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泽巨

澧阳平原背倚武陵山脉，面临洞庭湖。数千年来，它默默地酣睡着，除了湘鄂边界的生民知道它外，外界人很少知道它。

它虽然是湖南的最大一块平原，但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平原家族中，仅仅拥有6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它，只能算个小弟弟，当然够不上它闻名天下；

它虽然在地下储藏了数万吨石膏，但从来没有产生过名震寰球的产品，当然够不上它名闻天下；

它从来没有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过舞台和震惊世界的历史人物作过摇篮，春秋战国时代虽为楚国官员的致仕之所而留下数千座楚墓，但世人只记得郢都；三国时代虽然留下过蜀、吴将领交兵的足迹，但世人只记得荆州，当然够不上它闻名天下。

它就这样酣睡着，酣睡着，以其甘甜的乳汁，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生民。

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几年内，它突然醒来了，一醒来就惊动了世界，就像春秋时代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一样。

于是，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被震惊了，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级党政领导人被震惊了，全世界的华人和日本的国民被震惊了。他们纷至沓来，考察、探求、旅游，一下子把默默无闻的澧阳平原闹腾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

是什么东西使得这块小平原默默沉睡数千年、一夜成名天下惊呢？

先让我们来追踪两位考古学家的足迹。1996年12月的一天，我跟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任所长张学海两位考古界知名专家考察了整整一天。我尽管早已基本了解澧阳平原的神秘价值并提出了开发“澧阳平原古文化遗址旅游”的工作思路，但我一路跟他们看，听他们介绍、讨论，仍有闻所未闻的感觉。两位专家都是六十年代前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何介钧先生方形带圆的脸、宽阔的额头、丰满的双颊、圆阔的腰板无不显示出他的多智和满身活力，虽然年近60，仍说话声音宏亮,步履雄健有力。张学海先生已过退休年龄，瘦小的个子，尖尖的下巴，走起路来仍脚下生风。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生涯使得他们拥有室内学者少有的钢筋铁骨。他们告诉我，从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将近400处史前文化遗址，而且时间序列上连贯30万年前至4000年前，这种史前文化遗址的密集程度和时间连贯程度是我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但足以震惊世界的，是城头山、彭头山和八十垱三大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

我随两位专家走进了位于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境内的城头山遗址。这块圆形的岗地，就是6000年前的城池遗址，占地8万平方米；岗地外环绕着护城河，占地7万平方米。随着两位专家的指点，我终于明白了：城沿高大的土堤就是6000年前的城墙，城墙上分明地留着东、西、南、北四个门的遗址。1992年至1996年的六次发掘中发现了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和连接东西城门的红烧土道路和卵石道路。张学海这位专门从事古城址考古的专家，不断地啧啧称赞：“这里的祖先在6000年前筑城时就进行了初步规划，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在北方发掘过多座古城址，还没有碰到规划有一定水平、保存这么完整的古城址。”他的脸上涌起一潮又一潮的激动和兴奋。何介钧先生不无自豪地说：“最近的发掘成果已经可以确定，城头山在原始社会经历过四次筑城，最早的一次发生在6000年前。这就可以肯定，城头山是已知中国最早的古城遗址了。”“没问题，没问题。”张学海先生的口气斩钉截铁。听了何先生的介绍后，我还专程去长沙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其石门县夹山工作站参观了数千件城头山出土的文物，大量的陶器、精美的玉器、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块纺织物——麻布，已经闪现出当时手工业文明的灿烂曙光；而农业文明就不用说了，大量的栽培水稻遗存和家养的猪、牛、羊的骨骼遗存，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祖先已从获取经济进入了生产经济阶段；但是更令世界震惊的是：1997年冬在东门附近发现了已知世界上最早、保存面积最大又最完整的水稻田。稻田5米宽，发掘20米长还没有到头。当地的农民小心翼翼地用铁铲剥出一块与众不同的土地，看到上面布满了稻谷、稻叶和稻梗，还有一个大田螺，他们惊叫起来，“是水稻田，水稻田！”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运用世界公认的先进手段测定：这是6500年前的稻田。城头山遗址的一系列重大的发现，使它于1992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后话了。

考察了城头山遗址，我又跟随两位专家来到了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彭头山遗址位于澧县大坪乡的孟坪村，西去3公里就是城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者于1986年在这里发现了8500年前至9000年的一个聚落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陶片上的水稻遗迹，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这里的考古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一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文化，已被学术界命名为“彭头山文化”，它与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形成了一条考古文化链。这里当年挖掘的探坑已经复土保护，但在地表上，随时可见当年遗存下来的陶片。遗址也是一块岗地，周围有一条小河经过。彭头山文化遗址往东北行20公里就到了八十垱遗址。它位于澧县梦溪镇的五福村。刚刚发掘过的探坑还没有复土，在沿溪边的遗址看到了祖先居住的房屋土柱留下的遗迹和柴木灰的遗迹。这里震惊世界的是发现了8500年前至9000年的水稻15000粒左右，并发现了一些农具，为澧阳平原是已知世界的水稻发源地之一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浙江省河姆渡聚落遗址出土7000年前栽培稻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认为中国的稻作是从印度传进的观点。学术界已经赐给“八十垱古稻”的命名。1998年春，国家文物局在公布1997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同时，还公布了三项提名奖，“八十垱古稻”的发现名列第一。

