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出第十九篇：

费孝通的《再访云南三村》：一场跨越52年的跟踪调研

—— “重温经典学调研”系列⑲

“禄易双村星宿畔，青秧绿竹接山峦；喜看故地换新装，今日重来童叟欢。”这是费孝通于1990年5月26日再次到云南禄丰调研时，看到阔别半个世纪的乡村面貌欣欣向荣、大有不同，有感而发所作。

此时的费孝通已经80岁高龄，距上一次来云南三村调研已过去52年，但不论是抗战时期的初次到访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故地重游，费孝通都是为了“了解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寻找改革内地农民生活状况的办法”这一个目的。尽管此时费孝通已经年迈体弱，但依旧关心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跋涉千里、殚精竭虑写下了这篇追踪调研《重访云南三村》，记录下了云南禄丰、易门、玉溪（以下分别简称“禄村”“易村”“玉村”）从1938年到1990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农村“今后的发展中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

使命驱动

为了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的费孝通先生心知国难当头，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回到祖国。1938年，28岁的费孝通凭借根据在家乡开弦弓村实地调查材料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书名为《江村经济》）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一完成学业，费孝通便怀着拳拳报国之心踏上了归国之路。此时日本已开始全面侵华，费孝通的回国旅途在艰难时局下显得更为漫长。行至越南西贡时，广州和汉口沦陷的消息传来，费孝通只能放弃水路，从越南进入到位于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在其老师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入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两周后在姨母杨季威女士和燕京大学同学王武科的介绍下，于1938年11月15日和燕京大学研究生李有义一起来到了王武科的家乡——距昆明100 余公里的禄丰县大北厂村，开始了对禄村的首次调查。

1982年费孝通与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一起

几乎才安顿下来，费孝通就立即着手对云南乡村进行调查。“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费孝通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1939年费孝通除完成《禄村农田》以外，又指导学生张之毅相继完成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两部学术著作，合辑成《云南三村》。1990年，费孝通通过走访故地追踪调查，完成了《重访云南三村》，前后相隔52年的两部报告，都对三个村庄的人口规模、农业产量、手工业发展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禄村从完全依赖于土地，到后来出现劳力输出和乡镇企业；易村从起初能够依靠手工业来平衡开支，到后来原材料的丧失而导致衰落；玉村则一直能够发挥优势，依托便捷的交通、与市镇的联系产生了发达的商业。两篇调查报告虽然各自独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为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而“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始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经济问题上，关注农民的需要，关注如何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驱使费孝通跨越千山万水、穿越半个世纪两次造访云南三村的动力，无疑是他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调”“研”并重

多种方法分析问题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研究的是自己家乡——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虽然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题，但费孝通对开弦弓村是否足以代表中国也心存疑虑。所以甫一回国，费孝通就立刻开始就云南本地农村开展调查，希望从不同于开弦弓村的云南内地农村类型中找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共性。从方法上讲，费孝通从村子入手展开社会研究，并非没有争议。费孝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史国禄就认为，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子无法代表偌大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国不能漫无目的的研究单个村庄，而应该研究“人种群体”。

但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虽然星罗棋布各不相同，实则农村之间具有很多共性，如果挑出一个村子进行仔细的解剖，从中总结出一些理论，然后再研究其他类型的村子以作进一步的比较，那最终就会不断地丰富这些从具体研究中得来的理论。这样从具体个案中得出的理论也更有可能指导农村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禄村”“易村”和“玉村”就是费孝通选出来进行解剖的“麻雀”。这种通过个体研究总结归纳普遍共性的做法，对调研者的工作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

费孝通在《社会调查自白》一文中写道：“要做好社会调查……要从别人口上取得实情，没有一定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行的”。因此在农村进行调查时，费孝通总是设身处地了解农民所思所想，努力做到“坦白和诚实”，“像是在亲人中向他们学习一样”，以至于费孝通时隔半个世纪再次造访禄村和易村时，“村子里的群众也大多记得我们的名字”。

