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

《沈从文与湘西》这部纪录片完整地呈现了沈从文的人生历程、文学道路、生命关切与湘西的关联，它形式紧凑、画面精致、叙事清晰、内容饱满；它通过沈从文的人生轨迹勾连起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变迁的历史，更展示了一幅气象万千的湘西山水画卷，更是全景性地展示了神秘浪漫、多姿多彩的湘西民俗、民间工艺与日常生活。

这部纪录片对视觉传播功能有着非常的自觉，它注重内容的可看性和可听性，不仅浓墨重彩地呈现了湘西山水的瑰奇、神秘、灵秀，更全面细致地将苗族银饰、苗服、苗绣、土家织锦、湘西建筑等民间工艺美术见缝插针地展示出来，还有那些颇具地方色彩，充满视听奇观的毛古斯、哭嫁、傩戏、土家族打溜子、拦门酒、打苗鼓、走刀梯、边边场等的仪式活动；另外，在场景的转换中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境将船工号子、船歌、苗歌、童谣、辰河高腔等内容植入其间，这些音乐形式通过场景中的水手、船工、农人唱出来，不仅带出了一个别具风情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构成一种与视觉场景相配合的背景音，大大地强化了这部纪录片的视听层次。镜头还聚焦于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人世百态、街巷市集、三教九流、日常饮食，于是具有奇观性和展演性的民俗内容便铺展于日常生活的细微肌理。

可以说，这部纪录片匠心独运，通过沈从文的轨迹和活动立体地展示了一个充满自然与人文魅力的湘西；对湘西不同地理景观，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穷形尽相地搜罗和呈现，凸显了“湘西”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更表现了这一概念的视觉和听觉维度：镜头从宏观到微观，从写意到工笔不断变换，从气象万千的自然山水到琳琅满目的各类工艺美术，从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到生动有趣的人世百态，这幅湘西图卷徐缓展开，而行走在这一图卷中的沈从文就仿佛嵌入了这一山水人文的大背景之中——人与这个更大的湘西世界相互作用，人的轨迹和命运便与整个湘西山水人文的影响与浸润密不可分。

这种设计不仅是为了营造视听奇观而刻意造奇，同时也是符合沈从文的文学理念的。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创作和研究是自觉地扎根于自然和民间生活，他以风景画的模式来创作小说，将小说创作比拟为民间工艺美术的制作，而后来沈从文倾心于工艺美术本身的研究，都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那就是将人放到一个更大的天地自然、民俗风物的世界中加以呈现，去把握历史的“变”背后那不变的自然与人性之“常”。这种“常”的世界可以具象为作为小说背景的山川河流，也可以表现为经久不变的风俗和仪式。比如《边城》既让人物在青山碧水中活动，同时也将翠翠的爱情故事设置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沈从文小说中不厌其详的自然山水与节庆仪式描写正在于呈现这个更大的自然之常与人情人性之常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翠翠的爱情，更有那些无名的农人与士兵的平凡的爱憎和哀乐，有妓女与水手对某个人的无法割舍的牵挂，有人与人之间在人际往来、礼物馈赠中所表现的友善与同情。这些普遍的、日常的情感渗透在文本的肌理中，并在几十年没有多少变化的节庆和仪式中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共情。对沈从文而言，这些风俗性的、民间工艺性的内容便成为一种无名的集体性情感的媒介和载体，沈从文后来对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也是着眼于这些工艺品所具有的“联结历史、沟通人我”的功能，它关注的不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那些被既有历史书写所遮蔽和遗漏的无名者的历史，关注的是那种日常生活的“情绪变迁史”。