就是这三项重大的发现令何介钧先生和他领导的考古所饮誉全国、享誉世界，使他如数家珍向张学海先生介绍澧阳平原的史前文化遗址群时，骄傲的神色羞愧了冬日的暖阳。

出乎意料的是．何介钧先生数了三大家珍之后，还领我和张学海先生考察了另外两个重大遗址——鸡叫城古城址和邱家桥古聚落遗址。鸡叫城遗址位于城头山遗址以东13公里的澧县涔南乡鸡叫村内，也是圆形的城池建在高岗上，城四周是土筑的城墙，城墙外是环形护城河。经过试掘，建城的时间最迟也有5000年历史，但其规模比城头山宏大得多。当地的农民七十年代在城东的护城河内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秘密：在河床的淤泥下面，埋藏着不计其数的宏大古树，古树长达10多米，直径1米左右，枝条尚存，木质还没有朽坏，只是见了阳光就迅速变得炭一样黑。当时农民取出了一些，但埋葬在地下的还不计其数。邱家桥聚落遗址在城头山遗址西去10公里的临澧县九里镇邱家桥村内。七十年代农民在修筑九合公路时，发现了不少木柱，经测定已有5000年的历史，因为保存在淤泥里面，至今没有朽化。在遗址上面，我还和两位专家拾掇了好几块属于5000年前的陶片。这两处遗址，如果发掘出来，成果可能也是很惊人的，只是国家文物局严格控制着不准发掘。随行的另一个考古专家曹传松先生还告诉我，澧阳平原已经发现了近400处史前文化遗址，津市市30万年前的虎爪山文化遗址和石门县5万----2万年前的燕子洞文化遗址，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遗址。

张学海先生是第一次来澧阳平原考察，他每到一地，脸上就增添一份惊奇、一份激动。他的尖下巴不断地上下翕动，不是和何介钧先生切磋观点，就是自言自语：“介钧，你真是有福气！有这么一块澧阳平原，足够你和你的助手们名垂青史哪！”他多次情不自禁地对何介钧先生表示羡慕。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起来：“从澧阳平原的发现来看，从长江三峡的大溪文化和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来看，我们国家在5000年以前，文明的中心很可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来才移到了黄河流域。”何介钧先生没有忽略他的自言自语：“是啊，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文明，是值得重新认识。”我不敢插入他们的探讨，但我在心里说：“果真如此，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就得重写了。”

两位专家的魔力紧紧地吸附着我，我跟着他们继续走着，一直走到了当今祖国的文化中心——北京。

1997年的北京是气象学家关注的北京。持续了数月的高温天气，熬苦了北京人。据“老北京”们说，这样的天气只有1942年出现过。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学术意义专家论证会在华北大酒店举行，我们正为这样的高温天气犯愁，担心那些年迈的、德高望重的专家在来路上中暑。谁知到了那天——7月28日，太阳特别恩宠，早已安排云层挡住了刀剑一般尖利的阳光,我国堪称一流的考古学家们早早就赶来了，用刚劲潇洒的毛笔字在签名簿下留下了鼎鼎大名：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的组长黄景略和成员俞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忠培（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系原系主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式楠和前任所长安志敏，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张学海、何介钧。名流聚集，熠熠生辉。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张文彬和十多位司处长、国家计委的副主任佘建民和国有资产投资司的副司长穆虹、在城头山遗址附近出生的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曹庆泽也闻讯赶来倾听专家们的骇世之言。

专家们尽管以前专程赴澧阳平原考察过，但今天听汇报，看文物，仍是那样专注，那样动情。听完看完，他们满怀激情地、出自肺腑地打着出乎我们意料的评语：“城头山遗址是我国已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澧阳平原是我国已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最集中、最丰富、价值重大的地区。”

他们指出：“城头山遗址所处的澧阳平原古文化遗址特别密集，历史信息特别集中，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早期新石器文化、史前聚落、农业的起步和发展、前国家时期的社会组织和文明因素的形成等重大课题的相当难得的理想地区。”

他们热切地呼吁：国家要投资予以重点保护。在座的领导不愧为国家的忠实公仆，他们的表态令在座的每个人感动和兴奋。国家文物局的领导郑重地表示要将澧阳平原的史前文化遗址群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国家计委的领导郑重地表示要投资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

曹庆泽同志则为自己的家乡有过如此辉煌的早期文化抑制不住兴奋和自豪。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盂宪民显然被专家们的满怀激情的评语感动了，他代表国家文物局的发言使在座的每个人都受到了强烈的感染：“我们国家还没有大规模考古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我们可考虑将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作为一个保护和认识的区域，将来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听了专家的发言后，我觉得只保护城头山，面积还窄了一些，一个城总是和城外有关系的。今后我们规划要采取的措施可以站在一个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和角度上去考虑，我们不只考虑城头山这一个遗址，在300多处史前遗址中，如果有重要的而又受到破坏的也要保护。除了以城头山遗址为中心，我们还要从澧县整体角度，从史前遗址群方面多做些工作，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战略。作为澧县这一重要区域，要考虑把它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长江流域有这么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区。”

