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表达：

源流与创新

（康伟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透过这个强烈的问题意识，凸显《讲话》对文艺“人民性”的开创性、系统性、战略性洞察，其影响力延续至今。

1942年5月2日所作《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这个目的（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本文作者注），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可以看到，立场问题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谈到“立场问题”时分两个层次进行了阐释。其一，“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其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里，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其次是强调“党的立场”，而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可以说，《讲话》引言，就已经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文艺“人民性”的观点。

1942年5月23日所作《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对文艺“人民性”进行了极其深刻的阐释。毛泽东在分析“现在的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根本性判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在分析了为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为帝国主义者的“汉奸文艺”之后，明确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他表示，对中国和外国的丰富文学艺术遗产和优秀文学艺术传统可以继承，“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将“人民性”作为其立论的根本和基础的。虽然他在《讲话》中具体分析的构成人民大众的“四种人”已经随着时代的巨变发生了变化，但“人民性”的指称则是一直有效并将继续有效的，构筑在“人民性”基础上的《讲话》思想体系，其对中国文艺乃至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堪称史诗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人民性”的阐释体现出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基于新的时代条件的创新发展。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些带有根本性、本质性的论述，是理解包括新时代电影在内的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关键所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针对新时代文艺的历史方位，对于文艺实现“人民性”的路径、评判文艺“人民性”的标准等都作出了创造性阐释。

回望《讲话》发表80年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可谓纷繁复杂，但“人民性”的显性特征和内在特质却是一以贯之的。用钟惦棐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电影必须是人民大众的。”虽然对“人民性”的理解和实践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时有遮蔽，乃至走上歧路，但总体上看，80年来电影“人民性”表达是主流。

《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成立的延安电影团，上承“左联”时期“左翼”电影的优良传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简陋的设备，开创了人民电影的新路，电影的“人民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表达和彰显。

1949年以后，《讲话》精神成为中国文艺事业的指针，中国电影自然也身在其中。“十七年电影”固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蕴，有着客观的时代局限，但人民成为电影的主角，革命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等各种题材的影片，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人民性”表达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受众的角度看，普通老百姓有了观看电影的机会，电影成为新中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路径，这是电影进入中国后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社会景观和历史景观。这也是电影“人民性”的生动景观。

改革开放后，十年“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电影“人民性”复归。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回“十七年电影”中的“人民性”，而更多地是在反思传统和改革开放中重新确立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人民性”，这里既有重建的部分，更有创造的部分。在反思传统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人的主体性的构建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电影也成为构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媒介，“人民性”突出表现为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无论是对主流意识的表达、对重大事件的阐释还是对历史伤痕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都呈现出新的审美趋向。这种新的审美趋向与走出十年桎梏的中国人的精神趋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正是改革开放后电影“人民性”的生动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之下，中国电影在电影艺术、电影产业、电影传播、电影研究等领域，都呈现出更加丰富、更具活力、更多面向的时代特征，中国电影产生深刻变革。在这个深刻变革中，电影“人民性”的一个表征就是电影表现人民的生活、情感更加贴近人本身，这种贴近在本质上并不意味着“降格”和“降维”，而是使得人成为人本身、电影成为电影本身。

新时代中国电影对“人民性”的表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强烈的创新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关注“具体的人”，使得中国电影“人民性”表达既“致广大”又“尽精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要义，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他还特别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一论述特别值得引起重视。对人民的这种“致广大”又“尽精微”的阐释，在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的创新表达中，有着广阔而深刻的观念回应和实践回应。新时代中国电影中，既有“大写的人”，更有“具体的人”；既有关乎“我们”的宏大叙事，更有关乎“我”的细腻刻写。关于大时代中的“具体的人”，关于“我们”中的“我”，《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电影最为典型。而“具体的人”与“大写的人”、“我们”与“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文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体的人”并不是普通人的同义词，因为普通人也可能因为塑造得不好而成为“抽象的符号”。中国电影中经常表现的伟人、领袖，也在新的表达之下成为“具体的人”，更具生动性、亲和力、感染力。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在新时代中国电影中找到成功的案例。

二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和“新主流电影”的探索构成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表达的有机部分。

从更为宏阔的背景来看，“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可归入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大框架中，这既顺应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逻辑，也彰显了人民对中国电影确立自身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彰显文化自信的新期待。“新主流电影”概念的提出和实践的深入，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引人瞩目的现象。对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弘扬、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对中国故事的敏锐感知、对时代精神的艺术把握、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情感认同、对类型电影和电影工业的深度融合、对网生代年轻观众的主动拥抱，使“新主流电影”的“人民性”得到极具代入感的彰显。

三是优秀、多样电影的持续供给，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的有效落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更加自信自强、电影类型更加丰富多元、电影市场空前活跃，电影总票房和单部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而电影票房是观众一张一张票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电影从“人”的角度与观众共情，这是电影“人民性”最生动的表现。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与生活场景更为日常化的融合，正在改变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观看电影的方式。虽然近三年受疫情影响，但从整体上观察，看电影已经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春节看电影甚至成为一种新民俗。而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根本所在，还是有更多样化的电影可供选择。没有优秀电影供给，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包括“人民性”在内的一切都是空谈。

回顾《讲话》发表80年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电影“人民性”也曾陷入过政治工具、过度娱乐、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伪现实主义等困境和陷阱。近年来一些电影人特别是年轻电影人对生活的漠视、对艺术的轻视、对道德的忽视，与“人民性”方向背道而驰，值得引起高度警惕。中国电影在面向未来继续前行时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不断从艺术上、产业上、学术上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秀电影的新期待，《讲话》中对文艺“人民性”的强调，依然可以带给我们深刻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在回顾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程时说，我们“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如何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征程上艺术地表达好“人民性”，紧扣优秀电影供给这个基本点和生命线，更加有效地向人民生活敞开、向时代精神敞开，在后疫情时代尽快开创新局面，是中国电影必须回答好、相信也一定可以回答好的重大课题。

责编：周听听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