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懿

为名人传记写序是一件不易的差事，因为涉及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与判断，如何做到准确客观，能够服众，需要历史与全局的眼光。感谢周乐国教授的信任，将厚厚的一本《平民教育家周方先生传》的书稿递到了我手里。这不仅仅是周教授三年多的心血，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与反映。通过周乐国教授的笔触，我们得以穿越时空，重温和追寻周方先生的一生，还有那个时代下在混沌中睡狮初醒的中国。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年国人为国家命运做出的不懈抗争，同时又深刻体会到不同时空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在阅读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我的情绪不时被周方先生的经历、思想打动，被他身上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感染。

周方先生早年所处的中国，已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清政府灭亡之后，民权意识觉醒，救国热情高涨。平民教育与平民文学、平民政治等民主思潮相伴，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社会舞台。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堪国家、民族饱受列强欺辱，以中华振兴图强为己任，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道，并为此投入了毕生的心血。周方先生的平民教育实践正是与这一时代背景相伴相生的。

按照周乐国先生书中提供的《周方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周方先生一生坚持的平民教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1916年周方与邓中夏、蔡和森等在岳麓书院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教校工识字扫盲开始，到1930年周方毅然决然辞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监委常委职务止，这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显著标志，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与摸索，周方先生最终确立了投身平民教育“磨血”救国的人生道路；二是经过组织发起、积极参与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周方先生奠定了湖南平民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标杆地位。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26年9月，全国平民教育年会在长沙举行。“当时，全省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平民教育会，兴办平民学校2000多所，上学人数超过40万，发行平民读本40多万册，都走在其它省份前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及各省、市平民教育会代表一致称颂“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办事切实，可称全国平民教育之冠。”周方先生“平民老总”的身份也由此树立。

从1931年创办“枫林实验学校”开始，到1954年将自己先后创办的四所学校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改为公办为止，这一阶段算是周方先生投身平民教育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有两个重大成果。一是虽然饱经战乱，但历经千辛万苦，周方先生在长沙、新化两地创办了两所枫林中学、两所民范学校，办好“两地四校”的夙愿得以圆满实现；二是经过多年的平民教育实践，周方先生“三化”“四自”“五子”教学理念形成体系并付之实践，成为我国教育思想理念体系的重要组成，对当代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中国教育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1954年秋移居北京到至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周方先生投身平民教育的第三阶段。新中国初期的教育延续解放区时期的方针，有很强的平民意识，重视教育公平，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开门，但“很快面临两重使命：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因而，很快社会化、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就被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教育体制所取代。周方先生早先倡导的平民教育不再有发挥的空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阶段，周方先生依然能初心不改，犹如一颗种子，将自己深深扎根于胡同大院之中，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发挥余热，继续自己的平民教育事业，不仅深得基层组织的肯定，也受到基层民众的热烈欢迎。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经历可以看出，周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平民教育领域当之无愧的倡导者、开创者与力行者之一。

为何是倡导者？一是周方先生立誓进行“磨血”革命，其目的在于救国救民。1921年，在长沙举行的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会上，周方先生强调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救国图强，当务之急是普遍开展平民教育，扫除文盲，开启民智。二是民国时期，周方先生一直是湖南平民教育的旗帜性人物。湖南平民教育事业能在当时成为全国的高地，与他的振臂高呼和敢于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平民老总”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为何是开创者？一是周方先生的平民教育实践在时间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陶行知先生写给周方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平民教育，经公实施于前，朱晏诸君提倡于后，知行步趋其间，不过尽国民义务。”信中表达虽有自谦之意，但对周方先生早于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践的事实却是非常敬佩的。二是通过长期的平民教育实践，周方先生提出了“三化”“四自”“五子”教育理念。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周方先生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劳动化”健全民族的身心，以“生产化”发展“民生”的经济，以“社会化”训练“民权”的普遍，推动学生要练成纯洁的脑子、强健的身子、万能的手膀子、轻快的脚脖子、流利的嘴巴子，可谓将精神层次的平民教育与实践层次的平民教育进行完美结合，这一突破性的教育理念不仅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脉相承，也与斯普朗格提倡的理念高度一致，至今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何是力行者？纵观周方先生的一生，无论是振臂高呼力推平民教育，还是历尽千辛万苦坚持数十年创办“两地四校”，包括迁居北京后依然身体力行推进基层平民教育，他始终能坚持“寻难事做”的信念，屡败屡战，数次白手起家，以武训行乞的办学精神，“碰钉子时常带笑，为树人计不灰心”，因此也总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硬生生在原本荆棘丛生近乎绝望的困境中蹚出一条新路。著名教育家、湖南大学原校长黄士衡曾这样评价说：“予最有感于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方先生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轫的平民教育，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个是由陶行知、晏阳初、朱其慧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1923年成立由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担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20个省区开设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等；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由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举办的平民教育活动，它很快发展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和动员方式。周方先生虽然是独立知识分子发起的平民教育的主要开创者、倡导者与参与者之一，但其实倡导和参与共产党人举办的平民教育活动要更早一些。他不只是和邓中夏、蔡和森一起，在岳麓书院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还亲自见证与参与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新民学会在其租住地周家台子的成立。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周方先生还不断利用学校的身份，掩护共产党人如彭慕陶、马子谷以及中共新化县委等从事革命活动。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读完全书，我禁不住思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周方先生如此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我没有很肯定的答案，但是我猜想，应该是一种刻画在周方先生骨子里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份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人士独具的家国情怀在支撑着他的理想和信念。至少通过这本书的描述，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转眼已过百年，周方先生也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但平民教育的理念、精神和价值并没有过时，周方先生毕生的平民教育实践特别是提出的“三化”“四自”“五子”教育理念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如今， 我国职业教育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实现了由原来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相对独立的教育类型转变，进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新阶段。 截至“十三五”期间， 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13万所、在校生3088万名，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周方先生如果九泉下有知，一定会是欣慰至极的。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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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