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静

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道州营道人（今湖南永州市道县），儒者尊称其为“周子”。23岁出仕洪州分宁县主簿，30岁首次回湖南升任郴县县令，50岁重回湖南赴任永州通判，56岁致仕知南康军任上，57岁病逝于庐山濂溪书堂。为官33载，“不卑小官，职思其忧”，辗转江西、湖南、重庆、广东四地，办学兴教，拙政清廉，所到之处均有口皆碑。传世大著有《拙赋》、《爱莲说》等，后人编有《周子全书》。

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著作字不满五千。湖南历史上的第一位“圣人”，朱熹称之为“先觉”，张栻尊为“道学宗主”，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其列为历代32位圣人中的第13位，“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中国儒学史、思想史上，周敦颐与孔孟、程朱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被赞誉为“理学开山”、“湖湘源流宗师”。

传经之学，世人皆知《爱莲说》，少闻另一部诞生于湖湘本土的传世大著《拙赋》。可以说，周敦颐为人处世的品格精神恰恰就体现在这个“一说一赋”。《爱莲说》以莲自喻，“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其刚直不阿、淡泊名利的清廉之志；《拙赋》以拙为诚，“天下拙，刑政彻”，是其为人守拙、为政守拙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十五年故里生活“平生之志终在丘壑”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寻根究底“霸得蛮”，不搞明白不罢休，堪称移动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对于种种疑惑，辞官归田的老父亲周辅成总不厌其烦地给予悉心解答，其母郑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也不遗余力地给予督导鼓励。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求知视野不断扩宽。十几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等儒学经典。同时，周敦颐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文辞优美、而且立意新颖。一时方圆数里的读书人，无不对其称赞有加。

北宋当时正推行 “以文立国”的方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批起用文官。读经攻史、讲求学术，成为士人的唯一出路，也成为官场崇尚的风气。有一次父子对话，周辅成要儿子谈谈将来的志向，周敦颐坦言自己长大后不想做官，只想在孔孟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更进一步，以正人心、辟邪说。周敦颐的这番回答，让素性淡泊的周辅成欣慰！震惊！欣喜！欣慰的是，和自己走的路和而不同！震惊的是，其志高远实现非易事！欣喜的是，一旦实现非圣即贤。及时当勉励，周敦颐点头会意。

正因如此，思想文才自小就极为出众的周敦颐，此后再没有参加过朝廷的科举考试。还是其父周辅成去世的五年后，被衡州的舅父推荐以荫补入仕将作监主簿。

少年时代的志趣，往往会影响未来的人生道路和发展方向。加上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孕育，道县有道山（又称笔架山），前有濂溪河环绕如飘带，为少年时代的周敦颐储备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潜能。山水田园，妙悟人生，给 “一说一赋”的呼之欲出奠定了基础。

首次进入湖南赴任 八年治绩“如光风霁月”

庆历六年（1046）冬，30岁的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第一次进入湖南为官。此前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任上的 “耿直boy”，回湘即收获了一大波“粉丝”：《宋史·周敦颐传》记载：南安监狱有一囚犯，法不当死。周敦颐的顶头上司、南安军转运使王逵，却欲将该囚犯问成死罪。王逵霸道，同僚们谁也不敢异议。关键时刻，“霸得蛮”的周敦颐只身而出，苦谏不成，于是立马写辞职报告呈交王逵怒道：“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 霸道的王逵被“霸得蛮”的周敦颐折服了！最后重新修改决定，将这个囚犯由死刑改判为流刑（即充军）。王逵亲自登门做其工作、退还辞职报告 “将相和”。自此，王逵对其刮目相看，赞其贤良。周敦颐不忘初心，为“正人心”，保一个素昧平生的囚犯性命，可以连官位都不要，想想这在当时得有多酷呀！

此外，郴县县令任上，周敦颐还和顶头上司成就了一段最温情的“师生谊”：周敦颐公务之余，下大力气办学讲学。“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这时的周敦颐正值而立之年，其学术思想已经成熟，讲学深入浅出，头头是道。每逢讲学，郴县及其他县的文人士子都会闻风而至，座无虚席。郴县是州府所在地，事迹很快传到了知州李初平的耳朵里。这位上进心很强的顶头上司，虽武官出身，读书不多，但为人正直。在微服私访听了周敦颐的讲学后，李初平就动了拜周敦颐为师的心。但这在官场是少见的！上级拜下级为师，以师生身份面对，放在今天也依然罕见。一方面可见李初平为人谦逊、不拘小节，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周敦颐的学问水平以及人格魅力。这一段“师生谊”成为当时士人圈茶余饭后的美谈。遗憾的是，两年后李初平因病去世了。人以群分，李初平也是位清廉的官员，去世后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周敦颐一己承担下来，并自此 “往来经纪其家，始终不懈。”

“治绩尤著”，周敦颐在官员和老百姓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濂溪诗并序》称颂曰:“舂陵（即道县）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八年后，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升任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

人生起落后重返湖南 厚积薄发“终成大著”

治平三年（1066年），50岁的周敦颐重返湖南，赴任永州通判。

此前的三年，是周敦颐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三年：三年前，他意气风发、挥笔而就写下传世大著《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名声大噪，成为士子们的座右铭；二年前，风头日盛的他下到属县视察，虔州城却发生了一场罕见大火，“焚千余间，朝廷行遣差替”，周敦颐遭遇了此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前，周敦颐的上司知州赵抃已离开虔州，虔州知州出缺，周敦颐实际以通判名义在主持全州政务。这样，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大火对虔州带来的巨大损失，周敦颐感到对不起虔州人民；另一方面，原知州赵抃等正在朝堂极力推荐周敦颐接任知州。这个打击让他修养了一年多。永州与故里道州相邻，周敦颐直到次年二月才启程赴任。

