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泽巨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

“吃不得读书的苦，就要吃社会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

诸如此类的劝诫青少年读书的名言警句和励志故事，近年来频繁地跳动在几乎人人拥有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上。每当看到这些名言警句和励志故事，我就会记得近些年来近距离接触高中学生的点点滴滴。

我提前退休后，领办了常德吉辰阳光艺术培训学校，专事高中生之高考的特殊类别——艺术专业生的考前培训，经常深入到湘西北的20多所高中学校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一个现象令我惊异：以一个县为例，在读的高中生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厌学厌书;还有大批的未能考上高中的青少年中，则有大于三分之二的学生厌学厌书。因此，在全社会的适龄青少年中，就有超于二分之一的青少年厌学厌书。我曾多次在教室中聆听班主任苦口婆心地向学生讲述读书的好处：说道理，摆事例，深情地宣告学生父母的期待;我也常常在教师办公室聆听班主任掏心掏肺地向个别学生劝告好好读书。在慈利县一所隐匿深山的中学，我聆听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班主任几乎声泪俱下地呼吁：“你们不读书，怎么走出大山?难道就准备像我这样，在大山里待一辈子吗?”我也曾在我家乡临澧县的一所中学，目睹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班主任，反复规劝一位男生好好读书，那个男生还是不理不睬，男班主任忍无可忍，扬起大手猛地摔向那个男生的面部，打得那男生鼻青脸肿，但他没有哭泣。

我也数百次数千次地劝导部分学生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他们仍呆若木鸡。“你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宅家里。”“宅多久?”“不知道。”我也告诉他们：“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只能卖苦力。”他们不假思索地答道：“卖苦力，就卖苦力。”

每当此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记起自己青少年时代读书难、苦读书的情景。

我出生在澧阳平原的西部，我的青少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和七十年代的前期，也就是“文革”十年的时期。那是我国一个令人痛心的时代。图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高尔基、作家浩然等人的著作外，其余古今中外的优秀书籍，全部被贴上了“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黑货”的标签，新华书店(那时没有民办书店)不准出售，家庭收藏的要上交烧毁;“文革”前生产的多数优秀电影和国外引进的优秀电影也被贴上了“封、资、修黑货”的标签而打入冷宫，只有《闪闪的红星》等少量电影可以放映;城市的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仅有八台样板戏，但在农村看不到。农村没有幼儿园，父亲在我四五岁时就拿出他用毛笔书写的《百家姓》《四言杂字》《三字经》《曾广贤文》教我认字，解释意义。读书之外，他有时拿出算盘告诉我计算加减乘除，或者拿出毛笔、墨汁、砚台、粗糙的黄纸教我磨墨写字。每逢我厌倦时，他就拿起竹条子抽我，一边抽，一边吼：“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猪。”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高等小学肄业生，读了五年小学，终生阅读文言文书籍，手不释卷。

终于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的小学已改为五年制，开设语文、算术、科学常识、体育等课程，最后那年的语文教材是老师用钢笔刻蜡纸后油印出来的十几条政治标语口号。整个小学阶段，主要时间是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刘邓陶”和“走资派”，很少规规矩矩上课。我就偷偷读三哥读过的中学语文教材和收藏的图书，如《鲁迅小说集》《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林海雪原》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英国小说《牛虻》。

上小学的阶段也是当放牛娃的阶段。我每天早晚要牵一头大水牛到草多的路段或湖边吃草。放牛时光也是我读书的美妙时光。我一边牵着水牛吃草，一边看书。我最爱牵牛到龙湖阳岸的张家嘴一带放牧。那是一片坆地，荒凉偏僻，方圆数公里没有人家，因此没有儿童到此处放牧，因而水草丰茂。我不担心水牛吃食庄稼，便放开绳索让它自由恣肆，我则坐在坟堆间聚精会神地看书。每读一本书，就像闯进了一片新的世界，令我着迷和向往。少剑波、白茹、阿Q、孔乙己、祥林嫂、保尔·柯擦金、亚瑟和琼玛等人物形象，每天在我眼前跳跃、奔跑，驱赶了我对坟地鬼魂的恐惧。

三哥的书读完了，我就找大队的小伙伴和亲戚家的小伙伴借书读。我得到了民国时代出版的竖版繁体字《唐诗三百首》和新中国出版的《红岩》《青春之歌》《山乡风云》《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等长篇小说。但这些都被贴上了“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不能公开阅读，只能偷读;如果给大队干部或红卫兵发现后，就会被当场撕毁或没收。