当然，如此高密度的民俗事项、民间工艺与仪式在这部纪录片中接连不断地出现，它们与沈从文的成长历程以及精神世界如何有效地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叙事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带出来，而不显得像是生硬植入其中的，尤其值得推敲。比如纪录片对于苗歌和船歌等的处理相对较为简单，它们本身就具有抒情性，能够很好地和情境与叙事融为一体，不会觉得生硬和刻意。但那些场面感较强的戏剧和仪式如何在叙事中带出来就破费思量。这部纪录片一方面通过沈从文作品中的文字串联起沈从文一生的成长过程和命运轨迹，这些引证的文字出自《从文自传》《湘西》《湘行书简》《湘行散记》《龙朱》《边城》《水云》《情书》等作品，让叙事的脉络变得有依据，增强了纪录片的学理性。这些引证性文字不仅点出了沈从文人生不用阶段的某些重要节点，更灵活地折射出在这个节点关涉到的地方、风俗、人、事、物，关涉到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情感态度和生命记忆，也能更自然地带出湘西的民俗和工艺。

景观性民俗的引入有时是通过某个具体事件引出的，比如纪录片叙述沈从文在１９２１通过代写情书促成表兄黄玉书与杨光蕙的婚姻，从而引出了对土家族婚礼及其哭嫁仪式的生动展示。有时这种衔接是抽象的，通过对两类事物的隐喻类比来完成的。比如通过１９２２年沈从文青年时人生轨迹的不断起伏，不断重来的特点联想到土家织锦通经断纬工艺同样具有这种“不断重来”的特征，从而抛开情节线去介绍土家织锦。这种引入尽管巧妙，但也难免有一点生硬之感。有的时候又是通过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民族特性来引出具有同样民族特质的湘西风俗。比如纪录片从沈从文到北京后写出来的作品所表现的浪漫主义气质转向对湘西酿酒工艺、拦门酒仪式、边边场对歌中的巫楚浪漫主义的揭示。只是这种对应稍稍有点宽泛了。这些不同的衔接方式有的自然一些，有的生硬一些；有的更贴近沈从文的生命内核，有的只是一种偶然的关系。

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沈从文与湘西”这个并列性词组，如何理解“与”字所构成的湘西与沈从文的连接。湘西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非物质文化到底与沈从文有着一种怎样内在的联系？特别是纪录片的第三部和第四部，主要讲述沈从文离开湘西后的生活和命运，除了中间两次短暂返回湘西，以及沈从文作品主要以湘西为题材之外，要从建立起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似乎就变得有些艰难。特别是沈从文的后半生所从事的文物工作，这和“湘西”又有什么关系呢？相对于前两部对湘西元素的密集呈现，后两部对于“沈从文与湘西”关系的阐述就显得有些松散和薄弱。湘西到底对沈从文意味着什么？湘西形塑了他早期的人生经验，或者像纪录片中所说的“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是他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也影响到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气质。所有这些纪录片都有所揭示与呈现。但我总觉得揭示得还不够透彻，特别是沈从文到北京后所从事的事业和他的命运到底和湘西有着一种怎样的本质性的关联，需要做更深入的考察。

湘西对于沈从文而言，其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明的，它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沈从文最初是因为向往新文化和新文学才离开湘西的，到北京后曾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在精神上是疏离于湘西与湘西文化的，他的文学创作与同时代那些“新青年”一样是书写“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他亦步亦趋地模仿郁达夫式的自叙传形式来表达某种被压抑的爱欲。这类作品一直持续到２０年代中后期，直到徐志摩、胡适对沈从文偶尔为之的那类对于乡土生活、军中生活的浪漫描写的作品表示出激赏，才促发了沈从文开始重新去理解湘西与自身写作的关系，去摸索和确立自己的风格。在这种回溯的过程中，沈从文逐渐发现了自身的生命与创作的源头，一种湘西与自身的更本质的关系逐渐呈现出来。于是１９３２年在三十岁的时候沈从文便追溯他的过往，写出了《从文自传》，通过与过去的连接，重新确立了一个朝向未来的自我。这种与过去的连接即将自身的事业自觉地溯源于湘西。在这里，湘西意味着一本大书，是学校教育、书面文化之外的那个无限的自然与生动的社会，是自然中的声色光影，是民间世界那些普普通通又异彩纷呈的生命形态，是那些农人与士兵身上那些爱憎与哀乐。

