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叔章(1898年-1992年)

□李林森

今年1月15日，是我姨祖母罗叔章老人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老人终身未婚嫁，作为她亲姐姐的孙儿，我缅怀之情尤为热切。

老人家1898年出生在岳阳县公田镇向阳村罗卜桥屋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统战工作的杰出领袖。

在那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老人家带领三个亲表妹陶桓馥、李沐英、彭援华(彭文)一起投身革命阵营，被誉为“巴陵四朵革命金花”。为壮大革命队伍，她将亲戚李际闾、彭庆昭、彭庆明、郭观梅、郭超以及我父亲三兄弟也都拉进了革命队伍。

老人家一生政策纪律严明，是廉政典范。生活上有人求助时，有求必应，但涉及私事与国事相左时，不论大事小事，不管是谁。她总是婉言相拒，并谆谆告诫我们:“共产党人打江山是为每一个人好，而不是为某一个人好。越亲越不行，请你们谅解。”

1944年，我的父亲李菊村被姨妈罗叔章安插在湖南沅陵五金电料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传递情报人出事，父亲被暴露，在被敌特抓捕逃跑途中，翻越围墙双脚摔断，好在幸运逃脱，回老家后以腿患风湿病为由在家治疗，对外从不敢伸张，怕遭来祸端。只要一暴露，就会有杀头的危险，甚至殃及全家。

那年丢掉工作后的父亲双腿残疾了，家里没有生活来源，但一家七口还得生存，不得已我爷爷找外面的亲戚朋友挪借了一些钱，在乡下购置了一石田(相当于现在的六亩三分田)。几年后又碰到了土地改革，爷爷和父亲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来在“文革”时期还经常被拉出去批斗。

脚残了回家养伤的父亲，生活已经难以为继，只得中断12岁的大儿子祥林读私塾，将他送到岳阳街上堂姑父的布匹店当学徒，7岁的二儿子玉林只得在家里放牛，致终身文盲，现在86岁高龄的李玉林在六年前中风瘫痪在床，生活极为困难，但他毫无怨言。试想父亲若是当年不当地下党员，就不会致残，也不至于丢了工作，让孩子们失学而成为文盲吧!

一直到了1954年，罗叔章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奶奶找到亲妹妹，请求安排、恢复我父亲的工作。罗叔章以国家才建立，百废待兴，暂不能吸收残疾人工作为由，婉言拒绝。当然，生活困难时，老人家还是会拿自己的工资接济我家。

1950年7月，我满叔李畏三和满婶唐九珍在罗叔章的鼓励下成为志愿军赴朝参战，1953年回国，被转业在东北辽宁。我奶奶前去东北带孙子，由于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冻病在床持久不愈，此情况被李富春副总理(蔡畅的丈夫)知道后，才将叔父调到北京。

1959年8月，罗叔章任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她在轻工部部长会议上陈述，洞庭湖盛产芦苇，适合办造纸厂，不然芦苇烂在水里，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损失，国家当时正处在百废待兴之时，这个好建议，马上得到国务院的通过。于是城陵矶造纸厂很快办起来了。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政策调整，城陵矶造纸厂最终被解散了。当时，我的三哥李墨林(城陵矶纸巾铜网车间的技工)正在北京实习。三哥找到罗叔章，诉说不能丢了工作，再找工作很困难，想留在厂里，而罗叔章斩钉截铁地说：“那不行，作为我的亲戚，必须无条件带头下放。”由于罗叔章的坚持，三哥只得下放，厂里其他职工看到三哥这么硬的后台都被下放了，也就只得乖乖地认了。后来落实政策时，我三哥也曾去过北京找过罗叔章，也遭到严词拒绝，只好作罢。后来，三哥至死都在农村种田，一直未返回厂里。

罗叔章的办事原则是:公与私必须彻底厘清，哪怕违规一丝都不行。至于亲戚、同志间金钱的帮扶她毫不吝啬，但涉及公事，就一丁点都不行。记得1974年12月，我去北京看望罗叔章，刚好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她特别忙，便让秘书接待。秘书礼节性地泡了一杯茶，招待了一顿便餐，饭后，我清楚地注意到秘书的清单上：扣茶水费0.1元，餐费……我纳闷了，问她：“您这里喝一杯茶还要扣一毛钱?”她笑了笑说:“是呀，茶叶和自来水都是用钱买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何况还要用煤火烧，如果不付钱，不就是贪便宜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铁规，谁也不能违反!”