很少正规上课的五年小学生活似乎很快就结束了，我的放牛娃生涯也结束了。我来到了位于哈市镇东头的县二中读初中。初中开设的课程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体育、唱歌。我因家境贫寒，交不起住宿费，每天只能跑通学。学校离家七华里，晴天、阴天还好，每逢雨、雪天，我就只有一把油纸伞遮风挡雨，常常走到学校，膝盖以下裤子已经全部淋湿，只能穿着湿的裤子直到放学回家;家里无稻米可交学校食堂，也交不起搭餐费，每天在家早、晚只能吃干粥或灰萝卜饭、红薯饭，中午只能饿肚子，放学的路上常常因为饥饿而走不回家。两年初中毕业后，我因不被大队党支部推荐上高中而辍学回家务农。半年之后，因父亲苦苦求情，大队党支部才同意我重读一个学期的初中，然后读了两年的高中。那时除了毛泽东、鲁迅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的著作可以在新华书店买到外，其它中外图书都被贴上了“封资修黑货”的标签而打入了冷宫，我也无钱买书。这时，哈市镇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女知识青年——四姐，成为我读书的重要来源。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同时练习写论文、散文。高二的时候，我经三哥介绍，结识了湖南日报社记者滕纯孝，跟着他学习消息与通讯的写作。

两年高中毕业后，我又回乡当了农民。那时正是党中央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运动的时候，我被裹挟到“学理论”的潮流中。这时我有了点零用钱，一年要去一、两次哈市镇的新华书店买书。这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门面，玻璃柜里摆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论著和鲁迅、高尔基、浩然的文学作品，其它的书籍仍被锁在“封资修黑货”的仓库里。店里只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售货员。我就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列宁回忆录》《毛泽东选集》《母亲》《童年》《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知识》《现代汉语词汇基础知识》《现代汉语修辞基础知识》，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我一字一字地读，在书上作眉批，写体会;《毛泽东选集》一字一字地读了两遍，至今都记得每卷的主要篇目，都能背诵部分段落。同时，我也常常撰写报道本大队工作的新闻稿，投寄县广播站，因而乡亲们经常早晚能从高音喇叭中听到“通讯员龙泽巨的来稿”。这在乡亲们的心中算是一件稀奇事。

1975年的冬天，一位姓邓的老土改根子去世了，中共临澧县委驻大队工作组决定给他开个追悼会，但找不到写追悼词的人，有人推荐了我。我采访了这个老土改根子的家属和所在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的队长，花费了一个晚上写出了悼词，交给了县委工作组的负责人，心里还忐忑不安。第二天晚上召开了追悼会。不料第三天，县委工作组负责人约见了我，告知许多社员在追悼会上听了我写的悼词，都哭起来了。不久，我被任命为大队共青团支部副书记和广播员。但我从事这两项工作的时间，生产队长不给记工分，我算是白干了。1976年9月，我被新合人民公社党委会抽调到临澧县四新岗的青山水轮泵工程干渠大会战新合民兵团办公室工作，当了四个月的土记者：上午采访，下午写稿，交到刻写钢板的同事刻印简报，次日上午带到工地，每天周而复始。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又被新合人民公社党委会抽调到官厅水库扩建工程办公室继续担任土记者两个月，然后回乡务农，冬季我又被新合人民公社党委会抽调到临澧县青山水轮泵站扩建工程办公室继续担任土记者， 并于1977年12月18日在县二中学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无论何时何地，我一有空，就读书、背书、练习写作。因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而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延伸读了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艾思奇著述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杨荣国著述的《简明中国哲学史》。

1978年3月，我带着一副破旧的行李来到了长沙市岳麓山下的高等学府，开启了天上掉下来的大学时光。当我看到宏伟壮丽的图书馆大楼，不禁欣喜若狂：“这下有读不完的书了。”

追忆过往，目睹当今多数青少年厌学厌书，不禁感叹不已，痛心不已。

每次忆及，不禁思从中来。这些孩子厌学厌书，源于他们的父母

厌学厌书和对孩子的撒手不管。他们的部分父母，沉溺于喝酒打牌、

洗脚按摩、唱歌跳舞;对于那些热爱读书与写作的成年人，他们视为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书呆子;对于孩子，他们片面理解“儿孙自有

儿孙福”的古训，认为孩子不需有意培养。前些年，我在某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工作，经常进入网吧检查，发现一些父母晚上把年幼的孩子送到网吧玩游戏，自己则在牌桌旁玩得忘了孩子还要回家睡觉。幸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家教”;各级党委把督促父母对孩子的家教纳入了工作职责之一。我坚信，爱学爱书的春风必将吹进每个家庭。

2023年2月写于常德市武陵区

责编：刘涛

一审：刘涛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