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蔡武

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174位两院院士等大量人才，至今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不过，却鲜有人知道，西南联大的前身就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其学校本部旧址就在原长沙韭菜园1号湖南圣经学校，即今长沙市五一大道湖南省政府二院三号办公楼。

2020年12月初，一个暖冬的日子，我特地来寻这个西南联大的光辉起点所在。这是一栋现在看起来也十分宏大壮观的建筑，暗红色外墙低调内敛，整栋建筑为砖木结构，一楼有高大的灰色石质擎柱，各层窗户设计得小而精致，整体与局部都显得棱角分明，有明显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为典型的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宗教建筑，现在是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场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平津高校告急。日寇轰炸天津的第一批炮弹就落在了南开大学，使南开“六去其四”。北大、清华亦遭日军劫掠。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8月28日，分别致函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3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至9月20日，三位校长均抵达长沙，9月28日正式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三校在媒体上发布公告，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

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来到长沙，其中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顾毓琇等一批教授，及郭沫若、田汉、梁思成、林徽因等文化名流。

10月25日正式开学，正式注册的学生有1452个，不及三校原有学生的一半。三校合并后共设文、理、工、法商四院十七系。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了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湖南圣经学校始建于1917年，是美国内地传教会教士葛荫华创办，在民国时期是长沙乃至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国货陈列馆（即中山路百货大楼）的雄伟建筑。

圣经学校的主体是四层大楼，能容纳900名学生在此上课。一层是地下室，地面上有三层，一楼用于学校的办公室，二楼、三楼、四楼用做三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的教室。说起上课，联大学生豆三回忆，有的学生缺课本，有的教室没黑板、没粉笔，甚至最开始连桌椅都没有，老师、学生都是站着上课、听课。因住房十分紧张，圣经学校无法容下学生住宿，于是学校租用德涵女校旧址为女生宿舍，原清朝驻湘的位于协操坪（今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广场）第四十九标营房为男生宿舍，每间营房打地铺，要睡60个男同学。

学生住宿的地方拥挤、破败，甚至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教授们也好不到哪里去，闻一多的住房就是既透风又漏雨。但临大的师生们并不以此为苦，相反，乐在其中。北大学生杨振声回忆说：“我们都各得其所地恢复了学生生活，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到时围住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学生们对长沙晚上九点多钟还有馄饨、荷兰粉、猪血丸子等夜宵吃感到十分惊讶，而教授们则对南阳街的数十家笔庄及玉泉街的书市极感兴趣。当时的政府给学生每月发6元钱伙食费。

在长沙的湘江西岸，“临大”租用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为校址，“临大”工学院电机系和机械系学生被安排在此就读。后来，因长沙“临大”校舍容量有限，原设在长沙市内的“临大”文学院的师生迁往了南岳衡山，在山脚下的湖南圣经学校白龙潭分校设立了“临大”的分校。

“临大”甫一成立，便请来众多嘉宾演讲，《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以及陈独秀、徐特立、郭沫若等，这些嘉宾的身份不同，政治主张亦不同，由此可看出“临大”兼容并蓄的风格。当然，“临大”更是与时俱进的。当时的学习科目便增加了国防化学、现代日本等，并规定女生必须学习救护知识，以便在战时救护战士或平民。“临大”至少有295名学生停学报名参加抗战前线的战斗，学校一律为他们保留了学籍，其中最著名便是求学于“临大”清华化学系的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

没去抗战前线的“临大”学生们也怀着巨大的热情为抗战做着自己的贡献。临时大学剧团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便在天心阁、经武路、中山路、教育会坪演出话剧《疯了的母亲》《暴风雨的前夜》《中华民族的子孙》等，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少同学还参加了“学抗会寒假工作团”组织的“晨呼队”，他们黎明即起，奔赴市内几条主要街道，高唱救亡歌曲，然后齐声高呼口号“同胞们，赶快起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划破了古城黎明的长空！

“临大”一开始选择落户长沙时是做好长期在长沙的准备的，因为长沙地理上纵横南北、控制东西，又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七省铁路、公路的枢纽，相对于沦陷区来说又是大后方，相对安全。但随着战事的发展，特别是日军攻陷南京后，兵锋直指武汉，长沙危在旦夕，教育部于是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1938年2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便分三路向昆明进发了。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但留给湖南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一是众多文化名流、学者带来了历史文化，唤醒了民族精神，浓厚的抗日氛围激发了湖湘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这对“长沙会战”“衡阳会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导致了湖南省的各级学校数量剧增。据《湖南教育史》统计，到1946年止，湖南学校数量比1937年增加了2.6倍，学生增加了2.3倍。长沙临时大学的迁入，使大量的学者、优秀的学生涌入，他们在湖南的行动、传播的思想必然深入到湖南人心中，对湖南教育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站在冬日的圣经学校旧址面前，四周高大的树木被冬日暖阳的风吹得哗哗响，像是当年莘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又像是闻一多先生发出的那一声吼：“只要中华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

作者：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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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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