罗叔章既是一个可敬、可畏、可亲、可怕的领导，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亲人。

1963年，全国学毛田，罗叔章作为中央领导视察家乡，对家乡极为关心，特别是对老家罗卜桥屋场的困难现状尤为关注，家乡人民也期待她能给予特殊照顾，她也曾代家乡人民给有关部门递过报告，但只批了一台拖拉机和一些农用机械。由于罗叔章毕生清正廉明，家乡人对此大失所望，认为太不重情义。

当时这种情况下，全国一盘棋必须全盘兼顾，顾此就会失彼，怎么只单独照顾自己老家呢!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家之大家，哪来的小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罗叔章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劳动部副部长、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要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等。

1992年罗叔章逝世，中共中央才在追悼大会上公开她的中共党员身份。长期以来，党中央需要卓越的非党统战领导人，在党外作地下工作，所以罗叔章对外长期隐去了中共党员身份，这也就是她自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及至后面四十多年来，为什么一直未升迁，且一直在党外任副职的原因，因为民主人士原则上不能担任党内正职。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后，罗叔章(中)陪同送宋庆龄去天津时，与周恩来总理共进晚餐。(资料图片)

罗叔章是我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统战工作的杰出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谋求个人解放，到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从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是1934年入党的老党员，组织上让她隐瞒共产党员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亲密交往。五十多年，宋庆龄一直以为罗叔章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并不知她是共产党员，一直亲如姐妹。宋庆龄的出行和重大事情都告知她，并请她参与决策。白色恐怖期间，她一直在宋庆龄身边，并通过宋女士这种特殊关系，巧妙地营救党内和党外被抓捕的革命同志，以及及时传达落实党中央的指示。

罗叔章与邓颖超于1937年在抗日的中心武汉相识，在重庆时她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交往很多，友谊很深。

邓颖超同志在《罗叔章文集》内作序说:“一个人在一事，一时有奉献是容易的，难得的是罗叔章同志把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并认为罗叔章接受工作时，第一不讲价钱，第二非常乐观，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像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就有生气，有温暖。因此，邓颖超一直以“春风大姐”亲切地称呼罗叔章。 “文化大革命”中，罗叔章曾受到冲击。邓颖超主动关心她，给她打电话，鼓励她坚持斗争。1991年，当《罗叔章文选》编辑出版时，邓颖超以87岁高龄亲自为文选写序言，高度赞扬罗叔章身居高位，廉洁自律、无私奉献。

为实施新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罗叔章多次到山东、江苏、湖南等地考察油脂原料，到湖北、贵州等地考察油茶林，到岳阳考察开发洞庭湖资源。五、六十年代，罗叔章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要做工商界的妇女工作，推动了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岳阳是罗叔章的家乡，按规定干部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回乡探亲和游山玩水，罗叔章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几过家门而不入。50年代初，罗叔章住在中南海。按规定，凡亲友来访不能进中南海。罗叔章的亲姐姐和亲侄儿来看望她，她也将他们都安排住在外面的旅馆。

1985年，罗叔章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进入90年代，她身体大不如前，已离不开心脏起搏器，她认为有必要安排后事。她对秘书说，请把何香凝先生在30年代送给我的几幅亲笔画和我的全部藏书交给岳阳市人民政府，送给家乡人民。

1992年1月15日，罗叔章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4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审：张璇

二审：徐典波

三审：刘永涛

作者：李林森

责编：王相辉

来源：岳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