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艺

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伟大作家，即使他离开很久很久，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他们曾经走过住过的地方看看，期盼在那里捕捉到些许人生美好的神迹和人性光影。

时值谷雨，我来到了长沙市望城区。在下榻的酒店打开一本书，读到杜甫当年曾在望城写的《铜官渚守风》。他的这首诗被称为杜甫的湘江绝唱。

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也是谷雨时节，漂泊一生的杜甫来到湖湘大地，从乔口溯流而上长沙。来到铜官山，江面突刮大风，行船停下，便在铜官街一户人家借住避风。傍晚，他看到谭家坡山上火光冲天，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杜甫以为这是为春耕而烧山，房东告诉他，那不是烧山，而是铜官的龙窑正在用木柴烧制彩瓷。

这是我第一次从杜诗里知道铜官是一个烧制陶瓷的地方。

也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大礁岩附近，当地渔民下海打捞海参时发现一艘沉船，船身上写着“黑石号”。“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当时震惊了世界。这艘船经由东南亚驶向西亚和北非，船上满载的都是中国货物，仅瓷器就近七万件，不乏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白釉绿彩器等唐代南北方著名窑场的精品，其中以长沙窑器皿最多。在这些瓷器外包装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黑石号”沉没的时间大约是唐代中晚时期。而船上的“长沙窑彩绘瓷”，正是杜诗中铜官一带烧制的彩瓷。

我喜欢陶瓷。因为我出生在广西钦州的钦江之滨。钦州坭兴陶与江苏宜兴陶、云南建水陶、重庆荣昌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国家级机构命名为“四大名陶”。钦州坭兴陶利用坭兴陶土的细腻绵密、坚而不脆的特质，把刻、镂、雕、填等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钦江两岸陶土经特定的配比和窑炼，又经打磨和研洗，陶土高温窑变后会呈现“陶褐”与“陶彩”，焕发出凝重内敛的光华，深藏着不事雕琢的绚烂。早在1915年参加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坭兴陶就以这种含蓄古拙之美荣获博览会金奖。自小家里就一直用着各种细腻柔滑的坭兴陶器具，母亲总不时在严肃提醒我们，用这些器具要轻拿轻放，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它打碎了。那时候开始，就感觉陶瓷是漂亮而有神韵的好东西。因为喜欢，便关注相关陶瓷地理，比如四大瓷乡、五大名窑、六大瓷系，又比如陶与瓷的区别等等，当然只是一些皮毛的知识，所以对于长沙窑彩瓷出自铜官，实在有点孤陋寡闻。

我要去铜官，去杜甫诗中的铜官。

在铜官街一家叫“泥人刘”的陶瓷作坊，我遇见了“泥人刘”的后人刘先生。刚进门，刘先生就给我递上一杯滚烫滚烫清香可口的“豆子芝麻茶”，据说这是望城一带主人待客的见面礼节。“泥人刘”客厅的四壁，皆以橱柜和展台环绕。橱柜里琳琅展示的，果然都是铜官窑陶瓷器具，展品质地细密，圆润拙朴，莹莹如泛金石之光，沉沉似藏汉唐之韵。据刘先生自述，这里共收藏铜官窑珍品千余件，许多器物蕴含着铜官的历史信息。他陪着我一起边走边欣赏。刘先生儒雅彬彬，身上自带名士遗味，他的目光落到每一件藏品上，眼里都露出柔情，透着自信和欣悦。他欣悦和自信是因为他长久与泥土、水火共生的亲密经历。他说话柔声细语，我怀疑他的家族一定是铜官的大户人家，但我并不怀疑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相信他有过祖传的艺术训练，更知道他也经历过民间精神的洗礼，甚至知道他为铜官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整天不遗余力地与泥土亲密接触。我只是惊讶他比我想象的更平常平易，就和铜官窑制品一样，平易中饱含着神气和清透。他对铜官窑彩瓷的来路曲直，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谈兴无尽。在他的眼里，铜官瓷就是湘江两岸泥土在跳跃的烈焰中“涅槃重生”，相对于其他名窑，铜官窑是为工匠们施艺、艺术家生发灵感，提供绝佳的物质载体。有通灵的智慧，方能体悟自然之精微，透窥造化之奥秘，于是便有包罗万象的艺术境界。后来，我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里，看到沉睡海底一千多年，打捞出水后历经周折才能回归的那些彩瓷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比肩陈放。这些跨越历史而来的每一件作品，都以铜官人从容自信的姿态，渲染着艺术世界的绚烂无极和自我本色。它们的诞生，是铜官人心血的凝结，赋予了生命。一件件作品，技艺之精湛，特色之鲜明，遗世独立。这些在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成就，无不得益于像刘先生以及铜官的祖祖辈辈富于想象力的文化创造。