费孝通与禄村村民在一起。

费孝通初次造访禄村时，住在房东王氏家的小土楼，自己携带炊具解决饮食，克服蚊虫叮咬、交通闭塞、环境恶劣等各种困难，在累计110天的“田野调查”中徒步100多里，问访310余户农户1400余人。重访禄村时，村里还没有通公路，到离村最近的公路还要走3公里的山路，对于年事已高的费孝通来说已经是很大挑战，但是他“还是在想办法想亲自去看一看”，可惜天公不作美，启程前几天下了大雨，这3公里山路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费孝通还是坚持坐车到附近的一个名叫“川街”的小镇，请易村几位认识的老人过来面谈。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连登门拜访都做不到了。”就是在这种与调研对象真诚谦逊的交往中，费孝通掌握了真实可靠的调查资料。

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费孝通也有一套方法。由于调查对象多是农民，在交谈表达上倾向于直抒胸臆表达主观感受，并不会做归纳提炼，但费孝通能通过农民的主观认识抓住问题的关键。如在与禄村塑料厂主王兴国交谈时，对方从1979年开始通过经营企业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也想扩大生产，但心中还是不安，担心“政策不稳”，“一再表示愿意把塑料厂归村里集体经营 ，他可以做个经理，不要当老板”，费孝通从王兴国的个人感受中敏锐察觉到这是因为“社会四周的气氛还对走这条路子有怀疑，何况禄村基层干部又缺乏这类人才， 集体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的缘故。

在虚心诚恳地对调查对象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费孝通还注重对客观数据的收集比对，进行定量分析。在初访禄村时，费孝通认为滇中北地区农田计量单位“工”的具体数值“具有弹性，不利调查”，为了弄清楚“一工田究竟是多少亩”，他亲自带人丈量田块，反复推算，得出“1亩约合2.6工”的结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费孝通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考究严谨、细致认真。

费孝通社会调研手稿

重访云南三村，费孝通为了分析三村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大跃进”，再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段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收集、统计了各个时期的人口、户数、人均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以及非农收入和副业收入等经济指标，如在对禄村经济进行分析的时候，费孝通不仅通过塑胶厂主王兴国的个人经历感受农村企业的发展变化，也用1979年到1989年禄村的家庭手工副业收入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这10年家庭工副业在禄村普遍地有了发展，全村的总收入据报1982年是18万元，1985年是37万元，1989年是123万元， 如果化成可比价值，5年里翻了一番以上是可信的。”通过这种主客观认识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地观察和总结，费孝通对云南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

研以致用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他回答说：“志在富民。”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关心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通过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等地的回访调研，讨论扶贫脱困、城镇建设等社会发展问题。重访云南三村也是他为了了解云南内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 探索怎样利用农业里的剩余劳动力从事生产，进而研究怎样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进行的一次追踪回访。

在初访易村时费孝通就深入调查研究了村中土法造纸和编织篾器两种手工业的发展延续过程，并对易村手工造纸的发端进行了分析。“在易村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手工业。一种是贫穷户利用多余劳动力编织篾器借以贴补生活的副业。这种副业并不需要投资，江边可以自植竹林作为原料，工具也较简单，一把劈削竹子的扁刀就足够了……另一种手工业是制造土纸，实质是作坊工业……”通过对易村的深入调查研究，费孝通认为工业和农业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农民在作为农民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工人。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工业，只是以最传统的形式分散在乡村中，分散在每个农户家里。”

重访易村时，他依旧关心易村手工业的发展，他发现由于1980年易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只把田地包到户，没有把竹林同时包到户。农民群众贪图当前的利益，纷纷趁着竹林“姓‘公’不姓‘包’”的时候大量伐竹，对竹林这一原料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害，土纸作坊也因此倒闭了。他在《重访云南三村》中总结：“象易村这样的偏僻山村，在发挥它有竹林特产的优势时，农民曾经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原料基地被摧毁了，赖以提高生活的工副业恢复不易。单靠土地显然是不容易使这样的村子富起来的”，因此他主张“乡村工业需要从技术和组织上加以改造，既要学会使用新的动力和机器，更要用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从20世纪三十年代进瑶山调研，到2003年因病住院为止，费孝通在近70年的治学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调研经验。1984年，费孝通整理出版了《社会调查自白》一书，结合自己的学术历程系统介绍了开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他在书中写道：“具体方法的掌握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归纳起来说就是三句话：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费孝通二十八次访问开弦弓村、十一次考察甘肃、三访赤峰、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重访云南三村等一系列社会调研实践所凝结的丰富学术成果也验证了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责编：官铭

一审：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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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指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