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不朽

评《为什么是滕子京》

李望生

《为什么是滕子京》(黄军建著，湘潭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是个书名，如果去掉书名号，则是一个设问句。不过，这个设问句是不仅可以加问号，还是可以加惊叹号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设问句形式为书名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恕我识薄，在我看来，此风起于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记得当时我读《为什么是深圳》，读到最后，我读出的是一种追问，“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只是深圳？为什么不是……”(见拙评“陈启文国情报告文学论”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创刊号)。后来，我又读到了金一南的《为什么是中国》。读到最后，我读到的是一种自信，一个大国的自信:为什么是中国？因为，面对世界霸权，只能是中国站出来说“不”！现在面对着黄军建的《为什么是滕子京》，我却有点为作者忐忑。陈启文的追问和金一南的自信是建立在一种强实的基础之上的:前者的追问在希望，后者的自信在国力；且二者的设问对象均为一个地域(城市与国家在普世读者面前，都应该只是一个大、小有别的地域)，黄军建的设问对象却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地域，一个人是何等的渺小，且不用说其他了。

我想:黄军建的这个设问要想有力度，他起码得要回答出读者可能潜在的三个问题:一是滕子京为何方人士，他的为人如何？二是滕子京凭什么成为这个设问的对象？换句话说，滕子京对历史、文化、人类有过什么大的贡献？回答完了前两个问题，为什么是滕子京？这个设问才有了读者探寻的价值。显然，有兴趣探寻这个答案者，就阅读价值看，就只有在黄军建所提供的这近二十二万个汉字中寻找了。

我就是这个“有兴趣探寻答案者”之一。

滕子京这个名字，我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得知的。从《岳阳楼记》中我读出了有关滕子京的三个信息:一是滕子京是个贬官；二是滕子京当时治理的岳阳“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三是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至于滕子京因何而贬，如何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为什么要重修岳阳楼？直至今天，可能除了一些专家和对历史有兴趣者知道外，我等普通读者最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黄军建是这样向读者介绍滕子京的(大意):滕子京北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出生于河南洛阳一个官宦之家，“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却没有享受到荫庇之幸。”其“七岁丧父，凭苦读，进士及第”，后“靠实干，官从五品”，再后来“衔冤负屈，被弹劾，三次遭贬”。至于滕子京的为人如何？黄军建是这样告诉读者的:“滕子京，在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针锋相对，毁誉不一。”“纵观滕子京为官足迹，六起六落……，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敢于担当。他的自负、大胆，让人揪心；他的冲动、倔强，常常使人大惊失色；他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更让人皱眉蹙眼。”然“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庭用兵急人之时，常显用之。”(宋欧阳修《偃虹堤记》)可以看出黄军建的秉笔直书，亦可以看出欧阳修的公正评判。黄军建直言:“历史需要滕子京，社会、民族都需要滕子京，时代当理直气壮的为滕子京立传，责无旁贷地把担当精神一代代传承开来。”我认为，这怕就是黄军建写作此书的冲动了。

读完《为什么是滕子京》，我似乎明白了黄军建是凭什么将滕子京列为这个设问对象了:他三次以政绩显赫升迁，却因“居朝庭，直揭丹宸之纰缪”而被贬谪；守边关，面对西夏大军压境，他临危不惧，以空城迎敌，虽功震朝庭，却遭政敌弹核；辅助范仲淹推行新政，他才高遭忌，成为了反对派打击的对象；谪守巴陵，他“解民生于倒悬”:他“巧棋止祸根，刺史(使)创造神话”；他“妙策解民愁，州官‘问需于民’”；他“重教化，迁建岳州学宫”；他“排众议，智修三眼桥”；他“战蛟龙，抢筑偃虹堤”；他“救遗产，《岳阳楼诗集》惊艳北宋”；他“使绝招，重修岳阳楼”；正是他“培根铸魂，向‘完人’求楼记”；也是他的“巴陵政绩，助孕(了)《岳阳楼记》”；还是他“庆历中，滕子京滴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也正是他“扎扎实实的政绩从根本上助孕了《岳阳楼记》的构思与底气”；黄军建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没有滕子京，就没有《岳阳楼记》”。

我们常说:任何好的文章(当然包括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等)，都会有一个中心，雅称为:文眼。聪明的黄军建把他这本书的“文眼”隐藏在了书名的后面。《为什么是滕子京》，显然这句话没有说完，而他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凡能捧读他这本书的人都能说出来。为什么是滕子京？为什么是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后者才是这个设问的完整句。正如他在本书的结(束)语中所问:“为什么是滕子京？假如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会不会有李子京、张子京、刘子京重修岳阳楼？”我认为:是会有的。但是，他们修出的绝对只会是一座物质的楼，一座会毁于天灾和人祸的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范仲俺的《岳阳楼记》，岳阳楼的结构再精巧，那也只会是“所谓岳阳楼者，徙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末见也，宁堪乎久焉？”(滕子京《求记书》)也就是说，没有范仲淹给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注入一种精神，岳阳楼则永远也不过是一座物质的搂。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范仲淹又会给滕子京的岳阳楼注入这种精神呢？单单是学者们说的范仲淹的一贯思想吗？我认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滕子京正是范仲淹忧乐精神的践行者！是的，黄军建告诉读者，滕子京是在用他的一生践行着“先忧后乐”的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滕子京“居庙堂”时直谏君王之过，屡遭贬谪而不悔。“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滕子京三贬不坠志，修通和桥，兴学宫，筑偃虹题，为民呕心沥血。可以说，没有滕子京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他的《求记书》写得再好，他的《洞庭秋晚图》画得再美，以范仲淹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为滕子京写出这篇《岳阳楼记》的！行文至此，答案已显:为什么是滕子京？是因为滕子京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种精神！他能承受得起中国读书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精神！也只有能践行这种精神的人，才配得上重修或再修这座精神的丰碑岳阳楼。

是的，楼可以毁，人可以死，然，精神不朽！

责编：王相辉

一审：徐典波

二审：颜石敦

三审：刘永涛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