刘先生说，其实铜官的先辈早在唐代以前就懂得用泥土生产生活用具，在古潭州周边遗留有大量的陶瓷碎片，距今有更遥远的历史。只是到了唐朝，由于社会安定和繁盛，人们生活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文化艺术比较开放，开放的社会带来观念的改变，因此在陶瓷上表现诗画艺术方面更为突出，陶瓷制作技术发展更加趋向成熟。说到唐朝，陶瓷不得不提驰名中外的唐三彩。这种色彩亮丽并以黄、绿、青三色为基色的陶瓷之魅力至今仍历久不衰。因此，深受影响的十里湘江，百处窑场，极盛时生产时间长、产量大、品质高、釉色美。铜官窑产品堪称与洛阳、西安同代，生长在南方的一枝奇葩，它又不以高高在上的艺术性区隔于普罗大众，而因价格略低深受海外客户的欢迎。

瓷之美，半在釉彩。铜官窑彩瓷集百家釉色之大成，工匠们上承技艺，锐于新发别创，精研揣摩，砥砺尝试，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制釉工艺。上釉的瓷胎经过龙窑烈火锻冶，在自然造化的冥冥助力下，玄变出的色彩，华如霓衣，有一种金黄的色调，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琥珀，光滑细腻，没有杂质，灿然光华，诸彩皆备，至妙至炫。刘先生说，毫无疑问，“黑石号”沉船上的彩瓷器皿就是那时候的产品，其中很多碗具在碗口都有几处不规则的褐色斑块，这类器物在中国本土是少见的，这便是为西亚地区阿拉伯客户特意定制的产品，因此在设计上多有异域的元素，比如描绘一些胡人头像或阿拉伯图案等等。

人们可以在后人编纂的史志中，读到长沙经济地理对外开放的身份，也许想象不到铜官对外开放的意识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发生了。

于是，我想起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一生几乎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在厉兵秣马的同时，汉武帝派出使者张骞前往西域，试图打开国门和匈奴另一侧的西域诸国结成同盟。

张骞当年到了今天阿富汗境内阿姆河的大夏国，惊奇地发现有汉朝的布匹比他更早到达西域。返回长安后，张骞把在大夏国的所见所闻呈报汉武帝。汉武帝惊喜之下，一条打通西出阳关的陆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公元前120年，长安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来自各地的贡品中，有一头大象引起关注，负责运送贡品的官员说，这头大象是南边沿海城市用陶瓷从海外换来的。

南边一定还有一条从海上到达身毒国再抵西域的路，否则中国商品何以避开匈奴源源不断抵达西域？于是，公元前111年起，扬州、宁波、泉州、广州、合浦等南方沿江海地区便慢慢形成了港口，逐渐成了中国与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进行海外贸易的最早商港。一艘艘满载丝绸和陶瓷的帆船，从各个港口驶出，扬帆东南亚，再转至其他国度。一些国家的使臣通过这条海上通道，踏进中国。

这就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千年过去，到了唐代中晚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非常繁华繁忙了。于是，铜官人毗邻湘江右岸而居，天时地利人和，每天都可以看到装载着铜官窑彩瓷产品的中外货船在潭州港竞发，顺着滔滔江水北去，百舸争流，汇入长江，到达扬州港，然后沿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穿越太平洋、印度洋，走向红海、波斯湾，走进世界千家万户。铜官，在中外文明的互相交流中，承载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铜官，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内河始发港之一。

谈吐之间，我发现刘先生和许多望城人一样，对铜官窑情深意切，并为家乡的彩瓷早年就走出国门深感自豪。我想，其实今人和古人一样，都要跟随自己的内心，一辈子专心做某件事，并做精做美某件事，这就是工匠精神吧？！

当我走进谭家坡一号龙窑遗址，抚摸着那些沉睡千年陶瓷生产的每一个工艺流程的平台，深深地呼吸着山间湿润的空气，仿佛感觉到了那个朝代的气象，仿佛感觉到了龙窑的炉火仍在生生不息。前人的绝活至今仍在薪火相传，今天的铜官窑在刘先生等众多传承人的指导下，在众多艺术工匠的参与下，正在光大着这一人类文明的文化遗存。

春火在燃烧。当然，杜甫笔下“春火更烧山”的场景已不会再现，电气化代替了木柴烧，彩瓷的生产设备完全不一样了。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萌生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铜官创造了历史并留下了辉煌的见证。变与相对不变把空间轴线上的人和事、历史与今天连接起来……人间烟火味，最抚人心，有爱，有温度，穿越历史的火光和烟尘，依旧在人世间风靡，一直照亮一条从古老通往今天，从铜官通往世界、通向未来的璀璨之路。

于我而言，我读过了杜甫的诗，走了他走过的一条路，听到了他听到两只白鹤在叫……我见到了铜官，也见到了“黑石号”上的物，宛若同在，便感受到了一种情怀，以及在内心生长出了对铜官窑的亲切。

（本文刊载于《中国作家》2023年第9期文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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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