会后，我们匆匆赶回澧县落实国家文物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示要求。经过炎热的8月一个月的辛勤劳动，以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和澧县人民政府联合署名的两份文件——《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保护规划》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博物馆建设请示报告和项目建议书》，就送到了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立即批准了我们的保护规划并正式决定将包括城头山遗址在内的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要求国家计委专门拨款保护和建馆。湖南省计委不久也批准了建馆立项。

穿梭于澧县、长沙和北京之间，拜会各级多方面的领导和多方面的专家，我的眼前不断出现一幅绚烂夺目的图景：更多的遗址发掘的惊世成果从澧阳平原传向世界各地，世界独一无二的史前文化遗址旅游区使沉睡了五千年的澧阳平原变成了世界各国旅游者云集的乐园。兴奋和自豪感灌满我的每一根血脉、每一根神经。

这种兴奋和自豪感决不是轻浮的和廉价的。

自1988年以来，祖国大陆和港澳台的新闻媒体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澧阳平原一项接一项的考古新发现；

日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的考古学者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或准备来到澧阳平原留下他们的足迹、汗水和惊奇的目光；

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炎黄子孙一批又一批地来到澧阳平原瞻仰祖先在10000——4000年前的辉煌文明。

我接待过两批日本客人，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97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徜徉在澧县桃花滩宾馆的广场上，等待着来自日本的长江古文明旅游团的游客们从梦溪的八十垱遗址归来。暮霭不声不响地笼罩了庄严美丽的桃花滩宾馆和美艳动人的澧阳平原，吃晚饭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日本游客还没有归来，我的肠胃早已乞求饭食的填充。县文物管理处的主任曹传松送来一份旅游团成员名单的复印件，就着灯光一看，我一下懵住了：代表团的16位成员都是家庭主妇和退休男工，平均年龄71.6岁，男的最大86岁，女的最大82岁。“真没想到，年龄这么大的退休职工和家庭主妇不远万里赶到我们这里来。”我对老曹说。“是啊！这是第十一批日本友人了。我们的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许多日本朋友想来。”我不禁沉入对前次接待日本客人的回忆中……

“回来了，回来了！”老曹的报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只见一个个满头白发、个儿不高的老人从旅游客车上走下来。他们精神爠铄，步履矫健，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仍看不到饥饿和疲倦的神情。下了车，他们用抹布不慌不忙地擦尽从乡间小路上带到鞋上的泥土，然后才背着包裹走进宾馆的大厅。吃饭，吃饭之后就睡了，第二天早晨七点半，他们又坐上了去城头山遗址的大客车。

1996年的春天，也是傍晚，我随当时的县长李学林先生接待了日本国国际文化访华团。访华团是由日本的考古专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八十垱出土了那么多已知世界最早的稻谷遗存。他们大胆地推断：“澧阳平原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他们发现了我们惊奇的目光，一点也不感到理亏。他们向我们娓娓道来：“我们这样说是有依据的。澧阳平原地处秦岭以南，位于武陵山脉和洞庭湖之间，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当时肯定有不少野生稻。当时的人们结束摘野果、打野兽为生的历史后从武陵山上下来，肯定要定居澧阳平原，把这里的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尽管他们说得那么自信，我却至今不敢公开宣传，我担心别人骂我“吹牛”。但当我把日本专家的判断告诉给老新闻专家、新华通讯社湖南分社社长李业英先生时，他表示了可信的态度，并作了进一步的推断：“我们湖南哪，当今和古代都是中国和世界的水稻王国。”如果他的结论能够得到证实，那该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啊，因为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以稻米作主食，世界也有不少人口以稻米作主食。

又是一个春天，最近的一个春天，1998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文物局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摄制的大型历史电影系列艺术片《中华文明》，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准备启镜。国家领导人有要求，摄制人员有决心，拍成中国第一部大型文化系列片，拍成世界级精品，拍成以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领导人的珍贵礼物。投资巨大，总共12集，每集耗资380万元。

5月23日，他们由27人组成的摄制组，带着从八一电影制片厂租用的价值3000万元的世界一流的电影拍摄设备，带着一台大卡车、两台中巴、三台小车，从北京启程。启程时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他们将奔向何处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告诉我们，他们将驱车1600公里，直奔湖南澧县。经过精心准备，他们于25日在城头山举行了开拍仪式。经过6个日日夜夜的紧张拍摄，他们才兴高采烈地离去。离去前，制片主任周恒祥和导演陈建军告诉我，今年秋天，当日本专家与湖南省考古所联合发掘城头山时，他们还将从北京赶来拍摄，同时，他们还计划为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拍一部电视专题片。当这部电影系列片和电视专题片播映时，我想，世界上将有更多的人为澧阳平原而震惊，吸引更多的文明游客慕名而来。

（原载于龙泽巨散文集《一碟盐菜》，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责编：邓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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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