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故居——柳庄

文/ 游宇明

在晚清，左宗棠和曾国藩都属于那种对家里人特别“小气”的官员，有时甚至到了非常苛刻的程度。关于曾国藩，我写过不少文字，这里专门说说左宗棠。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出身寒门，从小缺衣少食，成年后不得不入赘湘潭周家，数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于是失去了直接入仕的机会。但这个人特别有才，在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手下做事，出的主意让两人无不佩服，实际上掌握了一省的决策之权。五十岁之后，左宗棠开始统领一支湘军，后来又做了浙江巡抚，陕甘、两江总督，手中的钱开始多起来。清代官员只有做到巡抚以上，正常收入便极其可观，巡抚、总督工资不高，每年只有一百多两银子，但公务员补贴（养廉银）数字却大得吓人，巡抚达到一万多两银子，总督可以达到二万。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他们真正的年薪每年有三四百万元之巨。何况，晚清腐败透顶，统兵将帅想从军饷里弄点钱易如反掌。左宗棠是清官，从不贪污受贿，从军饷中捞钱这一点可以排除，但他的正常收入可观，无须讳言，每年给家庭三五千两银子，半点困难也没有，然而，有一点特别出人意料：无论做多大的官，左宗棠一年寄回老家的钱都是固定的二百两银子，从不多给。

左宗棠从湖南出去时，老家的房子很破败，后来功成名就，儿子们觉得应该将老宅改建一下，他们知道父亲可能不会同意，就想将生米煮成熟饭，先改了再说。得知这个消息，左宗棠写了一封家书，将两个儿子痛骂一顿：“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禀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

文章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左宗棠出身贫寒，忧患心强，将钱看得很重，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他的生平，看法会截然相反。

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的出生地湘阴发生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1877），陕甘等地大旱，身为总督的左宗棠带头捐款救灾，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1879），老部下、原陕西巡抚刘典逝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私人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这类事情，左宗棠做得很多，有资助老学者印书的，有捐助落第士子回乡路费的，有周济贫困亲友生活的，有救济同年科考者后代的……

左宗棠对钱看得很轻，却对家人“小气”，原因有两个。

不愿天下贫穷，而自己独富。在一封家书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最主要的是左宗棠特别看重后代的品性，不愿意他们养成纨绔作风，他觉得自己给的钱少，儿女便会自我奋斗；给的钱多，一定会坐享其成。左宗棠有次跟曾国藩聊天，曾这样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儿子们偶尔来官署小住，左宗棠总是不忘叮嘱：“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一句话，在左宗棠看来，家人过得苦一点毫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有人变坏。

播下种子，往往会有收获。因为左宗棠对家人的“小气”，其后代很有作为，儿子左孝同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孙子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第五代孙女左焕琛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此外，还有后人外科大医左景鉴、杰出生物学家左坚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句老话，却也是被漫漫时光证明了的真理。

摘自《湘声报》

作者：游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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