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了《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该书也是我国第一部乡村文化蓝皮书。

根据我国通行的范畴，“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主要包括巩固乡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推进与时俱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保护和善用乡村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创意引领和文旅融合的乡村文化产业等等，它们是党中央多年倡导建设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维度，也构成了本蓝皮书各栏目文章的基本论题。

蓝皮书首次从历史哲学的叙事尺度，衡量审视我国乡村文明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百年巨变”，梳理概括乡村文明从“乡土中国”范式向“城乡融合中国”范式转变的历程，探索思考塑造中国式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条件。

记者注意到，蓝皮书提出了如下几个判断：

判断一：我国当下和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最高任务是“使乡村民众文明起来”。

蓝皮书指出，当下正值我国“两个一百年”的交汇之年，这一重大时间节点赋予我们一种历史哲学的大视野，从这个视野来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远不限于乡村范围，也不限于某个具体文化建设领域，而是要指向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转变的同时，更要以开创新的现代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为当今世界创造和提供一个“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文明典范。据此而论，“使乡村民众文明起来”应该是我国当下和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最高任务，这样的任务应当作为重要范畴纳入我国2035年“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判断二：过去一百年中，我国乡村文明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城乡二元中国”、“城乡两栖中国”到“城乡融合中国”的范式转型。

蓝皮书称，百年以降，我国乡村文明经历了数千年未有的巨变：传统乡村文明迅速解体，现代乡村文明在探索中孕育发展。百年巨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乡土中国”阶段（20世纪初到1949年）——存在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乡村文明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许多地区许多领域出现解体的征象，但其整体形态和特质尚得到保持。第二为“城乡二元中国”阶段（1949到1978年）——乡村被纳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总体进程，国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国家大叙事覆盖了地区、村落乃至家族的小叙事，传统乡村文明由显性的系统性存在蜕变为隐性的碎片化存在。第三为“城乡两栖中国”阶段（1978到2012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我国城乡发展的主旋律，城镇化进程启动快进键，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奔波于城乡两地，迅猛提速的城镇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改变了乡村世界整体的空间形态和人口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全局全域性的“建设性破坏”。

同时，蓝皮书还将2012年以来到未来十五至三十年时间界定为第四阶段，在此阶段，国家将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当作政策重点，我国城乡关系日益呈现“城乡融合中国”的趋势。

判断三：传统乡村遵循“有机体自然演化的逻辑”，现代乡村遵循“反时间的结构置换逻辑”，两者在发展逻辑上出现巨大断裂。

蓝皮书提到，在传统农耕社会的数千年间，我国数以百万计的村落虽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特色，但其生产生活形式和精神世界总体上都像生物有机体演化那样缓慢变化着，其缓慢程度通常是“三代人的记忆”难以觉察的，为此可以将这个渐变逻辑称为“有机体自然演化的逻辑”， 它不仅适用于我国古代的乡村，也适用于那时的城镇。

然而，在过去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乡村日益受到“功能性-模块化-嵌入式的空间生产逻辑”的支配，这种结构置换逻辑原本属于GDP崇拜的功能主义城市，它往往会忽略一个地区历史文脉的连续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时间的结构置换逻辑”。如今，这一反时间的逻辑正在覆盖越来越广大的乡村区域，这使得我国现代乡村与传统乡村在发展逻辑上出现的巨大断裂。

判断四：过去四十年，我国从世界第一乡村大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城镇大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压缩性”特征。

蓝皮书显示，过去两千年中，我国城镇化率始终维持在6%-20%之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启动加速快进键。从1978年到2020年底，我国城镇化率从17.9%跃升至63.9%，年平均增速达1.1%，尤其是2000年至2020年，年平均增速更是超过了1.3%；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85%。我国用四十年就从世界最大的乡村大国一跃而变身为世界上城镇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巨变速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前所未有，在世界几百年现代史也罕见其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压缩性”特征。

判断五：高速城镇化的“涡旋效应”引发乡村世界的“圈层空间折叠”，“人口多元”成为未来乡村新常态。

蓝皮书还指出，高速城镇化在我国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具有明显动力学结构的区域城乡层级体系。在每个体系中，城镇化带来了“涡旋效应”，拉大了城镇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引发乡村世界的“圈层空间折叠”——在不考虑政府扶持、外来投资或互联网产业的个案条件下，任一乡村距离作为涡旋中心的城市越近，其“空间折叠”现象越明显；距离越远，其“空间折叠”相对不明显。

“空间折叠”不仅可以指村落格局与建筑设施等空间形态的改变，也可以指村落整体形态属性的更易（例如变为城镇社区、“城中村”、合村并居社区或“荒村”），还涉及因人口流入与流出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多乡村的人口结构将会从单一的世居群体转变为混合的多元群体，乃至最后从结构形态上与城市社区毫无二致。这一切乡村世界的新常态为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的塑造设定了迥异于传统乡村文明的历史条件。

判断六：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前提是深刻认识“乡村性”的基本内涵，它是乡村独有的能够满足人们幸福感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对于城市文明具有明显的治疗意义。

对此，蓝皮书提到，“城乡融合”的最终境界不是让乡村变得和城市毫无差异，不是单向地取消乡村，而是在城市与乡村互为“异度空间”、互为“异类生活模式”的条件下，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乡村和城市作出自由的选择。乡村性是乡村独有的能够满足人们幸福感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对于大都市的生活具有明显的治疗意义。唯有这种“乡村性”才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应当建构的目标。

乡村异于城市的首要吸引要素是它的“外部自然”，例如原野、丛林、河流和鸟鸣所构成的生态空间，这些自然会对厌倦了城市机械式生存状态的人群产生无穷的吸引力，尤其当乡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与城市日渐接近时。

此外，乡村生活更重要的吸引力在于贴近人类的“内在自然”。现代社会由充满利益计算与生存竞争的理性的“陌生人”构成，人的“内在自然”受到严重的扭曲压抑，这是导致东西方城市病的重要根源。正是城市病唤起了人们对精神世界中的“家园感”的渴求。尽量贴近人的“内在自然”，将“心灵秩序”塑造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并为这种秩序提供可行的体制机制方案，以此来重建现代乡村民众的意义世界和道德基础，这是“使乡村文明起来”的根本性条件。

判断七：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脚基层社区重塑“家园意识”，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双焦视点。

蓝皮书称，作为我国百年乡村发展的第四阶段，“城乡融合中国”是个“进行时+未来时”的、处于“尚未”状态的文明形态，因而更适合作为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理解对象。“建构主义”方法通常会承诺某种“应然性”的目标模式，因此，我们正在经历的“城乡融合”进程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总结，也要体现人们对未来新文明建构的道义诉求。

“县域推动”是我国现阶段城乡融合的体制支撑点，它体现了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集成起来，实现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社会一体化”思路转变。而乡村文明建设的重点则应落脚在以村庄为代表的基层社区，因为它是重塑人们“家园意识”的平台。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脚基层社区重塑“家园意识”，是未来乡村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双焦视点。

作者：张成杰

责编：戴蓉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