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吴昕孺

《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是一本还愿之书。

我读初二那年，在我的政治老师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唐宋诗词一百首》，那是我第一次成规模地看到中国古典诗词，好奇地借了看。我最喜欢的是其中李白的作品，同时也喜欢上了李白这个诗人。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迷上了古诗。我一边读，一边摘抄，一边进行拙劣的模仿式写作。高二时，我模仿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了整整一个笔记本的古体诗。结果，被班上一位女同学借走了。借了很久没还，我问他要，她不好意思地说，弄丢了。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张杰悄悄跟我说：“她肯定是太喜欢，所以不愿意还给你了。”

读大学后，我就被当时的朦胧诗潮所裹挟，开始了现代诗的创作。但我对李白、对唐诗，乃至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痴迷，没有丝毫减弱。我利用业余时间通读了李白所有的作品，阅读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写李白的书，只要是关于李白的诗文，都会引起我的关注。

李白，这是我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一个人。多年来，我一直想为李白写一本书，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点，我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本书一下笔就要别开生面，就要激情澎湃，绝不能写成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或者人物传记，我一定要写出一个既不脱离史实又独属于我吴昕孺的李白，否则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不如不写。

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前，我在重读杜甫的作品时（我也很喜欢杜甫），突然想起文坛上的一桩公案：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李白的铁粉、迷弟，杜甫一共给李白写了12首诗，但李白仅仅回了两三首，所以很多人说，他们之间的情感不对等，李白压根儿就不待见杜甫。真的是这样吗？李白和杜甫，中国古典诗歌最为杰出的“双子星座”，难道只是一对塑料兄弟？

我一下子来了灵感，我终于找到写李白的那个点了！于是，我虚构出杜甫每给李白送一首诗，李白就给杜甫回一封信，一共12封信，再加上引子和尾声，就构成了一部书信体现代长篇小说《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

这本书借用书信这种方式，和读者一起跨越时空，与李白自由不羁的灵魂进行对话，见证他跌宕起伏、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在盛唐的斑斓世相中，品味诗人生命中的意气风发与黯然神伤。除了李白与杜甫的关系，这本书还探讨了李白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高适等的关系，还探讨了李白与杨贵妃、玉真公主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李白漂泊一生的种种际遇。

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把手从键盘上放下来，望着窗外，轻轻吁了一口气，极度疲惫又极度欣喜。我觉得，通过这12封信、20万字，我终于找到了我心目中的李白；通过对李白的阅读和创作，我也朝着理想的自己进发。

书稿完成后，我将它发给周实、续文等几位师友，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了多次修改；有超过一半的章节分别在《山花》《芙蓉》《湘江文艺》《文艺生活》《创作》《鹿鸣》《红豆》等文学期刊上发表。在此，特表示感谢。

“君不见”这个书名非常好！但它并不是我自己取的。我交稿时的书名是“李白自述”，湖南文艺出版社以吕苗莉牵头的编辑团队将书名改为“君不见”，让我深为叹服。苗莉、新宇（和我同名）等编辑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或许可以说，《君不见》是我和年轻的他们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君不见》写成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而没有写成一本人物传记呢？

因为我觉得，写人物传记就会拘泥于史实，你写李白就是李白，写的是一个个体，它很难去为群体画像；而写长篇小说只要基于史实，它完全可以由个别上升到普遍——写出一代乃至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困境，共同的智慧与勇敢：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包括后面的苏轼，等等，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失败者，但他们是那么执著，那么坚定，那么富有韧性，从而成为了让后人顶礼膜拜的“伟大的失败者”——他们的伟大正在于他们不怕失败，从而活出了一生的精彩。

这个道理，也正是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每一个读者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失败。如何对待失败，最终将决定一个人的格局和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