这种自觉在沈从文１９３４年的那次返湘之旅中变成了一种宏愿。那个下午，船已经把辰河由桃源到沅陵的主要滩水上完，到了一个平静的长潭里。沈从文面对汤汤河水抚今追昔，生发出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某种彻悟。他发现了文字之外的“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并引起“无言的哀戚”。这种历史是无名的历史，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像沈从文一样冥顽不化地以“乡下人”自居：如此彻底地反思由知识构成的身份与权利，由文字构成的盲视与偏见。在这个下午，在这条河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低语：“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一位在北京文坛小有成就的作家在返湘之旅中从那些水手和农人身上重新寻回真正的自己，这已经不是对民间世界的深情，而是将自己重新放回到一个最平凡而卑微的位置上。所谓“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这种回归与启悟让沈从文自觉地站在了文字之外的那个无名与沉默的世界，他试图重新定义文学与历史，让被既有的文学体制所遮蔽的“无意义”的事物重放光芒，将沉默的人与他们的哀乐重新述说进历史。

也正是这个下午，他产生一种为无名者立言的使命感：“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透入些！”沈从文清点自己写作的意义，重新确立自己的写作自觉；这是一种宏愿，也是给自己许下的诺言。这一天之后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成了对这种使命的践行。无论他的文学书写还是历史研究都“用自己的力量”让一个沉默而丰厚的世界显现，无论是他“贴着人物写”的方法论，还是“文字不如绘画”的表征焦虑，还是以抽象抒情来赋予那些小小哀乐以形式，抑或他区别于主流历史书写的那种对“小东小西”、“杂文物”的倾心，都源自同一种“异常感动”与爱！

正是通过对象湘西的回溯与重返，沈从文重新发现了自然、人性，重新界定了文学、历史。他以湘西的农民和士兵为淳朴的范型去认识人民，并进而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农人们的这种爱憎表现、沉淀于他们日常生活，形成了经久不变的风俗。在他们的歌声里，仪式中，在他们创作的工艺作品中，沈从文找到了历史的秘密，历史是人心人性的相通，是情绪变迁的历史。这种属于老百姓创造的、人民创造的历史现形于他们创作的音乐、舞蹈、戏剧和各种民间工艺品中。沈从文也由此发现了创作的秘密，就是如何将个人化的爱欲与情感转化为一种精巧的形式，就像一位老式匠人制作一件作品。于是，沈从文的文学写作与他的文物研究贯穿了一种共通的原则。

这就是沈从文通过回溯，通过返湘所重新发现和确立的东西，就是湘西所给予沈从文的教诲，湘西在沈从文这里并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素材，也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情调，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审美的目光，而是一种丰富饱满、多姿多彩的无名的力量的显现，是沈从文的精神的起点和生命的底色，是他百折不回的力量的源泉，是自然、人性，是素朴的心，是那些无名者的爱憎与哀乐，是工艺美术作品中凝结的制器者的情感，是文学作品中那种沟通人我的力量，是音乐和仪式中那种集体性的共情。湘西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到沈从文的生命和事业中来的，它激活了沈从文后来的所有的关切，贯穿了从文学写作到文物研究的所有的工作，一直到沈从文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沈从文与湘西》这部纪录片尽管凸显了沈从文所关切的那个多姿多彩的民间世界，呈现了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所有这一切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共通的精神让这些要素产生内在的联结？是否一旦离开了这些具体的、视觉性的湘西元素，就很难搭建起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是否沈从文的非湘西类题材的写作就与湘西无关，是否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就彻底地远离了湘西？事实上湘西从未离开沈从文，它以一种更深刻而隐匿的方式影响和支撑着沈从文所有的工作。只有理解了这一点，纪录片中那些偶然的、强行植入的场景才能真正与人物、事件产生一种有机的关联，沈从文离开湘西后的所有生命轨迹也才能在一种“湘西”的视域中得到更深入而连贯的理解和叙述。

（刘泰然，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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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