里粘连着曾经饥饿的记忆，融合着辛勤劳动的汗水，更饱含着乡村振兴的自豪和对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美好憧憬。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摄影家协会、湖南省生态文学学会会员，湘潭市作协主席团成员，现供职于湘乡市委宣传部。）

责编：陈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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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