重回湖南的这一年，意义非凡，正是周敦颐“大彻大悟、大智若愚”的一年：话说周敦颐移调永州的消息，早已传到道州。亲朋好友、乃至父老乡亲，都想前来攀附。

周敦颐左思右想，既不能给家乡人添麻烦，更不能接受家乡人的请托。说白了，徇私情而枉公法的口子不能开。怎么办呢？周敦颐“耐的烦”，特意写下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觉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请子侄带回遍示父老。这首正气凛然的诗，被后世视为其为官清廉的实证。其中“事冗不觉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成为引用甚多的金句。意思说，给国家效力，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是尽本分，虽然很忙但并不觉得劳累！凡事只要心甘情愿，就不会觉得劳累！做官的只要清廉，只要守拙，吃的香也睡的安！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周敦颐的诗激起千层浪。家乡人议论纷纷：诸如忘恩负义，只图自己升官发财，不顾家乡人死活，家乡算是白养他一回之类的话语，飞满了道县的街巷村闾。更甚者还有人放言，周敦颐是不是有病！当官不牟利，当官不整事，这个官让他当得越来越笨，越来越傻了。

周敦颐怀着极度的失望，回故里永久性地处理完家中祖业，很快就返回了永州。极度的失望，激发了周敦颐极大的反思。回顾这些年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兢兢业业，以及重新振作重返湖南后遇到的种种不如意，众口铄金、如临深渊。为了安身立命、以明己志，周敦颐辗转反侧，痛定思痛，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不朽的传世大著《拙赋》——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拙赋》宋代 向子廓隶书

周敦颐为什么写《拙赋》？笔者以为，这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一致的，更是其为官以来的真实写照。以拙为诚，为人守拙、为政守拙，的确会让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会被嘲讽是孤高自傲、不善变通、傻里傻气。对于这一点，他在序中有所指：“或谓予曰：‘人谓子拙’。”写《拙赋》，正就是对“人谓子拙”的终极回答，他态度鲜明地强调，以拙为荣、以巧为耻！并从四个方面将“巧者”与“拙者”进行了对比：语言上，巧者娴于辞令、花言巧语，而拙者忠厚老实、沉默是金；行为上，巧者偷奸耍滑、煞费苦心，而拙者韬光养晦、处世泰然；品德上，巧者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而拙者正大光明、严于律已；最终结果上，巧者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拙者无欲则刚心地宽。周敦颐认为，天下皆拙，就会出现安顺和谐的局面；官场风气清正了，各种弊端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抑制与杜绝。

《拙赋》的诞生，无疑给当时混浊的官场注入了一股奔腾的清流。杜绝华而不实、投机取巧，而要为官清正、脚踏实地的为政思想，获得了广泛士人的共鸣。士人何平仲在《题茂叔拙赋》应和：“诚者任其真，安知拙为拙。舍伪以存诚，何须俟词说。”

没过多久，吏部升任通知传到永州，周敦颐以永州通判“往权邵守”，即去邵州代理知州。次年出湘，再次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今广东广州市）。也算是得到了官方首肯。

成为湖湘之光 “警策后世”传诸千古

六年后，周敦颐病逝于濂溪书堂，终年57岁。

《拙赋》诞生于永州，永州官场和百姓极为尊重，为其留下了“拙堂”“拙岩”“拙榻”的“三拙石刻”。后人还在永州通判厅后建“拙堂”，将《拙赋》刻于堂中石碑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有了“湖湘源流宗师”周敦颐、和湖湘之光《拙赋》的精神引领，及其后湖湘学派的兴起，湖南才得在中国正统主流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

七十多年后，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长子、时任永州知府的胡寅，读《拙赋》拍案叫绝。于是将“拙堂”改为“康功堂”，他写道：“政拙催科永陵守，实赖贤僚相可否。邦人复嗣海沂歌，仓廪虽空闾里有。”意思是，为朝廷负责督责一方政务和税收的永州守令，没有因为催缴税收而干扰百姓生活，尽管国家得到的税收并不多，但是老百姓却都过着年年有余的生活。胡寅强调，国家不可与民争利，只要百姓富足，国家就不会亏空；只要百姓生活有保障，国家的平安才有指望。其“拙”和周敦颐一脉相承，周敦颐就曾大呼：“丈夫才略逢时展，仓廪皆无亟富民”。哪怕国家的仓库空了，也要先让老百姓的生活有着落。

八十多年后，胡安国的门生、大诗人陆游的老师曾幾（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均师从）作《拙堂记》，赞曰“周敦颐守拙，二程宗之，名卿大夫推崇之”。

黄庭坚在《濂溪诗并序》评述：“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征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余风犹足以律贪。”

时至今日，《拙赋》依然是一股影响世道人心的清流，依然是一道“警策后世”传诸千古的湖湘之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以拙为诚。为人守拙，“霸得蛮”，就是要去掉华而不实，去掉投机取巧；为政守拙，“耐得烦”，就是要脚踏实地为百姓心安，民得平安天下安。天下多一些周敦颐的“拙”，少一些各种形式的 “巧”，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风清气正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韩公亭》